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复开宝晋局鼓铸，设炉10座。年铸青钱42324串，十七年停。十八年又开，仅剩6炉，二十一年增炉5座，达11炉。至十九年后仅开4炉。嘉庆年间宝晋局继续鼓铸，道光九年时仍有4炉，旋停。二十二年又开4炉，咸丰三年宝晋局铸铁钱，四年底铸当十大钱，九年宝泉局在山西平定州设宝泉分局，铸铁钱解京。后改为晋省接办，有炉29座，六月减炉14座， 存15座，此时局存铁钱已达15万数干串，无法 畅行，旋停。同治四年仍开4炉。到光绪年间因 铜贵，至二十五年开始开1炉，第二年又加1炉，铸重7分4厘重的制钱，每月出钱2千串。 阳和局于顺治七年二月在阳和开立，至八年十月停炉止计获息8083两8钱．十三年移至大同。
乾隆通宝。乾隆元年(1736年)改铸乾隆通宝。乾隆十四年(1749年)才开铸，改炉10座，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又停铸。十八年(1753年)再复开铸，设炉6座，到乾隆二十一年(1759年)增炉5座，共11座，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复减去5座。晚期因铜运困难，铜价上涨，有的人便乘机囤积，使铸钱减少，钱价又增值。造成私铸泛滥，充斥市场，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终因私铸严重，钱贱而下令各省暂停铸钱，此时宝晋局虽未停铸，却减炉2座，只剩4座，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被迫停铸。宝晋局在乾隆年间因铸钱较晚，按规定只有重一钱二分之制钱(图13)，由于乾隆在位时间长，宝晋局开铸时间也久，故遗留下的钱较多，重量也稳定。
五、嘉庆通宝。嘉庆元年(1796年)改铸嘉庆通宝，4月下令各省恢复鼓铸，宝晋局接旨后便立即于嘉庆元年开铸(图14)，设炉6座；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减去2座，直到道光二年(一说道光四年)停铸。其它省有的到嘉庆十年也未开铸，使钱缺而价贵，私铸又风行起来，给人民生活带来灾难。由于宝晋局在嘉庆年间未发生停铸，使铸钱较多，而且按章鼓铸，其直径由23至26毫米，重量多在4克以上，表明币制的稳定，保证了山西制钱的正常流通，满足了经济的需要。
六、道光通宝。1821年宣宗接位，改元道光，铸道光通宝。这时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鸦片输入增多，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使国内纹银日少而贵，几近耗竭，由于银贵影响钱贱，每两银可换制钱2千文，使一些交通不便而又缺铜之省难于鼓铸制钱，只好停铸，宝晋局为停铸钱局之一。宝晋局在道光二年停铸后，迟迟到道光九年(1829年)才又开铸(图15)，仍为4炉。
随着银价的上涨，宝晋局每年铸钱不当无利可图，除省内商人们自招帮价的补贴外，还要亏工本银，故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奏请停铸。后在户部一再命令下，宝晋局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复开铸，仍为4炉，直到咸丰六年才停铸。宝晋局在先后开铸的十年中，铸有直径为22至25毫米，重在4克左右的道光通宝数种。
七、咸丰通宝和咸丰重宝。1851年文宗接位，改元咸丰，铸咸丰通宝。这时因鸦片战争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白银外流更为严重，银贵钱贱的现象达到高峰，加之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使财政收入锐减而军费开支则猛增，造成财政极端困难，铸钱所依靠的滇铜又被切断通路，无法运铜供应京局及其它局而纷纷停铸制钱，面对缺钱少铜的局面，清政府只好采取大量印发官票，宝钞和铸大钱，铁钱及铅钱等办法来弥补财政的不足。由于大钱铸造时间短，仅有数月之久，有的省还未开铸便接到停铸令而未鼓铸大钱，造成有记载而无铸造，宝晋局当50大钱虽有此说却无实物就是一例，但刘春季先生在“馆藏咸丰钱分类表”中①，以发现实物为依据而提出宝晋局铸有当50大钱，可惜未见实物和较详细的介绍，不知其为一品?还是有数品?是否为当时户部准备下发之样钱?还是私铸钱?有待深入探讨。因山西缺铜和铅，历来铸钱都有限，在咸丰元年改铸“咸丰通宝”后，宝晋局仍为四炉，到咸丰四年才铸当十大钱，面为“咸丰通重宝”，这时清政府已下令相继停铸各种大钱，专行当十钱。咸丰六年(1856年)宝晋局因奉令铸造铁钱而停铸铜钱，直到咸丰终了也再未铸造铜钱。
山西虽缺铜和铅，可盛产煤和铁，尤以平定州产煤多，为全省之冠，煤质最佳，为无烟煤。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山西巡抚哈芬奏请利用山西丰富的煤铁，铸造铁钱来弥补国库之空虚，到11月户部开始在北京试铸，于咸丰四年三月铁钱试铸成功，决定开始铸造并使用铁钱，除北京设厂外，又在平定州河底镇(在平定县北70里)设立宝泉分局，专铸铁钱，开炉20座，从内部派司官二员监督，由晋省遴委道府大员会办兼，所铸之钱背文为满文“宝泉”二字。到咸丰七年(1857年)则因铁钱笨重，无法畅通，窒碍难行而停铸。
宝晋局在咸丰六年(1856年)奏请停铸铜钱，改铸铁钱，经获准于咸丰七年十一月开铸，到十二月铸竣，背文为满文“宝晋”二字，以与平定州所铸之“宝泉”铁钱相区别。不久也以窒碍难行而停铸。
咸丰年间因特殊的情况，使山西的制钱也出现了多品种之局面，有铜钱和铁钱，铜钱中有制钱(图16)和当十钱(图17)两种，其中当十钱较多而又精整，前期直径为38毫米，重16克以上，后期出现减重现象，为13克多，减重不多，基本稳定。在铁钱中则分“宝泉”和“宝晋”两种，后者仅铸二月，故数量极少。历来钱币著作中均未提及，也未见过图录，更未见过实物，直到今冬在泉友翟昌禄处才发现一枚，并赠给拓片，得以公布于世(图18)，使这珍贵史料得以重见天日，填补了山西钱币史上一空白，得到它应有的价值。该钱面有铁锈，直径24毫米，穿径5.5毫米，外部宽2.5毫米，重4.1克，文字清楚，在铁钱中为难得的珍品，反映了山西的铸钱技术较为发达。
八、同治通宝。1862年穆宗接位，改元同治，铸“同治通宝”。宝晋局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才开铸“同治通宝”(图19)，仍为4炉，铸量与以往同，不久便停铸，到同治十二年又恢复鼓铸，设炉两座，到同治十三年又停铸，故铸钱较少，不过质量精致，大小多为24毫米，重4克左右，在全国币制混乱，减重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山西仍保持了制钱的稳定，突出了山西特色。
在《古钱大辞典》中，刊有“同治通宝”，背文仿康熙满汉文式的制钱一套，共20个局名。
这一套“同治通宝”背满汉文钱肯定不是各省奉令铸造的流通货币，因此也就不能作为各省府局恢复鼓铸之证据，这点是需要澄清的，这套钱应是专为收藏之玩钱。
九、光绪通宝。1875年德宗接位，改元光绪。由于财政困难，中央仍铸当十大钱，并令各省也铸，命名为“光绪重宝”。光绪十三年(1887年)令各省铸一文制钱，命名为“光绪通宝”，山西宝晋局于这年遵旨派人到天津购铜开炉鼓铸(图20)，不久便停铸。后山西宝晋局遵令又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复铸(图21)，先开炉一座，到光绪二十六年又增一炉。这年广东开始造机制铜元，每枚当十文，重量稳定，大小一致，造制精美，为人民所喜爱，而且利润大，各省纷纷仿造，清政府见大势所趋，便在1901年明令除留宝泉局仍铸6分重之制钱外，其余各省均铸机制铜元，企图统一币制。山西因以制钱为本位，田赋征收银元，不通用铜元，故至清朝灭亡也未铸造铜元，仍铸制钱，直到光绪改元宣统才停铸，因此宝晋局所铸之“光绪通宝”较多，初期的径大，为24毫米，重4克左右，字迹规整，如同母钱，铸量少，晚期的径小，20毫米左右，重2.6克以上，字迹粗糙，数量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