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认为，北宋“太平通宝”的铸造，使年号钱的铸造成为一种制度。“太平通宝”铸造于太平兴国年间，而比它早50多年的辽太祖在天赞年间就开始铸造“天赞通宝”的年号钱了。“天赞通宝”铸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是辽年号钱的发端，而是辽在之后延续了这种制度；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早“太平通宝”50多年，而是在它铸造时大宋王朝还未建立。所以北宋年号钱制度的创立，是否有借鉴辽的可能性？
辽史对契丹民族的起源有着美好的传说，而追溯契丹民放的历史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作为北方草原民族的契丹先祖，在秦汉间就已经相当的活跃，到西汉时与匈奴共同称雄草原的东胡，便是契丹的真正先祖。东胡与匈奴争雄败北后，在大兴安岭一带分化成乌桓和鲜卑两支，乌桓在东汉时被公孙瓒和曹操踢出了历史舞台，而契丹的先祖鲜卑一支却顽强地留了下来。契丹这个游牧民族到突厥昌盛之时，就开始与他们在融合、屈辱中发展，当然也在弱肉强食中有过辉煌，但总是在没落的边缘中一次次顽强地延续了下来，并多次以八部的形式存在，我想金镛先生《天龙八部》的名称可能由此而来？到混乱的五代十国时，他们突然崛起，在北方称帝，开始虎视中原。契丹人在长期的发展中，内部交易一直处于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生活必须品及剩余物品以皮张、牛羊等实物为媒介进行交换。在盛唐臣服于大唐时，契丹人对中原文化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契丹人在草原称帝，生产高度发展，交易的需求日益高涨时，便开始试铸钱币。民国钱币大家方约雨集得“通行泉货”4枚，而上世纪80年代内蒙出土“通行泉货”后，它被公认为契丹人早期的试铸币。虽然按现在公认的说法它不应是行用钱，以纪念、赏赐等为主要功能，但总是证明了契丹国未有年号时就开始铸钱了。
在探讨辽铸年号钱时，插入一大段契丹的发展历，貌似赘言，但它折射出这个游牧民族在发展中，一直在与毗邻的少数民族及中原王朝进行融合，学习、借鉴和发展了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先进技术，所以，它在经济发展及钱币铸造上，完全具备继承和创新的能力，更应正视他的先进性。
《辽史．食货志》载：“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铸钱币”；《续通典．食货志》载：“辽太祖以土产多铜，广造钱币，遂致富强，以开帝业”。史料证明，在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前就开始铸币。对辽铸币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后，言归正传，谈谈年号钱。契丹国神册年间是否铸“神册通宝”，不敢妄言，而目前被认可的契丹国天赞年间和天显年间铸造的“天赞通宝”和“天显通宝”，足以证明契丹国在年号钱的铸造上是延续的。从天赞年号的下限公元926年到北宋太平兴国的上限976年计算，契丹的年号钱早于北宋50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契丹年号钱的铸造已初步成为一种制度，也形成了一个规范的铸造模式。契丹改国号为辽后，延续了这种制度。现暂且不谈辽钱上八品，只从大家熟知的辽钱下八品来看，这种制度从未间断过。
传统的看法认为年号钱的铸造成为一种制度肇始于北宋“太平通宝”，笔者在前面所发的“集宋版的乐趣之由”中也引用了这种说法，后来感到此说法有误。仅从铸造时间上来看，明确有误。也许在今后会有新的发现，但笔者认为，将年号的铸造形成制度归功于“太平通宝”确实不妥。总之，笔者认为辽在草原称雄，并在铸币上日趋规范之时，中原的赵匡胤才在陈桥驿很“谦虚”地黄袍加身，所以，北宋年号钱制度的创立，完全有借鉴辽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