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 发个搪瓷的，青海8.18问题决定茶缸

前些天的收获，个人觉得挺有意义。

青海8.18问题决定茶缸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

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

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ＸＸＸ部队副主任张ＸＸ，对西宁“八一八”

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ＸＸ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

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ＸＸ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

有大批枪枝，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

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调查，织锦亦未搜到一

枝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有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

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同志只会外，ＸＸＸＸ部队，ＸＸＸＸ部队，Ｘ

ＸＸＸ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廿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

和张ＸＸ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

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

律平反。

（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来解决

。严防坏人调动群众斗群众。

（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

，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

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ＸＸ、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出的话什么价钱？

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

1967年2月23日下午2时许，《青海日报》印刷厂的前门和后门，忽然枪声大作，数百名“八一八”造反派倒在血泊中，酿成文革中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见证人，我应该把这个悲剧记录下来。
　　
仇恨发芽便疯长　
　　
文革开始不久，中共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得风气之先，根据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精神，于6月3日刊出一篇题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的社论，鼓吹把全省搞它个天翻地覆，天下大乱。这篇社论见报后，许多干部群众乘车或结队到报社提出抗议，要求省委严肃处理报社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一种压力，中共青海省委把这篇社论定为毒草，并撤销了报社总编的职务。
　　
也就在这个时候，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闻到了个中气味，把首都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航红旗”等造反组织，以及哈尔滨军工大学一批天兵天将派到青海来。他们下车伊始，就要为“六三社论”平反，并在青海日报社首先组织起“八一八”红卫战斗小组(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期命名)。这就是“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的雏形。嗣后各行各业陆续组织起“八一八”造反组织。于是，全省以破“四旧”为名，开始了打、砸、抢、烧运动。
　　
进入1967年，得到毛泽东支持，在上海首先兴起的夺权运动，波及到青海。青海省级单位的党、政、财、文大权摇摇欲坠。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红卫兵闯进省委各部门串连，如入无人之境。《青海日报》红卫小组最先夺了报社的权，并发出号召全省夺权的社论，把夺权运动推向全省。与此同时，报纸上也出现了“批判省军区刘邓反动路线”、“打倒省军区一小撮走资派”一类的论调，埋下了军队与造反派冲突的隐患。
　　
青海军区领导层的分裂
　　
1967年元月下旬，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革命群众”指令。以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为代表的部分领导做出决定，要大力支持“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刘贤权曾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师长，后来升为军长，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彪在文革初期，就培植亲信，排除异己，控制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八一八”造反派组织起来后，刘贤权很快与之挂钩，同时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王昭曾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是此时已被打倒的中央军委负责人罗瑞卿大将的老部下，在青海人民心目中很有威望。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为代表的另一方坚决反对刘贤权的这一举动，军区内部大部分机关干部支持赵永夫，与刘贤权对抗。
　　
有个背景应在此交代。1967年1月中旬，全军“文革”小组改组，江青当了顾问。并立即动手抄了总政主任肖华的家，这是部队上层机关乱起来的一个信号。江青的做法受到部队高层领导的抵制，以中央军委领导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几位元帅为代表，坚决反对把部队搞乱，他们认为，军队的稳定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之所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据说林彪也支持)，经过多次与上边磋商，毛泽东认可了，1967年1月28日，颁布了一个中央军委的红头文件“八条命令”，内容包括：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不许武斗；不许抓人抄家；不许串连等。据权威人士分析，这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既希望把部队的“文革”进行到底，又担心军队失控，影响整个局势稳定的矛盾心理。“八条命令”的颁发，摆脱了军队领导机关的瘫痪状态。
　　
“八条命令”下来后，青海军区内部，赵永夫的观点更加占了上风，刘贤权陷于有职无权的境地。“八一八”造反派多次到军区附近张贴“打倒省军区一小撮混蛋”、“革命军人要掉转枪口，对准叛变革命的指挥员”等内容的大字报，军区大院门前，多次出现辩论场面。可是，由于广大官兵长期接受部队传统教育，老作风、老信念依然很有影响，对红卫兵的种种作为产生强烈抵触情绪。
　　
部队接管《青海日报》遇到抵抗
　　
以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为首，联络青海其他驻军领导——205部队领导张晓川以及军区直属部队独立师的领导，组成了“联合指挥部”。他们决定尽快接管《青海日报》，因为报纸天天号召造反，号召夺权，号召大乱，他们无法接受，认为这样的报社领导班子必须改组。而“八一八”造反派也横下一条心，要守住这块已经夺到手的舆论阵地。先是，部队在市区一些街道，张贴大字报，指名道姓揭发“八一八”组织不纯，是社会渣滓……2月3日，部队又出动250多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战士，在西宁街头进行武装游行，沿途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口号，以显示力量，威慑造反派。2月14日，部队公开宣布《青海日报》是非法的，必须实行军管，并派出十多个连队，占领了五个制高点，对报社印刷厂大院进行包围，一场生死搏斗，一触即发。
　　
“八一八”造反派针锋相对，从各行各业调来上千队员，日夜轮流守卫报社。他们带着红袖箍，把守通向报社的各个路口。入夜，报社印刷厂大院点起堆堆篝火，为人们驱寒照明。部队多次派代表与造反派领导交涉接管报社事宜，均遭到严词拒绝，有时甚至被驱逐出来。2月19日，“八一八”造反派组织示威游行，对部队表示强烈抗议。当游行队伍经过报社大院门前，与对立面组织——“捍卫队”发生冲突。捍卫队一个女队员惨死在车轮之下。捍卫队当即抬着尸体游行，仇恨在斗争中升级，矛盾进一步激化。2月23日清晨，部队联合指挥部公开宣布，“八一八”红卫兵为反革命组织，下令立即取缔。
　　
相持九天九夜，枪声大作
　　
《青海日报》印刷厂大院坐落在湟水岸边，那些天成为两种势力对垒的焦点所在。“八一八”的头头们驻守在此，人称“八一八”司令部。而部队领导赵永夫则坐镇西宁宾馆，亲自进行指挥，与报社大院相隔只有一箭之遥。在斗争最激烈时，刘贤权曾派人给“八一八”头头送信，要他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时造反派的情绪日趋狂热，北京红卫兵的广播车在不断呼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八一八”的高音喇叭更是破口大骂，什么“把披着黄皮的保皇狗赶出去!”“砸烂省军区一小撮混蛋领导的狗头!”……漫骂声不堪入耳，这使部队官兵更加磨拳擦掌，仇恨之火在心中燃烧。赵永夫原来认为，“八一八”会藏有大量枪支弹药，曾说“就是用刺刀挑，也要占领报社!”也说过：“如果‘八一八’开枪，我们坚决还击!”而实际“八一八”造反派却没有枪，而且对部队开枪，也缺少思想准备。
　　
1967年2月23日，也就是部队包围报社的第九天，上午11时许，一阵清脆的枪声传来。刹那间，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戛然无声，部队的第一枪是对着“八一八”的高音喇叭发射的。这时，报社院子里混乱起来，人们小跑着出出进进。但是枪声很快停了。人们在等待。下午二时，枪声大作，像大年夜的爆竹声一样，从报社的前门响到后门。有冲锋枪声，也有机关枪声，连成一片。开始还能听到语录口号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来就看见许多人扑倒在地，许多人向四处奔逃……
　　
因为五个制高点都由部队占领，一处开枪，对面制高点的部队，误以为子弹是从报社大院里打出来的，当即还击，于是四面枪声交叉齐鸣，局面无法控制。赵永夫一看死了那么多人，也傻了眼。
　　
半小时后，解放军押着“俘虏”队伍由西向东移动，其中多数人受伤，行动一瘸一拐的，向中共省委大院走来。伤员们被同伴抬着或架着，胳膊或小腿悬空摇荡，仿佛仅仅连着一点皮肉。人们一个个灰头土脸，身穿蓝布羊皮大衣，大半是省公路局的工人，今天正巧轮着他们值班守卫报社。这支队伍最后被押到省委大院的操场上，有几个解放军班长、战士手持冲锋枪，飞快攀上附近的省委食堂房顶，铁青着脸，大声喊叫：“不许动，谁动打死谁!”而受伤的人们，有的在地上打滚，有的在地上翻跟头，翻几下也就不动了。还有人嘶哑着嗓子喊叫：“快来给我包扎，疼死我啦!”而在战士眼里，这些人是洪水猛兽，是青面獠牙，谁会管他们呢!
　　
清理战场时，死者170多人，重伤近200人，“俘虏”约2000人。就在响枪的那天晚上，有近万人被关进监牢，各机关、各单位开始残酷逼供，刑罚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单位用烟头烧，铁丝捆，甚至用上了“老虎凳”。
　　
来自北京的声音
　　
开枪的当晚，赵永夫给中央军委一位元帅打电话汇报情况，对方回答：“林副主席指示，打得好，打得对，总结经验。”直到“北京三司”红卫兵赶回首都，与“中央文革”江青、康生等人接上头，江青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1967年3月11日，毛泽东在一个书面材料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就值得研究了。”后来，“中央文革”做了调查，主要是听信返京红卫兵的一方汇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否认了他讲的“打得好”那些话。3月24日，经毛泽东同意，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做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认为，青海省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是赵永夫夺了刘贤权的权；成立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平反，抚恤死者，等等。
　　
“八一八”造反派平反后，对待支持部队那一派，施行了同样残酷的批斗。仇恨一旦发芽，就要疯长。严刑拷打比比皆是，骇人刑罚时有所闻，虽未枪杀，也算是血腥报复吧!有一次，拥护赵永夫那一派的头头脑脑近二百人，被带到掩埋被部队打死的工人、学生的墓地(有人称为“短期烈士陵园”)，通通下跪，被打得鬼哭狼嚎，皮开肉绽。在那次报复性的行动中，被打伤打残者不在少数。
　　
那一时期，同事之间，乃至家庭间、亲友间，为了“革”与“保”之争，能够发展成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青海日报社一个美术编辑的妻子，“揭发”其夫要谋害伟大领袖，给那位美编带来了灾难。笔者所在的单位，当“八一八”得势时，一位领导曾拿一张放大照片给我看，说是从厕所墙壁上拍下的“反标”，上书“打倒‘八一八’反革命”。他问我是不是一个年轻记者写的，并说据此可把他打成“反革命”。我说，“不像是他的字。”又问：“也许是左手写的呢?”我仍然说：“不像是他写的。”心想，又不是要打倒***和伟大领袖，反对一个群众组织，就能打成反革命吗?后来查无实据，才不了了之。无独有偶，当“八一八”造反派被部队打成反革命时，那个年轻记者也来找我，说他从兰州把那个想把他打成反革命的领导抓回来了，省军区领导与他意见一致，应该枪毙。我知道，当时杀个人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平常，于是建议说“这可不是件小事，应该请示一下总社领导。”那位年轻记者与总社代社长王唯真通了电话，王问：“什么罪状?”接着又说：“你们先打个报告来，再定罪不迟。”后来那位领导被关进监狱，却没有被枪毙，是王唯真救了他一命。
　　
省委书记王昭的冤案
　　
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指定由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又明确点明，青海“八一八”群众组织被镇压，“同原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真是天大的冤枉。此事与王昭并无关系，而王昭却为此受尽折磨，最后死在狱中，是全国有名的一个冤案。
　　
王昭是河北平山人，1932年参加***，抗日战争中是晋察冀地区一个美名远扬的地委书记。与国民党作战时，参加过华北和西北的几大战役，指挥有方，战功卓著。从抗美援朝前线胜利归来，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受到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的赏识。1961年春夏，与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一道，去甘肃、青海两省解决饥饿问题。此后即留在青海担任第二书记、省长，实际上负主要责任。他不畏艰苦，到缺氧的高原地区作调查，并顶住重重阻力和极“左”势力，解决青海积重难返的问题，特别花大力气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和死人问题，恢复被破坏的草原，纠正平叛中一些过激做法，平反冤假错案，坚决与违法乱纪做斗争，被老百姓誉为“王青天”。
　　
“文革”开始，王昭敢作敢为，敢于承担责任，与当时省委第一书记遇事往后缩的做派形成鲜明对照。但他没有表态支持哪一个群众组织，尽管他对“八一八”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八一八”有些组织大搞所谓破“四旧”，搞打、砸、抢、烧，侮辱和迫害省里文化界、宗教界有威望的人士，他是非常不满的。但是，青海流血事件发生前后，他因胳膊摔坏，前往河南洛阳疗伤，没有参与“八一八”造反派与部队的矛盾冲突。中央宣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时，他被召唤到场，曾大声疾呼：“此事与我无关，我冤枉!”
　　
早在1966年11月间，中共青海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刘贤权得到上层的信息和授意，在会上“揭发”，说王昭与已被打倒的彭真、罗瑞卿关系密切，是他们派到青海来的，应该拔掉这个钉子。《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后，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指令把王昭押回青海接受审查，在动身之前，周恩来当面叮嘱刘贤权和“八一八”负责人，“王昭不是黑帮，是踏踏实实工作的人，你们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可是当时的周恩来，说话已经不能令行禁止，王昭一回青海，当即被栽赃为“‘二二三’流血事件的总后台”，一下子被推进仇恨的旋涡中去，受到“八一八”造反派以及死者家属的残酷迫害。一个月时间，被批斗近五十次，每斗必打，每打必伤，胳臂多次被扭断，耳朵多次被撕坏，脸上被钉子扎了许多孔洞……后来又被送进南滩监狱。王昭有严重的糖尿病，在治疗上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态度。不久又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有关人还得到指示：“不能放虎归山，不能让他活着出去!”1970年2月，年仅53岁就惨死在狱中。1977年，胡耀邦出于无私正义的爱心，多次过问王昭的事，那年8月邓小平做了批示：“王昭问题是个冤案，应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中共青海省委常委，领导全省公、检、法工作的王仲方，和王昭同时遭到诬陷。就在那次为“开枪事件”定性的中央碰头会上，很少发言的林彪，听到在公安部为罗瑞卿任十年政治秘书的王仲方，正在接受审查，竟说道：“王仲方这个人，我找他很久没找到，他是罗瑞卿的心腹，罗的事他全知道，要把他搞起来!”几句话，把王仲方推进五年多铁窗生活，历尽劫难，九死一生。他父亲王肖山是辛亥革命老人、教育家，竟受他株连被活活饿死。王仲方直到1978年才彻底平反。
　　
在批斗王昭、王仲方的同时，全省还有近百名厅局级干部被折磨迫害，不少领导干部和群众被致残，甚至致死，罪名是“王昭死党”，“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站错了队”。
　　
赵永夫还算万幸，虽经多次残酷批斗，总算保全了性命。他在住医院期间，受到部下保护，全身被打上石膏，使施暴者无法下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取消了“反革命政变头子”的说辞，从监狱中放出来，调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但他的妻子因丈夫株连治罪，这位精干刚强的知识分子，宁死不屈，卧轨自杀。
　　
“文革”—全民族的互相摧残戕戮，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