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接受了形同干涉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但在东亚地区因欧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袁世凯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北洋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并争回了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没有让日本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处理已使中国利益最大化，胡适称《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再加上《二十一条》的相关条款跟孙中山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有关联，因此以此深究实在有欠公允。袁世凯本人也号令全国教育联合会将签订条约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依此警励国人毋忘此日，誓雪国耻。
近来翻看一些资料，才知道条约签订之前袁世凯政府还有另一重压力，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 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 ”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日置益的话让袁世凯感到了压力，袁世凯政府方面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二次革命之后，孙文被通缉，逃亡至日本。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现在存有一份孙文与日本签订的《中日盟约》（孙中山与日本签订《中日盟约》包括什么卖国内容. 凤凰卫视. 2011年01月14日.）
按照《中日盟约》，若日本人出钱或武器，帮助他重新在大陆夺权的话，孙中山就把满洲割让给日本。日本以“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周旋，拼命外交之时，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都顾全大局，力主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孙中山却秘密与日本人暗中联系，甘心接受比“二十一条”更为苛刻之条款，以换取日本的支持。
受政党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近代中国史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一般以负面居多，而其主要的正面功绩是在清朝时期。关于他的负面评价是否公允近年来也遭人质疑。
【1923年中央银行汕头地名券】
【日本东京向美堂印行“祝大中华民国成立”明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