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百年陕西文物流失之痛》之东京美术馆藏中国造像 1840 年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值国势衰微，山河变色，东西方列强遂于加紧瓜分中国疆土的同时，亦开始了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劫掠与破坏。在长达百年的岁月里，作为中华民族古代文化重要发祥地域以及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重要王朝都会所在的陕西一地，因“古迹古物所在多有”，而为海内外有识之士所瞩目，同时也就首先得到劫掠者的青睐与觊觎。 “魔足所至，沧桑悲凄”。从此，陕西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接踵遭到惨重的蹂躏与破坏，大批弥足珍贵的国宝随即凄然流失海外，无数至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迹象瞬间毁于一旦。所谓“关中为周秦汉唐故都，号称金石渊藪。海内博雅君子涉足秦中，无不肆力搜求，以偿嗜古夙愿。 以故历来出土古物，旧家所藏彝器，随时流传国内，所在皆有。迩者商贩贾胡复挟重金收购而转徙海外者，不知凡几……”；或谓“陕西为周秦汉唐故都所在，一砖一瓦，多资考证，况沧桑变迁，重大器物之盖藏于地者，偶有出土，非秘藏不宣，即盗运外售。历史失研究之资料，国际贻莫大之耻辱”。正是诸多先贤俊杰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陕西文物流失现状的深刻剖析与沉痛反思。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同，在整个陕西文物辗转流失的惨痛历史中，清光绪以降直至民国初年，是最足令人愤懑叹息的“魔鬼时代”。 这一时期，由于国体变更，门户洞开，东西方列强纷纷涉足西北，实施文物劫掠。陕西固当西北咽喉，文物流失遂在所难免。据有关资料记载，清末民初于陕西一地利用“游历”、“探险”、“考察”等名义频繁进行文物古籍收购者主要有法国的沙畹（Chavammes）及弟子伯希和（Paul Pelliot）、法占（Gilber de Voisins）、拉狄格（Jean Latirgue）、色伽兰（Victor Segalen），日本关野贞、橘瑞超、吉川小一郎、足立喜六、松吕正登、田资事、福地秀雄等人。陕籍耆老阎秉初回忆，1908—1911年前后，沙畹、法占、拉狄格、色伽兰等人曾数次经其父阎甘园之手购买过陕西佛、道教造像、瓦当、经卷、绘画等物。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则称，清光、宣之际，伯希和赴敦煌途中至西安，在碑林府学巷段氏翰墨堂购得清代著名学者张澍（介侯）不少著作与未刊稿本，后皆携归法国，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中。至于关野贞、橘瑞超、吉川小一郎诸人，民国时期曾在西安南院门、府学巷开设古庆轩古玩店、敏古堂碑帖铺的李长庆、赵敏生两先生更娓娓回忆其：“尤喜铜器、造像、钱币、瓦当、绘画以及古籍、拓本。凡所选各物皆横加挑剔，再三讨价，既而相继捆载，运归东瀛……”。 如果说沙畹、伯希和、关野贞等人在陕西频繁收购文物古籍多少尚带有几多温情脉脉地“游历”、“探险”、“考察”色彩的话，那么，英国纽满（E·A·Nawman）、丹麦荷尔姆（Holm）、法国格鲁尚（A.Grosjean）、戈兰兹（Calenzi）、德国阿道夫·沃什（Adolf Worth）、马塞尔·宾（Marcel Bing）、达尔美达（d'Almeida）、日本江藤涛雄、早崎梗吉氏等人则公开袒露其古物“收藏”与“买卖”的双重身份，完全置道德、舆论于不顾，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展开对陕西文物的收购与掠夺。 在上述人员中，纽满与早崎梗吉氏（1874—1956年）都是陕西方面聘请的外国专家。前者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后长期出任西安邮务管理局局长，与陕西政界官员及西安回坊古玩商过从甚密，自谓热衷于中国文物的收藏与鉴赏，凡三代铜器、汉唐陶器、钱币、瓷器等珍稀之品皆以廉值大肆购藏，逶迤经上海码头载轮东去，最著者为携带有赝品之嫌的新莽“国宝金匮直万”钱币出关之事。后者早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即与日本学者岗仓觉三（天心，1862—1913）游历陕西，及至发现西安宝庆寺佛殿砖壁并华塔之上所嵌精美绝伦的唐武后光宅寺七宝台佛教造像后，艳羡不已，立意攫取。遂威逼利诱主管人士，凡经数年之功，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前后，将最为精美的25件盗购入手。这批国宝造像抵达东瀛后，日本朝野为之轰动，富商大贾争相购藏，19件为细川家族所有，2件为原氏家族所有，另4件辗转流入美国，分别藏于华盛顿费利尔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与旧金山市立亚洲博物馆。在日本的21件造像早被日本政府列为“重要文化财”，且有9件永久陈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内，并进而形成日本学界争相研究的热点之一。 早崎梗吉氏盗购七宝台造像之事传开后，海内外艺坛为之骚动，招致日本山中商会、汉口日信银行等多家洋行于1923—1925年间相继派员至西安，通过地方官员与绅士为之疏通，意欲购得华塔之上的所有剩余造像。而美国某氏也不甘寂寞，“曾出万金欲购之”。只是由于西安民众的坚决反对，“未之允也”。这伙盗贼才不得不怏怏作罢。 对于早崎梗吉氏的无耻行经，当时的关中大学堂学生愤不能遏，联名呼吁有关当局立即驱逐早崎梗吉氏回归日本。 尔后侯鸿鉴（骥叟）的《西北漫游记》、陈光尧（启明）的《西京之现况·宝庆寺》等著述也曾以辛辣的笔墨予以嘲讽与斥责，唯早崎梗吉氏毫无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又将魔手伸向西安西关刚刚出土的北朝、隋佛教造像及长安兴教寺玄奘法师塔顶所嵌珍宝，迨“购之不得，遂窃取（兴教寺）佛头而去”。翻开1910年12月27日出版的《大公报》和陕籍先贤郑子毅先生1920年5月写就的《游终南山记——陪陈柏森先生南山游》等文献资料，早崎梗吉氏其人当年在陕西关中大肆劫掠文物珍宝的种种丑行皆赫然在目，令人发指！ 比之于早崎梗吉氏诸人的炙热气焰，江藤涛雄似乎稍显含蓄隐秘一点，但揆以实际。这位长期居留中国，往来东京、北京、西安之间数十年之久的“日本浪人”所刻意收购陕西文物的坚强耐心与咄咄力度，却决不逊于早崎梗吉氏。清光绪年间咸阳出土的后秦弘始四年（402年）《辽东太守吕宪墓表》被称为后秦时期的书法绝笔，其后虽为陕籍名士赵乾生（元中）、显宦端方等人所竞相珍藏，然最终仍被江藤涛雄巧计夺取，进而折转藏于日本京都书道博物馆内。为广泛搜罗陕西文物，江藤涛雄施展手段笼络陕西古玩商人为其效劳。先是百计交接西安古玩巨商阎甘园，从其手中购买到大量佛教造像、瓦当、钱币和宋、明字画与古籍拓本等珍贵文物。既而在北京崇文门外专为西安古玩商李道生（树本）购买房舍供其贩卖文物古籍。陕籍学者张扶万民国四年（1915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山草堂日记》云：“阎甘园家中观所藏石铜佛像，（阎）言六朝铜像，东洋人极重，高者可售万元，女像发髻工者尤贵”。1935年1月出版的大华烈士著《西北东南风·古董制造厂》一文记阎甘园曾售日本帝国博物院古碑一通得价10万元引起诉讼等事。据此两条史料，我们可管窥江藤涛雄与阎甘园当年微妙售受关系之一斑。除此以外，陕籍名士宋联奎（菊坞）在民初写就的《宣南客话》一书中还娓娓记道：“里人李道生住崇文门外牛犄角胡同，为骨董商，与都下东西好古士相稔，见闻亦广。因为余言近岁日本有古泉协会，每月以所得古钱汇印成册，竞相考证……道生尝携一钱，如五铢等，无廓，篆书‘五凤'二字，旋为人以番蚨二百五十枚购去”。所谓李道生“与都下东西好古士相稔”和“五凤”五铢“旋为人以番蚨二百五十枚购去”之事，西安耆老刘安国先生称此皆当与江藤涛雄相关。 检点清末民初劫掠陕西文物的东西方列强排名行列，远在欧洲的丹麦一国远不能与英、法、日诸老牌帝国相比拟抗衡。但令人惊异的是，在日本学者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桑原骘《考史游记》和宋伯鲁等人编篡的《续修陕西通志稿·金石志》等文献资料中，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丹麦人荷尔姆使用卑劣诡计企图盗运西安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百般丑行，却使得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强盗自叹弗如！即便如此，荷尔姆本人仍丝毫未考虑到为丹麦这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君主立宪国家维护形象，在1924年写就的《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探险》（My Nestorian Adventurein China）一书中，长篇的巧言与虚伪的辩解，曾毫不遮掩地为其十余年前并不光彩的强盗行程来歌功颂德。 回顾清末民初东西方列强劫掠陕西文物的惨痛历史，最足令人痛心疾首者，莫过于昭陵六骏之飒露紫、拳毛騧二骏流失美国、凄然失群之事。在这场至今仍迷幻一般的劫掠过程中，1917年莅临西安，希望进行“考古发掘”的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毕士博（Bissbuy）先生曾长期被误作“盗贼”、“元凶”而饱受谴责。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揭秘的宾大博物馆周秀琴女士之《昭陵两骏流失始末》一文在解释这一历史误会的同时，亦披露了法国古玩商格鲁尚（A.Grosjean）、戈兰兹（Calenzi）和德国古玩商阿道夫·沃什（Adolf Worth）、马塞尔·宾（Marcel Bing）、达尔美达（d'Almeida）等人争相觊觎并涉足盗运昭陵六骏的肮脏内幕。周秀琴女士充分展示宾大博物馆所珍藏的秘密档案，深刻透析了马塞尔·宾其人在民国初年以10元钱廉值于西安古玩市场收购石刻佛头并转手以高价售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斯道克（Stoclet Collection）的不争事实。无独有偶。仅仅根据这一条重要史料并透视清末民初纷乱动荡的社会现状以及微妙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完全有理由判断：格鲁尚、马塞尔·宾诸人当年还极有可能觊觎并劫掠过其他一些弥足珍贵的陕西文物。 应当提及的是，我们在揭露各帝国主义列强于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期肆无忌惮对陕西文物进行劫掠破坏的同时，决不应忽视忘记那些漠然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味追逐金钱利益而甘愿为帝国主义列强拉纤送货的诸色国人。缕列1890年后陕西扶风任家村青铜器窖藏所出器组如克钟2件相继流入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日本藤井有邻馆，善夫克盨及克簋各一件今归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西安附近发现的后秦弘始十六年（414年）《王易造道像》于1910年转归美国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史博物馆，1911年后端方在陕横征暴敛所得千余件文物珍宝大半流落海外（如最旧全的宋拓长垣本汉《西岳华山庙碑》曾归日本中村不折家族之书道博物馆），1901年斗鸡台所出西周柉禁等物为美国福开森所购转归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惨痛事实，我们首先应当追究赵信臣、苏子贞等不法古董商人及其封建官僚的历史责任。追思1913年后昭陵六骏之飒露紫、拳毛騧二骏辗转奔入美国宾大博物馆的伤心往事，曾经是辛亥元勋的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张云山（凤冈）和统治陕西、骄横跋扈的督军大人陆建章并其公子陆承武与袁大总统公子袁克文连同臭名昭著的北京古玩商人赵鹤舫、还有那个波谲云诡的国际古玩巨商卢芹斋（C·T·LUO）……等等，他们应是导致昭陵二骏骤然流失的主要帮凶。 正是由于上述诸色民族败类近乎癫狂的穿梭奔波与中外互联，方才促成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期列强入室、盗掘横行、国宝流失、国法无力的惨痛局面。因此，在扼腕叹息陕西文物大量流失的历史现状之时，我们理应将他们与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当时腐朽愚顽的政府官员等量齐观，一并长挂于百年陕西文物流失历史的耻辱柱上！ 1914年，中国政府在世界舆论以及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下，开始公布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物保护法令——《大总统禁止古物出口令》。1916年，由政府拟订的《保存古物暂行办法》亦接踵公开发布。1928年至1936年，具有政府行为的《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以及《古物保护法》等一系列法令、条款随之相继问世。这些形形色色的保护古物法令、条款，虽则尚显模糊、松散，但毕竟有效地遏制了自晚清以来纷杂无序的文物流失狂潮，从感情、气势、心理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对觊觎中国文物的东西方列强以及不法古玩商人以较强的威慑与震撼。在此环境下，上一时期东西方列强对中国文物肆无忌惮的劫掠破坏行为不得不开始收敛，他们转而采取更加狡猾隐蔽的劫掠方式。1923年，汉口日信银行成立所谓的“日信银行陕西支部”，派遣中川、野口三郎、恩田、申子田等人协同日本大仓、高桥、三井等洋行职员先后数次来到陕西，以收买棉花、油料、蚕丝等经济作物为借口，足迹遍及关中、陕南、陕北重要县市的文物古迹，曾秘密进行测绘、照相以及古物收购活动。他们将廉值购来的佛像、铜器、陶器以及三彩、瓦当、拓本等物装入木箱，不断经商洛、襄樊等地运往汉口，然后再换船驰往日本。据有关资料显示，这样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25年。幸而由于中国雇员侯明玉的告发，引起西安《新秦日报》等新闻媒介的抨击以及关中道尹兼陕西交涉署长南岳嵩等地方官员的关注与干涉，上述机构才不得不勉强中止其在陕西的所谓考察活动。1925年，美国哈佛大学阜格美术博物馆华尔纳（Iangdon warne）、翟阴（HORACEH.F.JAYNE）等组织考察团赴西北考察，中国政府为阻止其对沿线文物的劫掠破坏，特派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随行监视，这一举动也使翟阴等人在西安逗留期间未能如愿获得其意欲得到的造像、三彩等物。 1926年以后，陕西关中地区连续遭受百年未遇的旱、蝗灾害，饥饿的灾民受地方劣绅和古玩商人的唆使愚弄，疯狂地将触角对准数以千计的墓葬、遗址，展开了大规模的盗掘活动。1928年，陕军第一师师长党毓昆纵兵千人，在宝鸡斗鸡台一带大肆进行盗掘，更将关中地区的盗掘活动推向高潮。导致“渭北坟墓悉被掘，狼藉满地不忍视。平津估客竟相趋，金玉珠翠争利市”。如以时代划分，此应为近现代历史上陕西文物大量流失的第二个重要时期。 在陕西文物大量流失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内，上一时期利用职权亲自涉足陕西进行文物收购的外籍人士明显减少，著名者仅有德国芬茨尔（Fenzel）、英国罗士（Ross）等人。公允地讲，由于关中地区天灾人祸的接踵发生和国际环境的急骤变更，这一时期最大的受益者仍是海外各大公私博物馆以及颇具实力的富商大贾。譬如斗鸡台出土的西周重器告田觥，其形制奇特，纹饰瑰丽，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因而被中外古玩商连番增价，最终为丹麦哥本哈根国立博物馆所收藏。此外，籍风鸟形式铸造的两件凤纹卣也堪为斗鸡台所出的至精之品，故而也被西安古玩商视为重宝，索以弥天高价。在他们的操纵下，这两件器物几经易手，一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另一则为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收藏。除此以外，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在1928年9月17日记载的咸阳出土的精美绝伦的西汉鎏金铜壶，其后也由沪、秦两地古玩商人联袂倒贩至上海，旋即流入日本某家私立博物馆内。以宗教造像而论，1920年前后耀县、三原一带出土的北魏永平二年（509年）三尊式道像和北魏延昌四年（515年）盖氏造三尊式道像曾为日本某氏先后收藏。大致同一时间渭北出土的北魏正光二年（521年）举家20人造道像也最终成为日本黑田太久马氏的囊中之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局势的急速变化，陕西文物急骤流失的狂潮明显减弱。由此以降直至1949年，可算作陕西文物流失的第三个重要时期。纵深探究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一是亲自来陕进行文物收购者多为称作“盟军”的美国人，购买品类以三彩、铜器、拓本为大宗，著名者有名噪一时的美国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Nade Chen）。二是由于1940年陕西扶风法门镇任家村“梁其”器青铜窖藏百余件青铜器的骤然发现，导致平、津、沪、宁等地古玩商人纷来陕西看货定样，形成前所未有的“青铜热”。最著者如亲近西周王室的梁其家族所作铜钟，所刻铭文计10行77字，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先由西安古玩商人贩至上海，暂归卢吴公司。后在卢芹斋等人操持下，旋为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镇馆之物。三是由于日本铁蹄的侵入，留滞敌占区的陕西所出珍贵文物或为日军劫掠，或被日本学者及浪人贪婪觊觎，诸如号称青铜重器的毛公鼎、散氏盘、大克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等陕西文物，无一幸免日寇的骚扰与窥视。 1949年以后，是陕西文物流失历史的第四个时期。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由于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各种文物保护法律的不断颁布与完善，使得流祸百年的陕西文物流失积弊基本得到荡涤与清除。1951年2月，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在赵望云处长倡议下，于西安发起成立 “西安历史文物研究会”。会议一致通过将流失美国的飒露紫石刻作为该会的永久会徽，并表示一定要痛下决心，务必使流失海外的昭陵二骏回归陕西。不久，该会还根据部分会员的举报，对私自向上海、美国贩卖珍贵文物的违法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极大震慑了各种形式的文物犯罪。同年7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根据新文物法令政策，采取果断措施，酌将西安英国浸礼会路思、耿维谦等7人所藏文物151件予以没收，转归西北历史博物馆收藏，并指斥路思等人多年以来在中国西安以不正当的方式大肆收购各类珍贵文物，还拟将它们运送出境，实是对中国主权的无视与破坏。1952年4月，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受命编制旧中国历史上全国文物流失图表，系统总结中华百年文物流失的惨痛教训，陕西一省在流失图表所显示的内涵与现状表现得尤为触目惊心。 应当看到，从1949年至1978年，正是由于新中国坚决果断的文物保护措施以及强有力的打击力度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与限制，方才造就陕西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状况相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式，促使文物流失的百分比例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不应忽视的是，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政治、经济环境的大幅度变化，使得部分不法分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惜铤而走险，以种种非法手段大肆进行文物盗掘与走私活动。他们往往与境外分子相勾结，以广州、香港为重要走私通道，导致文物流失现象愈来愈严重，有些积案内蕴复杂，至今不能有效结案。凡此种种，均成为新形势下文物流失现象的新特点。譬如震惊全国的昭陵博物馆唐墓壁画盗窃案虽经告破，但最为珍贵的四幅壁画仍至今仍漂流海外，难见其踪。在上海博物馆，一件由香港爱国人士所无偿捐赠的西周龟鱼铜盘，因造型奇特，神秘狩厉，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重视。据有关方面人士透漏，这件器物应出自陕西周原，而同时出土的其他青铜器，据说已不详所在。 沧桑百年，国宝待归。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国外政治环境的进一步改变，要求正视历史，“把无可替代的文化遗产归还给它的创造者”的呼声愈来愈高，已经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正式列入议事日程。1995年6月，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关于通过国际范围内归还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公约外交大会，最后文件和公约文本《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公约》已被大会正式通过。1997年11月，中国政府已宣布正式加入该项公约。有鉴于此，我们深信，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遗产被外国列强所任意劫掠与横加破坏的历史已经一去不返了，而将那些流散在海外的中国珍宝招回自己母亲怀抱的日子也已经为期不远了。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作最后、最激动人心的历史期待。[s:16][s: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