唐代的“开元通宝”，开创了我国货币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自此，青铜铸币告别了以半两和五铢标重命名的传统，开始向抽象化、符号化转轨。“开元通宝”还在形制和重量上树立了中国货币的标准形象，它以一钱为法定重量单位，每十枚钱重一两。十钱一两的十进位制由此产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开元通宝”这四个字出自唐初欧阳询的手笔。所谓“开元”，是开创新纪元的意思，而“通宝”则指在统一之国度内的通用宝货。欧阳询的书法居唐代四大家之首，他的楷体“于平正中见险绝”，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开元通宝”却含八分和隶书，写得方圆兼备，颇能显示初唐文化的兼收并蓄。“开元通宝”不是“年号钱”，它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开铸——这比唐开元年早了近百年——在唐代约三百年的历史中通用，未有中断，这在货币史上也是罕见的。
当时不仅国内商品流通繁盛，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东起长安，西至伊朗印度土耳其的“丝绸之路”，使中国成为亚洲地区的商贸中心。中国最早的一种汇兑方式——“飞钱”，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飞钱”亦称“便换”，起于唐宪宗时。由于国内及外贸交易的日益发达，铜钱短缺的形势加剧。当时与唐朝通商密切的许多国家，也流通“开元通宝”。铜钱大量外流，唐朝中央政府有限的铸币量不敷使用，各地经常出现“钱荒”。于是中央政府规定各地方政府禁钱出境，以防钱币流入海外。这样，汇兑业务的雏形“飞钱”便应运而生了。
“飞钱”有两种，一种是各地在京师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发联单式的“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所谓进奏院，是唐代中期边疆地区的藩镇节度使为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络，在长安设立的办事机构，专门负责呈递奏章，向朝廷各部门请示汇报及搜集政治、商业消息等。到九世纪初，全国节度使已发展至四十多个。使用“飞钱”的商人与节度使派遣在京的进奏院交涉完毕后，以一纸凭据即可随时随地兑换现钱。另一种“飞钱”是由一些“邸店遍海内”的私商办理的。这些私商就是明清时期，在全国各地及欧亚国家开设钱庄、票号的山西商人的祖先。私商招徕这种生意，一是为了避免输送现钱，二是牟利。他们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邸店之间的联系，向不便携款远行的商人发放票据，商人可凭此“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在私商所开的联号合对票券后取兑货款。当时进奏院所办的“飞钱”曾一度收费，元和七年时，每千钱“便换”收取汇费达百文。而私商受理的“飞钱”都是平价汇兑，不收汇费。但古时交通不畅，加之边地路途遥远，合券付款往往在一两个月之后，这实际上已使私商获取了利息收益。
“飞钱”这种汇兑方式在唐代发端后，被北宋沿用。宋开宝三年（公元971年），官府在开封设置官营汇兑的机构“便钱务”，为行商直接办理异地汇款。据有关资料，在995年至997年间，全国商业汇款已达一百七十八万贯，规模远远超过了唐代。这标志着中国的信用交易已走过了萌芽期，随货币金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