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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先先生与家父马定祥结识于1945年。那时我父亲的“祥和泉币社”才开张不久，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身材清瘦、衣着简朴的广东人，来访者坐定后，便与家父聊起了钱币的话题。两人一见如故，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位来访者，是钱币收藏家李伟先先生。
李伟先，别号宕涛，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广东中山石岐人，长期担任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厂总会计师，他将祖上遗产和自己一生积蓄全部用于钱币的收藏。
上世纪40年代，是我国钱币收藏、研究最昌盛时期。上海是我国泉界精英聚集之地，经营和兼营钱币买卖的商铺有十家左右。李伟先从一枚三鸟币开始，踏上了爱好收集钱币的不归之路。他利用闲暇时间到处探宝寻友，但终因所遇者不是过于重利、就是钱识浅薄，而一时未有深交者。就在这个时候，李伟先结识了家父。经过几次交往，李伟先感到家父是一位对钱币酷爱，钻研刻苦，知识渊博，鉴定真伪功底扎实的人，尤其家父为人忠厚和以诚信为本的经营作风，使他投以信任。不久，李先生就提出请家父代其收购所需的各种金银币，担任他的经纪人和钱币顾问。
从此，家父凡获珍稀的金银币大多送到李先生府上。当时秦子帏、许小鹤、吴诗锦、宋小坡等名家的藏品大多均由家父转手归于李氏。虽然另一位经营钱币的汪啸麟，也常到李府送货上门，但李先生还是以从家父处购钱币为主，他从不计较还价，对家父是绝对的相信。事实上，我父亲也有此习惯，凡是自己喜爱认定的钱币，对方开价，他也是从不还价的，甚至对方开价低了，他还会主动提出该币的应有价位，不让对方吃亏。所以各地钱币商每获一枚珍币稀钞，他们往往不直接卖给收藏家，而愿意让给我父亲。
李伟先先生最初是从收集金银币开始的，后来在家父的劝说下，逐步扩大范围，亦收集铜元、古钱、纸币等，终于成为一位钱币收藏大家。当年，我国金银币的收藏以奥人耿爱德和施嘉干最为著名，但李伟先的金银币藏品之丰、珍品之多绝不逊于前两位。以往，泉界有南张(叔驯)、北方(药雨)、巴蜀罗(伯昭)“三巨头”之称，但三君的收藏主要是古钱，而李伟先的收藏是涉及金银币、铜元、古钱、纸币四大门类，在当时我国钱币收藏家中仅此一位。
我父亲常说，要成为一个收藏家，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要有“眼力”，其次要有“财力”，然后要有“魄力”。李伟先当年有财力，但他有眼力认定我父亲为他的钱币顾问，同时他有魄力买下我父亲推荐的各种钱币。李伟先先生三力俱备，最终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超一流收藏家。
李伟先先生虽然钱币收藏宏富，但他一直很低调，从不抛头露面。他不参加钱币爱好者的活动，例如当时中国泉币学社在罗宅举行的每周一次的例会活动。所以，很多钱币收藏界的同好，从不知晓李先生在收藏钱币。直至1963年李先生的捐献义举后，人们才知道上海还有这样一位大收藏家。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曾随家父多次造访李府。李家是在南方西路邻近的青海路上，那是一幢独立的三层花园洋房，房前有较大的花园，各种树木花草一片绿意盎然。我们父子去他家，李氏夫妇每次都备茶点接待。李先生的钱币等藏品。大多放在用特制的柚木壁式立柜内，记得那个大立柜里的抽屉甚多，每档抽屉都满满地平放着长形的柚木盒，盛装着中外金银币、铜元、古钱、勋章、奖牌等，让我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真是精彩之极。有几次李先生谈得高兴时，他就请我们父子上楼去他卧室，并将其床前的大写字台的抽屉一一拉开，让我们欣赏那些他特别喜爱的珍贵钱币。
我父亲去李府，大多带着李先生所需的钱币，并向他逐一作珍稀程度的介绍，甚至将自己鉴别钱币真假的心得和诀窍都毫无保留说给他听。李先生有时也会详细询问，他们俩谈得非常入神，我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我父亲对我说，李先生是我的顾客，又是我的好朋友，我首先必须做到不给他假货，同时也不能超过市场的价格让他吃亏，如不把握住这两点，那么，再好的顾客亦会离我而去。在此，我想举一个例子，1954年家父在店中收到一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上海解放壹圆纪念币”铜质原始设计样币，根据该币的图案设计、制作方式等方面研究，家父断其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工作者为纪念上海解放而设计雕刻之作。李伟先先生认同家父的推断，欣然买下。对于此币，我于80年代初撰文披露，当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是臆造伪品。去年，我得悉有人找到有关史料，证实这枚解放纪念币确为当时所制的珍品，并正在撰文发表。从此事说明家父严谨的学术态度，也反映了李伟先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识宝者。
高尚的品德、高尚的友谊，可化为非凡的力量。李伟先先生与家父的天合之缘，是极佳的优势互补，他们长期共同努力，对我国钱币文化默默作出贡献。这也是近现代泉坛鲜为人知的佳话。
家父生前不仅对李伟先如此，对罗伯昭、王亢元、孙鼎、沈子槎等收藏家也都是如此，故这批大收藏家，对家父无限信任。反观现在的某些钱商，他们却不是如此。这些人对卖家采用噱、哄、骗的劣技，使对方上当受骗；而对买家采用以假充真来牟取暴利。有些人甚至做假卖假，达到欺诈宰客的目的。我90年代初从美返沪，有位上海钱商曾讲给我听，他在80年代末从我父亲处买到几枚四川当三十假铜元，因这些铜元伪制水平高超，常人不易识得，但我父亲均如实相告，并以假币之价让出，岂料此人获后颇为得意，以真币价格转卖他人，而购买者又以更高价卖给海外的钱币收藏家。1990年家父从日本《收集》钱币杂志上看到日本同好购买到此种假铜元并误作珍品的广告后，他说了一句话：“这些钱商太没有泉德了。”事实上，这些钱商的做法，既坑害了钱币收藏者，又导致顾客的流失，同时也给钱币市场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我看来，他们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也不会懂得这个道理，由于他们目光短浅，利欲熏心所采取的那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将会失去朋友、顾客与事业!
李伟先先生与夫人都十分爱国。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决定将珍藏的钱币捐赠国家，要求家父去他家帮助整理，进行编号造册，家母有时也随父亲一同去李家帮忙。根据有关规定，捐献者必须要写一份申请书，李先生就委托家父代写了《捐献藏币缘起》的申请书。李先生1963年首次捐献2500余种中国银币(内中有福建官局造光绪元宝一元币、陕西省造光绪元宝一元币、光绪八年吉林厂平壹两铜质样币、光绪京局庚子银币五枚全套、广东省造七二反版五枚全套、四川省造光绪元宝楷书一元、五角、二角币等珍罕名币数百种)。他的申请书和所捐银币被视察上海博物馆的陈毅等中央领导看到，陈毅大为赞赏李先生的爱国之心，并表示要宴请李氏夫妇。后因陈副总理因公急返北京，委托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李丕显、市长曹荻秋、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等领导，在上海锦江饭店13楼设宴感谢李氏夫妇(据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说，对待收藏家的捐献，以这样的高规格出面接待是绝无仅有的)。因家父在李家捐献钱币中的重要作用，也被邀请参加。李氏夫妇对市领导的款待和重视非常高兴，当即表示要逐年分批捐献。家父在宴会上也受到市领导的关心，当家父提出欲编写钱币专著时，当即获得市领导的支持，并安排时间让我父亲半天上班、半天著书，使家父终于在1963年开始撰写《太平天国钱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家父遭到批斗，所谓“罪状”中的第一顶“帽子”就是受上海黑市委包庇、重用的反动学术权威)。
自1963年李氏夫妇首次捐献后，1964年、1965年，他们又分批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中国历代金银币、铜元、古钱、纸币、元宝，以及外国金银币、奖牌等，总数量达到万件。内中古钱有：明万历通宝大镇库钱，咸丰元宝宝泉当三百大钱，太平天国大镇库钱，仅清朝历代雕母钱就有80多种；铜元有：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大清铜币淮字二十文,江西辛亥大汉当十铜元,哈尔滨军舰壹分币、袁世凯十文铜元银样等；纸币有：户部官票咸丰三年壹两、叁两、伍两、拾两手书面值票，台南官银票光绪二十一年伍伯文，营口大清银行光绪三十四年一百角直票，湖北官钱局光绪三十年双头像拾两票，围场官银号光绪年号伍拾枚票，永七官银号光绪三十二年壹元票以及汉代马蹄金等等。其珍罕币钞之多，真是不可胜数。台湾泉友，仅根据上海博物馆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钱币·清代民国机制币》一书中载明李伟先所捐献的金币、银币、铜元、镍币等机制币，估计值1亿人民币之巨。但若加上尚未披露和未载名的纸币、古钱、元宝、外国金银币，以及捐献给故乡广东省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的钱币，其价值远远不止1亿之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伟先家也遭到了不幸，其家被抄家达十多次，并被扫地出门至青海路一条小弄内，老式石库门房子里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间。李氏夫人因抄家批斗受惊吓而突发心脏病去世。虽然家父当时也处在被批斗的逆境之中，但还是念念不忘这位老友、同好。曾记得，1967年夏天，家父带我前往李先生迁住的小屋，李先生手持蒲扇躺在床上，连连咳嗽、喘气。当看到身体十分虚弱、处境非常悲惨的李先生时，家父心中十分难过，感叹万分。李先生当时向家父商借100元，家父当即表示尽量设法。数日后，家父母想尽办法凑足80元送去(实际上当时家父月薪也早已减为70余元)。后来，家父也曾多次前往李先生住处看望李先生。1972年9月17日，李伟先先生终因肺气肿导致心力衰竭而辞世。如果爱国人士李先生能活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他老人家的心情该是多么地舒畅。他当年收藏的珍贵钱币已在上海博物馆公开陈列展览，他为弘扬祖国货币文化发挥了巨大贡献，人们将永远感激他。
我父亲与李伟先对钱币有共同的爱好，他们相识结交二十余年，我们从他俩的“泉学”、“泉谊”、“泉德”等各方面，可领悟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上海某出版社曾经出版了一本《海上收藏世家》，可惜将李伟先这样一位钱币收藏大家遗漏了。
另外，如《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清纸币》等图籍，对李伟先先生捐献的一些珍罕纸币未能收录、披露，亦属憾事。
李伟先先生离世已三十余年，但他一生勤俭节约、钟爱钱币收藏和热爱祖国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