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女孩子其实是蛮有特点的。她们好像皮肤都很白，白得让人觉得非“玉女” 二字不能形容，当真是晶莹剔透得很，却教人怀疑是光照不足的缘故。好像受了女孩们的传染，西安的男孩子们也白得要命。放眼望去，满街的都是小白脸儿。偶尔你也能瞧见一两个黑口黑面的掩着口鼻从路边匆匆走过的，放心那九成不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
我曾在西安住过四年，至今的身份证还是盖的碑林的戳。算起来，我还算是半个西安人。可惜我却是个黑面孔，因而也一直能心安理得地做个外地西安人。四年的时间不算短，不过惭愧得很，我竟然没有对西安的地理历史有个大致的了解，甚至连小雁塔在何处都全不知晓。然而其间荣幸的是认识了几位西安人，其中一半以上倒是女孩子。
如果拥有西安户口就可以称为是西安人的话，那么在我领到身份证之前，我认识的第一个西安人居然是出生在湖南的。他皮肤也白得很，白到令我不敢相信他竟是个湖南人。因为印象中，长辈们总说南蛮子都黑黑的。（我知道他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或者用那句俗语“老鸹堵到猪腚上——只看见别人黑”倒是蛮贴切的。）他说他后来家搬到蓝田，因而成了陕西人；后来又搬到了西安，所以又成了西安人。他说起话来总一副特认真的样子，脑门儿也象白莽似的亮晶晶的，让人觉得好笑又不由得不去信服。夏天总是白衬衣，冬天便是一身工作服。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喜欢他这副外表，反正三届班委里他都有份。他也的确挺有工作能力，大小琐事他都能处理的很好。我还记得毕业前他帮大家办手续风风火火的样子，想起来心里会感觉热乎乎的。他是一个好人，不像有些人那样为人服务是为了爬高，甚至是为了泡妞……只是他的身体不太好，每次体育测试都为达标努力奋斗。他不敢上普通的体育课，只能去保健班打打太极拳，回来又煞有介事地给我们示范。我们自然是没心思去跟他学什么孙子辈儿的太极拳了！毕竟抱“气球”转来转去不比抱着篮球跑来跑去过瘾。他于是一撇嘴，做汝子不可教状，复转身悠悠然入化境。
第二个我想应该是她了。她老家也不是西安，在广西，所以我猜她父亲必定脸黑黑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西安出生的，反正她跟我提到的有关她的历史最早是在1994年，那时候她在西安二中。她讲起话来常带出些我觉得是新鲜词儿的东西，比如什么“肥皂剧” 啦，什么“另类”啦，甚至“牛X”。她一说出口脸马上就红了，好像秋熟的苹果。（我起初是不知道“牛”的真正含义的，直到后来看一则关于郑钧的报道时，有个陕西人给我解释清楚了，原来就是马桥人口中的“龙”。）她红脸的时候表情总会忸怩起来，娇羞的样子惹人疼爱。她很健谈，而且一谝起来总会脸红，我便很喜欢跟她聊天，于是便知道了许多关于她的故事。比如说她有腿疾，走起路来会一瘸一瘸的——而且周围的人越注意，她就越好像不会走路似的。（我以前不知道的，听她说了注意起来，才发觉果真如此。）女孩子考理工科的向来就少，要苛求成绩好就更难了。于是她讲她寒假里哭了一个月，怕自己会赶不上功课。我不知道女孩子想法竟这样多，当时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好，反正最后是她自己止住了哭泣。她因为个儿矮，所以穿衣服特省料子。她告诉我说她常买童装穿，我想这是有些夸张了。后来发现她变高了，身边也多了个黑黑的小帅哥。我问她咋高了这多，她说她长了个子。我不知道原来女孩子到二十岁以后还可以长个子的。不过舍友们便说那是穿了厚底鞋的缘故，也有说是激素刺激的。我莫衷一是，也不去在乎，反正她自那时起就与我疏远了，我也就少了一个谈伴。
除去那三个只知道倒卖光盘挣大钱的学生，下面要说到的就是早时候102路电车上的一位售票员。我不知道她的名姓，因为我们完全是萍水相逢。在此之前，我没想到售票员中会有如此气质的女孩子。对，她很年轻，身形颀长，留着长发，一样的白皙面孔。樱唇微翕，仿若掩住千般言语；眼波流动，似能带动万种风情。真的，当时我坐在她对面，正享受着从咸阳带来的一身尘土跟疲倦，一注意到她时竟觉得暖风扑面，倍感温馨。她礼貌地接待着每一位乘客，对每个人都微笑着报以一声温馨的问候。我觉得这很惬意，于是竟好像就睡倒在这温柔的氛围之中。我望着她有些出神，她似乎并未在意，偏头跟另一名售票员笑着聊着，不停将手中的纸币拈来拈去。我猜她并不是公交公司的正式职工，因为自那以后我再未见过她。她大概是个实习生，或是某家电台报社的小记者。如果说西安有什么让我一生难忘的，她算一个。
我从大三的寒假开始学围棋。那个寒假我在西安没有回家，于是抱着副围棋跑到台上（当时我在传呼台做兼职）去摆谱。台长还没下班，见了便要与我下一局。我说我不会，刚开始学。他说那好说，我让你九子。现在看来，不会下棋的人也是水平真臭，被让九子都赢不了棋。到最后台长连单官都懒得收了，摆了摆手，也没说什么，就回家去了。不过从那以后我是真的对围棋感了兴趣。
传呼台上有一位老师傅，是跟我交接班的。他的皮肤黑黝黝的，所以我估计他不是西安本地人。不过那年他邀我过年到他家吃水饺时，我见到了他的大儿子跟孙女，倒都是白白的。不知道是不是西安水土太好的缘故！反正我住了四年倒没见白多少。不过既然皇帝们都恋这方水土，这里的风水必定好得很。连我这本来的外地人都有些神往了。说这样的话是有理由的，因为我在传呼台认识了十几位如花似玉的女孩子。这可都是地地道道的西安人。有二十五六的，也有不过十七八的，性子上也差别较大，有文静的，有好动的，却都乖巧可爱得很。她们大多是西安东郊纺织城的女子，有黄河厂下岗的，也有本来就是郊区的。我是管理夜间安全的，负责防火防盗，所以一上岗的时候台长就告诉我，说我是值夜小姐的头儿，要管好她们。偏偏我是个好好脾气，从来不肯对女孩子动粗，所以耳根子一听到几句软话，就颠儿颠儿地替她们跑出去买些凉皮、麻食之类的夜宵零食，再爬个十几层楼送上来（那时候电梯已经停了）。那些日子不怎么锻炼身体都感觉特有体力。有时候跑出租的、卖扎啤的，甚至反贪局的男朋友们跑来探望陪伴，我也都一律放行。时候晚了，女孩子依依不舍地送男友下楼去，我得陪她再爬上楼去（楼梯那儿的灯是声控的，晚上走时听见自己的跺脚声都会心惊肉跳）。要是男友逗留的时间过长，只得留他们夜宿，当然不在传呼间里。饶是如此，她们还是很快都赶着嫁人了！于是渐渐地台上的人少了下去，只剩下几个年龄稍小一点儿的，跟一个发誓一辈子不找男朋友的还在值班。很快大家都混熟了，我就帮着她们发传呼。（我虽然每分钟可以输入四十多个字，可是在传呼台还不及格！）大家一边动手一边闲谝，说着各自的心事儿，偶尔也跟几个夜半无事打骚扰电话骚扰小姐的无厘头在电话里神侃半天，大半夜就这么悠悠地过去了。
也是大三的那个寒假，我接了一份家教的活儿，于是白天黑夜都忙个不停。胖胖的雇主让我教好他那两个胖胖的娃，说一天两个小时，每个小时给十块钱，两个孩子就是每天四个小时四十块钱。我自是没有意见，雇主也放心大胆地跑到南方去做生意，家里只剩下孩子的妈，一个只知道钱、饭跟孩子的好成绩的女人。我不能去教育雇主，只好尽力把两个孩子教好。所幸他们还比较听话，尽管脑子多少笨了一点儿，起码给个棒槌还不会当针认。一个月的时间很快，两个孩子多多少少也有了些进步。我正得意于自己的教学成绩，雇主回来点了点头，笑道：“还行！”转身摸着胖胖的小儿子的头说道：“好好学，考好了我带你到深圳赚大钱去！”
临了，我想起临走时候在火车站见到的一位身穿黄马甲卖报的老头吆喝着：
“毛主席让我上山下乡，
邓小平让我下海经商，
江泽民让我下岗卖《华商》！”不觉莞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