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时的货币贬值

西汉自武帝以后，币制的稳定性逐渐削弱。元帝即位时，虽然国库积余八十多万万，但粮价已有上涨的趋势。初元二年（公元前四七年）谷价一度涨到每石三百多钱。永光二年（公元前四二年）也会涨到两百多钱一石，边郡和关中甚至卖到四五百钱一石。末年对西羌有军事行动，只因国库尚丰裕，没有发生危机。然而平年谷价每石已涨到一百钱以上，比昭帝和宣帝时高多了。

成帝时（公元前三二——公元前七年）虽然还有减税的事，但国内水旱为灾，社会治安渐坏，物价可能上涨。衰帝时（公元前六——公元前一年）平时谷价每石大概要一百七十文。平帝即位（公元元年），大权便落到王莽手中去了。

    在谈到王莽实行通货贬值之前，我们可以总括一下西汉末年的货币流通情况。史书说，自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中，一百二十年间，总共铸了二百八十亿万余枚五铢钱，所谓亿万，如果当作万万看，则每年平均铸造二亿三千万枚以上。在西汉末年，无疑还有许多私铸和半两前在流通。即使我们把私铸和半两钱除外，或作为退藏的货币，也还有价值二百八十万斤或七十一万六千八百公斤黄金的货币在流通，当时还有约七十万斤的黄金，合十八万公斤，也发挥货币的某些职能。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这个数目充分说明当时货币经济的发达。

    王莽对内想建立他自己的王朝，对外想要扩张成一个大帝国。然而要实现这样大的野心，是要很大的本钱的。他要建立自己的王朝，必得笼络人心。在平帝的时候，他建立高级官吏的退休金制度，提倡教育，优待学者。这些自然会增加政府的开支。他甚至捐献自己的田财。然而政权既然掌握在他的手中，自己捐献田财，还不是给自己用，并且他还藉此以动员其他官吏来捐献财产。这些财产自然是不够用的，所以他就对人民进行掠夺。这是他在居摄二年（公元七年）实行第一次改革币制的背景。

在这次币制改革中，王莽发行三种新的货币，第一是大泉五十，第二是契刀五百，第三是一刀平五千，普通称为错刀或金错刀。大泉重十二铢，等于当时流通的五铢钱的二点四倍，但作价等于五铢的五十倍，等于贬值成二十分之一以下。这种钱的作用在于剥削小生产者的物资和劳动。契刀重约十六七公分，一枚当五铢钱五百枚，等于贬值成一百二三十分之一。错刀连所嵌错的一点点黄金在内，重约二十八九公分，一枚当五铢钱五千枚，等于贬值成七百一十分之一以下（不计黄金）。这两种钱的作用，在于掠夺当时的中国人家和富家，主要是用来搜括全国的黄金，因为当时的金价是一斤万钱，两枚错刀或二十枚契刀就可以收兑黄金一斤。与此同时，王莽还禁止人民私有黄金，这实际上就是宣布黄金国有，后来连代价也不给，所以两种刀币遗留下来的并不怎样多。王莽死后，宫中有六七十万斤黄金，大部分恐怕是在第一次币制改革的时候搜括去的。

    人民对于这样一种掠夺是有反抗的，他们拒用新币，继续使用五铢，当时五铢还是合法的。王莽还没有想到禁用五铢的办法。然而他很快就看到这一点，所以在建国改元后（公元九年），就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废止五铢和刀钱，改用大小泉，小泉是新发行的，重一铢，代替五铢。同时禁止人民挟带铜炭，以防私铸。这第二次币制改革只能看作是第一次的继续或补充。刀币之所以废止，大概由于它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国内的黄金已集中到国库去了。然而人民还是继续抵抗，他们不接受大小泉，坚持以五铢钱来交易，并且扬言大泉马上要废止。王莽于是定下很严酷的处罚办法：凡是使用五铢钱的，便放逐到边疆去。结果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人民至涕泣于市道”，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因私铸而定罪不可胜数。人民既然无法自行维持一种稳定的币制，只得大家从事私铸谋生。在中国历史上，人民同统治阶级在货币制度上展开这样剧烈的争斗，还是少见的。

    在王莽称帝的第二年（公元一零年），又实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实行那种极端繁杂的宝货币。这一次币制改革，作为一次货币贬值，并没有第一次币制改革那样严重；但是和第二次币制改革比起来，就可以说是进一步贬值了。贬值的重心在于布货体系，因为泉货的作价同以前的大小泉一样，只是在中间添了几个等级。布货的作价就高了，如果以小泉为标准，则小布重量等于小泉的十五倍，作价则等于小泉的一百倍；大布重量等于小泉的二十四倍，作价则等于小泉的一千倍。以二十四枚小泉的铜铸一枚大布，可以作一千枚小泉用，铸利在四十倍以上。这种铸利比第二次币制改革时要大十倍，这也就是说，通过这第三次币制改革所实行的货币贬值，比第二次币制改革的贬值要大十倍；也就是说，人民在第三次币制改革后所受到的掠夺等于第二次币制改革的十倍。所以在十种布币中，以大布铸造得最多，其他九种布都是少见的，比金错刀还少。

    为什么王莽要实行这次新的掠夺呢？不是为搜括黄金，因为黄金已被搜括尽了。不是为进行战争，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重要的战争可言。我们只能说，这是作为进行对外战争的准备措施而实行的。王莽在建立自己的王朝之前一年，已经向各族的统治者收回刘汉政权所颁发的印绶，改颁新朝的印绶，并且降低他们的级位，宁愿把从人民手中所掠夺得来的黄金赏赐给他们，作为代价。但匈奴等族进行反抗。王莽大概就实行这次币制改革来进一步掠夺国内人民的物资以进行马上要到来的对外战争。就在改革后的一年（公元一一年），他发兵三十万，备三百日粮，分十路进攻匈奴。史称“赋敛民财什取五”，可见剥削之甚。人民对于这种进攻，还是继续抵抗。王莽就采用残酷的惩罚办法，一家铸钱，五家连坐。一方面仍然极力推行布币。人民出入，必须携带布币，才能通行，不带布币的，“厨传勿舍，关津苟留”，甚至公卿进宫，也要带布弊才能通行。不过布币虽然强制通行，物价却不能使其不上涨。史书也说谷常贵。财政开支有增无已，于是所谓“盗贼”就起来了。天凤元年（公元一四年）又实行第四次币制改革，改铸货泉和货布；货泉重五铢，直一，货布重二十五铢，直二十五。这次改制，可以说有相当的成绩，因为货泉和五铢的重量相等，差不多等于恢复了五铢，而货布贬值程度也比较轻微。所以这一次改制的目的在于稳定币制，挽回人心。实际上这算是王莽治下最成功的货币，流通时间最久的，遗留下来的也多。但因其它方面失却人心，而且几年后，匈奴又侵寇，至募囚徒和奴隶来作战，国内陷于混乱，“上自诸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当时的米价，每石自二千到一万，甚至有时用黄金来交换，黄金一斤易粟一斛，或一斗或二升，就是照官价折算起来，每石粟也合得一万钱到几十万钱。不过那时恐怕已不是货币贬值的问题，而是物资缺乏的问题。因当时民间一定已不用王莽的大额货币，而用旧日的五铢钱和王莽的货泉。货泉可能有减重的现象，但比起大额货币来，已不能算是严重的贬值了。更始二年（公元二四年）六玄发行的是五铢钱，但刘秀反而不用五铢，而用货泉。

    王莽死后，货币流通大概是很混乱的，许多地方，杂用布帛金粟。四川的公孙述则废铜钱，用铁钱，这是货币贬值。大概人民不满意这种铁钱，所以才产生“黄牛自腹、五铢当复”的童谣。这不过是当时反对公孙述的人所制造出来的一种政治歌谣。

公孙述铸的是什么铁钱啊？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公孙述是西汉末年扶风茂陵人，汉哀帝时为清水长。因为他有一定的才干，所以让他兼管五县。到王莽天凤年间为蜀郡太守，后起兵据益州，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自立为天子，建都成都，国号成家，建元龙兴。建武十二年被汉军所杀。
公孙述据蜀期间曾铸行铁钱。建武六年“是时述废铜钱，置铁官钱，百姓钱货不行。”又记载蜀中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这是史书最早对铸造铁钱的明确记录。过去都认为中国最早的铁钱是公孙述铸造的，随着铁半两与铁大泉五十的出现，这一说法已经不可信，但是目前为止，公孙述铸造的铁钱仍然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政权的合法铁币。
   那么,公孙述为什么要发行铁钱呢？这恐怕要和当时的形势是分不开的。当时正是王莽执政时期，由于当时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王莽乱改币制，农民起义不断，公孙述趁机称帝；而四川地势特殊，易进入不宜出，他靠政治手段推行铁钱。另外四川又是全国冶铁的中心之一，铁产量丰富，而当时作为铸钱材料的铜，四川产量有限，用铁铸造钱币，成本低，币材易于得到。
   公孙述不顾经济因素推行铁钱，导致民怨迭起，但是，在公孙述发行铁币以前，铁币已经和铜钱相混流通了，而且也应该达到一定的数量了，否则也不会直接发行铁钱了。公孙述发行的钱币是什么名字，目前又几种说法，最被大家认可的可能是铁五铢。

公孙述铁五株

不得民心的政权不会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