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专家孙伯渊
孙伯渊(1896-1984)，祖籍江苏苏州，中年移居上海，住卢湾区，与著名书画家吴湖帆、冯超然为近邻。他的书房名曰“石湖草堂”，高朋满座，收藏文物以上乘精美居多。解放后他将大批书画文物捐献给国家，称誉海内。
自幼好学 脱颖而出
伯渊先生出身于一个以刻碑、拓裱为业的家庭中，父名念桥，在苏州护龙街(现名人民路)开设“集宝斋”字号。念桥一家六口，夫妇勤劳，维持一家温饱生计。念桥的长子伯渊、次子仲渊、三子季渊，女儿淑渊以后嫁于常熟著名花鸟画家陆抑非。念桥为人和善、广交文谊、勤奋治店，寄望长子伯渊能攻读成材立业成名。伯渊日间入私塾，晚间也要学些传家之艺。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可是好景不长，伯渊十三岁丧父，致使他中途辍学。至他弱冠之年就挑起家庭重担，历尽千辛万苦;同时刻苦钻研，用心阅读碑帖书画方面的考证资料、图录书籍，积累鉴定智慧，增进知识。见到长者和有识之士，虚心请教拜问。苏州既是历史古城，又是文化名城，辛亥革命后达官贵显、巨商政客云集于此，遗老遗少退隐旧宅，文人雅士吟诗作画，因此这里是文物的流通之地。许多人家家货雄厚，收藏丰富。年轻时代的伯渊凭借业务上的便利，经常往来出入于这些书香门第，耳濡目染，渐渐对文物鉴定方面的知识，从发生浓厚的兴趣，而至眼光日益敏锐。
当时苏州的大收藏家如“过云楼”主人顾麟士，字西津，号鹤逸，“阙园”主人李根源，字印泉，“粟庐”主人俞宗海，“大风堂”张善孖、大千兄弟，画家陆恢，字廉夫，学者谢玉岑等，莫不对伯渊表示好感。尤其是老前辈顾鹤逸和伯渊之间成为忘年之交，友爱甚笃，将一些不轻易示人的碑帖书画秘箧，给他观赏。每当此时，伯渊潜心默记。他广泛吸收这些前辈大家的文博知识、考据心得。他体会大收藏家、鉴赏家对文物鉴定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对保护文物那种极为负责的作风，视为终身的楷范。由于他有接触前辈的机缘，加之本人的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他在三十而立之年，已广泛涉猎金石书画、图书古籍、碑帖版本等各个领域。他虽然不善书法，但对碑刻的源流、时代特征、拓本真伪、各种版本的区别等等十分了解，其鉴定功力己臻于很高的境界。他脱颖而出成了苏州城中的行家里手。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注意收购集藏一些流入民间的字画碑帖，逐渐富裕成家。他不囿于家乡姑苏一地，又放开眼界，到常州、元锡、南京、常熟各处访书，收购甚丰，一时声名远扬。
定居沪上 卓尔成家
“八一三”事变，日寇侵华，时局十分危急，苏城收藏界人士惶惶不安，千方百计地以保护好文物当作救亡的神圣职责。伯渊在万般无奈中，只得悄然来到上海，在法租界里觅得一处住所，再将本人的藏品化整为零，冒着风险分批运到上海。好在苏州到上海路程不远，水陆都有交通，总算将卷帙浩繁的藏品完好无损地安置到了上海寓所，从此伯渊的后半生也就寓居于沪上。当时的上海有租界，呈现出历史上特有的一种“孤岛”现象。在这孤岛上，既有流离失所的难民，也有家产殷富的寓公，又有不少发国难财的汉奸、巨贾。同时从四面八方涌到孤岛上的文物古董、名人字画、古籍碑帖不计其数。伯渊处于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因迫于生计也不得不凭借自己对文物的鉴定能力，从中进行一些文物交易。
每有名碑书画到手，伯渊总邀约几位专家学者来到“石湖草堂”书斋，共同观摩品赏。于是大收藏家庞莱臣、吴湖帆、张葱玉、蒋谷荪、冯超然、潘博山、潘景郑、谢稚柳、徐邦达等都先后成了伯渊的诚挚好友。孙伯渊和吴湖帆寓居近邻，过从甚密。他的鉴定见解，具有独到精辟之点，很为许多大家所折服。
力购宋拓孤本
一天，伯渊听到有一藏家愿将一册宋拓张旭真书出售，索价黄金数十两。这时正在兵燹逃难的时候，变卖家产者众，购买碑帖者寡。而伯渊出于有心觅古，急奔驰去那藏家往观。往日张旭以狂草见之于世，而他的真书(正楷)则鲜为人知。伯渊一见宋拓本《郎官石记》裱本，计14页，每页4行7字。册后题跋有元代赵孟頫，明代王济之、王世贞、王世懋、胡缵忠，清代宋荦、梁章钜、翁方纲、成亲王、吴荣光、林则徐、何绍基。历代书法家对此碑极言为唐人楷书之神品，张旭草书存世有多件，而真书仅见此一件。伯渊鉴定确认为宋拓孤本之后，毅然倾囊付出数十两黄金，将此件拓本收庋，另一方面又将家中的字画卖出，使流动资金平衡。他节衣缩食，陆续购进商周秦汉，唐宋元明碑拓，计有三千馀件，其中有不少是孤本。
化私为公 捐献国宝
解放以后，人民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厚今薄古，化私为公成为一种风尚。伯渊是思想开通之士，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徒步走向天平路40号一幢花园洋房内，这里是上海文管会办公处。他拜访文管会主任徐森玉，说明欲将收藏的整套碑刻拓本捐献给文管会。徐森玉先生对伯渊的藏品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这套藏品全部经过整理裱装，体系完整，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森老得知伯渊的心愿，十分高兴、赞同，并交付给汪庆正同志襄管交接手续。经过清点造册，搬运入藏，费了许多时日。这套拓本除有少数青铜器墨拓外，绝大部分是从石鼓文、秦始皇刻石起，至两汉以来的碑刻、画像石、造像题记、墓志、砖刻等，蔚为大观，共计三千九百二十件。1960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和上海市博物馆的图书馆合署办公，这套石刻拓本也就入藏于上博图书馆。汪庆正副馆长对此巨大项目，最为知晓，评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珍品。
1980年，孙伯渊又将其所剩的二十三件文物再次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其中有:
一、《宋拓张旭郎官石记》。经汪庆正鉴定：“传世郎官石记原石宋拓，只有二本。一本早已流入日本;一本尚存国内的，只此孙伯渊所藏之本。此二本亦稍有出入，孙伯渊本当胜于日本所藏之本”。想当年伯渊以黄金数十两购得此本，不惜代价;到他80岁时，将此国宝又作捐献，又一次不惜代价。
二、《宋拓唐李邕书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李邕，号北海，他的行书出于右军，而又能摆脱旧习，自成风格。汪庆正云：“此碑是北海的最得意作，原石漫漶甚多，因此元明以来拓本都不佳，有摹本行世。孙氏所藏宋拓十分珍贵，历经明项元汴、莫是龙、王元美，清王鸿缵、朱彝尊等鉴藏。”
三、《宋拓米芾圆庵记碑》。汪庆正说：“米芾此碑书于三十三岁，世人称其为米书第一。石久毁，有覆刻本行世。由于翻刻本所据的是次序颠倒的剪裱本，因此有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无法读通，更不要说其书法的精确程度了。孙氏所藏此本是传世仅见的宋拓原装孤本。历经沈周、王文治、成亲王、李宗瀚等鉴藏。”
四、《宋版孤本竹友集》。汪庆正说：“竹友集，系宋谢过撰，一名谢幼槃集。长期以来传世仅四卷本。明万历时，谢肇淛自内府文渊阁抄出十卷本。而这种抄本也极少传世。至于宋刻原本，由于长期只存于内府，并无著录，因此其卷数和行款都无人知晓。传世仅存的这个宋版孤本，计十卷，每页十行，每行十八字，有刻工姓名。杨守敬长跋，以记述其在日本时得见此本，曾向日本人黄村借以影印，并以古钱数十易得此集携归，后售与潘祖荫。潘氏后人售与孙伯渊。”
五、《宋拓本茶录》。
六、《宋夹麻拓黄庭经》。
七、《宋版乖崖先生文集》。
八、《元、袁泰行书诗页》。
九、《明拓孔宙碑》。
十、《明、刘基书迹卷》。
十一、《杨廷麟墨迹诗轴》。
十二、《周顺昌书法·锦帆泾赋稿册》。
十三、《沈周山水画轴》。
十四、《丁元公书轴》。
十五、《吴历·葑溪会琴图卷》。
十六、《钱杜山水卷》。
十七、《五代、唐人写经卷》五件。
十八、《汉刻罗凤阙孤本》五种。
限于篇幅，本文中对伯渊所捐献的精品不能一一细述。此外又将十种宋拓碑帖，捐献给故宫博物馆。其中有《宋拓颜真卿多宝塔》、《欧阳询皇甫君碑》、《李北海岳麓寺碑》等。
将《明黄道周撰书周顺昌墓碑墨迹》、《明高攀龙书札卷》捐献给苏南文管会(今无锡博物馆)。
另有一部分书画、文献捐献给南京博物馆。
以上各件中，《明黄道周撰书周顺昌墓碑墨迹》是一件珍贵文物。黄道周、福建漳州人，天启二年进士，官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等职，明亡，于金陵殉节。周顺昌，字景文，号寥洲，苏州人，万历进士，福州推官，因抨击大阉魏忠贤，被囚死狱中，当时激起苏州人士公愤。孙伯渊从秘箧中献出这件文物之后，引起文物界的极为重视，后因文物级别关系，苏南文管会将此件移送至南京博物馆入藏。
伯渊谈话一览
伯渊先生一生以书画碑版为媒介，寻师访友，虚心求教，不论是新知旧友，广泛交往，共同研究。对于亲属哲嗣循循善诱，教导有方。谈话所及，其朴素的语录，值得回忆:
“抗战前后世道动乱，不少世家子弟遗老遗少坐吃山空，家境日渐破落，不得不变卖家当度日，更有不少对文物价值一窍不通的人家，竟将祖上留下的图书字画扎捆论斤，当作废纸卖钱。那时我也贫穷，看到这些文化遗产有遭到流失毁灭的危险，十分痛心，只得自己节衣缩食收购了一些较好的文物，或将已收进的字画物件易出，换取现金，再购进心爱的碑帖书画。”“我平日布衣淡饭，从未有半点奢华，毕生心血全用于收藏。”
“我迫于生计，也不得不凭借自己对文物的鉴定能力，从中进行一些文物交易，但我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凡文物不售于外国人;二是凡上品的文物，尤其碑帖只收不卖。”
“我家不宽，不可能有货即买，只能择优选购，有时财力不济，眼看一些珍宝落入他人之手，只能望洋兴叹。”
“文物是历史文化的沉淀和凝集，也是前人智慧创造的结品，因此要欣赏和鉴定文物首先要有一定的文史方面的知识和修养、这是基础。现在虽然有了科学方法，如用化学物理仪器来测定检验，但这仅仅解决一个断代问题。对于一个作家不同时代的作品，对一件碑帖的不同版本，疑问的断定，不能仅靠仪器来测定，还须靠专家鉴定。”
“审定新出土的原石真伪，比之校勘旧碑更难，因为新出土的刻石既不见于前人著录，又无其他实物可以对照考证。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们鉴定文物也常有这种体会。”
“现在国家太平，人民团结，建设四化，百业俱兴，书法艺术也越来越发展，青年人爱好书法的也日渐增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日臻繁荣昌盛，受国际上的重视。我岂能以一己之私将张旭名碑湮没无闻，又何况张旭还是我的同乡。现在我将此件孤本捐献给人民大众，由博物馆保存展出，也是尽了我一点乡谊之情。”
后人承父遗志 继续捐献
孙伯渊之子孙堃镕是一位化工专家，他对父亲的捐献十分乐意赞同。自伯渊逝世后，堃镕秉承父志，继续做了一些工作:1986年5月他检出贝镛《千墨庵图》二卷，《徐轨精品》一卷，继续捐献给苏州博物馆。按:贝镛当年在苏州齐门外建筑千墨庵，并为之写图以纪，设色山水，布局雅致。卷中有清代苏州名家三十余人题跋。为此苏州市政协、宣传部、文化局领导专程到上海举办了孙堃镕献画仪式。贝镛的玄孙建筑大师贝聿铭闻此消息也十分高兴。
2000年10月香港集古斋有限公司出版共和国鉴赏家丛书之二《碑帖专家孙伯渊》专集(副标题:满地香泥梦有痕)。经徐冰冠编著，汪庆正作序，翁闿运题词。孙堃镕于事前将上海市文管会编写的《孙伯渊先生捐赠历代金石拓本清册》全文编入此书之中，于是此项金石拓本索引，煌煌大观，得能问世，供广大书法家文史家参考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