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崔同庆教授此文，感慨！可惜与本栏主题研究内容不合，留下三日，再转更合适的栏。好让我等学习感悟些什么。
崔同庆：参考文献、主编及其他[学术批评网创办五周年纪念征文]
时间:2006年2月22日 作者：崔同庆 来源:学术批评网
关键词:
一 词典应列参考文献
由于年事渐高，脑部栓塞，心脏两次手术，所以，笔者从去年夏天开始处理自己收藏而家中又无人利用的德、俄等语种的图书，把它们分别赠送给能够利用它们的友人和公共图书馆，以发挥其作用。
不久前，笔者在翻阅一本即将赠送出去的辞书《语言学术语词典》（Д.Э.РОЗЕНТАЛЬ, М.А.
ТЕЛЕНКОВА: 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85）时见到，词典前言的最后部分是一份在这本词典编纂过程中编纂者所利用过的文献的一览表。编纂者给这个一览表所编写的小标题是：Список использованных
словарей （所利用的词典一览表），以此明确告诉读者他们在编纂这部语言学术语词典时利用了谁的词典，借鉴了哪些词典（共列出苏联、法国、美国学者编纂的9种语言学词典）。从学术惯例和规范来看，这显然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笔者虽经常翻阅辞书，但以前没有注意到国内编纂的辞书中有无所利用文献一览表的问题，于是便翻阅一下手头的辞书。在我手头的辞书中，只有两种双语辞书的作者开列了所利用的文献的目录（如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开列所利用的参考文献6种），其他汉语单语辞书（包括权威辞书《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均未开列参考文献目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尊重其他学者劳动成果的情况？我找不到答案。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辞书的编纂者和评论者都曾强调这些辞书的开拓创新的性质。难道它们具有创新性质就可以不说明所利用所借鉴的辞书？显然不可以，因为创新与尊重前人学术成果是两个问题，而且任何创新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
《<现代汉语词典>五十年》一书收录了《现汉》从立项至今的重要文件，其中有首任主编吕淑湘为《现汉》的编纂而撰写的编写细则。在细则的释义部分的说明中，吕先生强调，前人好的释义一定要拿来，不要轻易改动（大意如此）。这说明，编纂《现汉》要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借鉴别人的好的东西。事实上，《现汉》中也有一些条目的释义确实是从其他辞书那里拿来的。例如“镔”“镔铁”的释义来自其他辞书。若按辞书出版时间由近及远考察镔铁的释义，则大致有如下的链条：《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辞海》——《辞源》——《康熙字典》——《正字通》《字汇》等等。我无法确定《现汉》的释义具体来自链条中的哪本辞书，但编纂者利用了其他辞书的成果是肯定的。
据推测，《现汉》中镔铁条的释义可能来自《康熙字典》和《辞源》：精练的铁。这种释义与古代文献记载的事实有矛盾。《集韵》：“镔，利铁也。”《正字通》：“镔，镔铁，为刀甚利。”《金史》：“刀贵镔，柄尚鸡舌木，黄黑相半。”《长生殿》：“三尺镔刀耀雪光。”此外，明代科技文献明确记载镔铁锻造的兵器上有雪花纹等。《水浒传》还有许多关于镔铁打制的兵器的描述。这一切表明，镔铁是一种钢。李约瑟认为镔铁是古代印度的乌兹钢，其他许多西方学者则认为镔铁是大马士革钢。从现代观点看来，把镔铁释为精铁或精练的铁是明显违反生活常识和金属学常识的。上述这种沿袭旧说以讹传讹的情况给人印象极其深刻，所以将它信手拈来。此种实例说明，《现汉》的编者贯彻了吕先生关于释义的指示，编者释义时也确实利用借鉴了其他辞书。
既然《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辞书的编纂者都在编纂这些辞书时借鉴利用了其他辞书，那么不说明所参考利用的文献是说不过去的。我认为，辞书编纂者无论从所利用文献中借鉴了多少东西，都应该用参考文献目录或其他形式做出明确说明，给予前人的劳动以应有的尊重。那种不说明自己利用参考了其他辞书的情况是不正常的做法。
二 主编应有自知之明
去年夏天，学术界发生了一件事：王曾瑜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的硬伤及其主编戴逸，戴逸以辩解与反批评做出回应，许多学者对此发表了意见，一时搞得沸沸扬扬。戴逸的辩解与反批评显然毫无说服力，毋庸赘言。在这里想就王曾瑜提出的一个话题作些讨论。
王曾瑜说：“现在的学者都是做断代史研究，凭我对学界的了解，六七十岁上下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戴逸、龚书铎是做清史、近现代史的，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张弘：《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追踪报道》,2005年7月9日，往复论坛）在王曾瑜看来，戴逸缺乏自知之明，不应自不量力去担任大部头通史的主编。我未读戴著，不能介入戴著问题的讨论，想从另外角度讨论主编的自知之明问题。
有些著述的内容十分广博，所涉及的学科非常之多。应该强调，担任这种著述主编的学者要有自知之明，决不能认为自己担任了这种著述的主编，就自然具有了审定这种著述书稿的能力。这种著述的主编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著述中哪些部分是自己能够审读定稿的，哪些部分是由于自己知识储备不足或一无所知而不能审定的，并依具体情况聘请若干合适的学者担任自己不能审读定稿部分的审定工作。
不久前，笔者粗略翻阅了《汉语大词典》11卷的“金”部条目的文字。这个部分主要涉及物理、化学、工程技术、科学技术史等学术领域，其中错误的和欠准确的释义文字很多。前文提及的镔铁的释义为其一。在这里再举个历史方面的例子。第11卷的“铜元”条的前半部分说：
【铜元】从清代末年到抗日战争前通用的铜质辅币，圆形。因与传统的圆形方孔钱不同，中间无孔，故俗亦称“ 铜板 ”。 光绪 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 广东开始铸造。正面有“光绪元宝”四字，背面有蟠龙纹。每枚重库平二钱，当制钱十文，每百枚换银元一元。除当十铜元外，还有一文、二文、五文和二十文等面额。流通最广的是当十铜元，俗称“单铜板”；其次是当二十文的铜元，俗称“双铜板”。 宣统年间(公元1909年－1911年)，铜元正面改铸“大清铜币”四字。
这一段200字的释文中竟然有4个错误。（1）从经济理论和经济史角度说，中国在1935年前实际上没有真正实行过货币本位制度。清末朝廷和袁世凯都颁布过包括银本位币制的条例，但均未实行，因此1935年之前中国并不存在主币和辅币的问题。（2）说铜元是在抗战前通用的货币，这不是事实。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直至1949年，铜元仍在许多省区流通，并有上海和重庆的中央造币厂和部分省份的造币厂继续铸造铜元，而台湾、西藏等省区直至50年代前期还在铸造行用铜元。（3）可以说铜元“大多”无孔，但不可笼统地说“中间无孔”，因为一些造币厂（如天津造币厂等）确实铸造了中孔铜元，如民国22年铸造的嘉禾中圆孔铜元。（4）1905年（光绪31年）清政府颁布《整顿圜法章程》，令天津户部造币总厂铸造铭文为“大清铜币”的新式铜元，至今仍有大量实物存世。说“宣统年间”改铸铭文为“大清铜币”的铜元，这不是历史事实。
下面再举个金属学的例子。第11卷说：钢是含碳量不超过1.7%的合金。这个定义过窄，使含碳量超过1.7%的高碳钢都被排除在外。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中就有含碳量超过1.7%的钢，如那时的国家标准规定Cr12高碳高铬钢的含碳量为2%－2.4%（与国外的D3型号的钢的标准完全一样）。
大词典第11卷的主编一人，副主编二人。事实表明，三位主编副主编缺乏自知之明，不去聘用相应的行家里手去审定主编们自己不懂的东西（尽管主编曾经聘用9位定稿编委和若干其他定稿人员担任第11卷的审读定稿工作）。从前面的例子看，主编们不懂金属技术史、中国经济史、金属材料学。自己不懂又不去聘用相应学科的学者参加审定工作，竟敢去审定自己不熟悉甚至完全不懂的东西，这种行为只能用缺乏自知之明来解释。为了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担任内容十分广博的著述的主编应有自知之明，做自己应做之事，把自己无力审读定稿的部分交给有能力的学者去审定。
三 学界名人尤应自重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因跨越自己所从事的理论物理专业去做全国律师辩论大赛评委而遭到舆论界诟病。如果何院士在理论物理研究工作之外同时研究法学理论与律师业务，那么他受聘担任律师辩论大赛评委则无可指责。一个自然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界的同时又研究社会问题，并在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取得成就甚至杰出成就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哥白尼在建立日心学说的同时还发现了一个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劣币驱逐良币定律（早于银行家格雷辛发现这个规律半个世纪左右）。但是，何院士是否同时研究物理和法学不得而知。如果未曾研究法学理论和律师业务，那么何院士去做评委就太欠谨慎，太不自重了。
一位学术大师只能在自己所从事的一个或几个学术领域内是大师，而在其他领域就不是学术大师，而是普通人，其一般知识水平可能就是中学水平（如果把中学所学到的东西都忘了，那就连中学水平也不够了）。
上述《汉语大词典》11卷的主编们不是学术大师，他们缺乏自知之明，去审定了自己不懂的东西。这种不懂装懂的做法也出现在某些学术大师那里，他们抛谨慎自重于脑后，令人扼腕叹息。笔者少小学习音乐，后来又从事专业音乐工作，虽无所成但也算音乐业内人士，所以有资格讨论音乐常识方面的问题。有几位学术身份高、学术影响大的学术大师，他们竟敢像大词典第11卷主编们一样，去审定自己所事专业之外的并且是自己不懂的东西——音乐领域的问题。我在这里所说的“审定”，不是那种因为其大师头衔被人利用而挂名者所做的“审定”，而是实际上的“审定”——既有几位大师“审定”后的签字，又有正式文件对他们的“审定”所做的记载。
举两个例子。大师的“审定”结果之一：五线谱是在五条平行线上标记音符的乐谱。似是而非。我们随便拿张乐谱就会看到五条线的“间”上也有音符！大师的“审定”结果之二：协奏曲是一个独奏者和一个管弦乐队合作演奏的大型乐曲。这个“审定”结果也似是而非。第一，协奏曲的乐器分配方面也有两件以上独奏乐器者，如巴赫的《F大调第二勃兰登堡协奏曲》、《G大调第四勃兰登堡协奏曲》，莫扎特的《C大调长笛竖琴协奏曲》等；第二，协奏曲中还有一种不是为一种或几种独奏乐器而是为人声所写的协奏曲，如苏联作曲家格里埃尔的声乐协奏曲，中国作曲家秦咏城的声乐协奏曲《海燕》等。如果对协奏曲的界定提出更高要求，那么要把最初命名它的意大利文术语concerto的含义更准确地体现在界说之中。
类似上例中的缺陷或错误不胜枚举。由于几位大师早已驾鹤西去，不宜多言，所以就此打住。笔者在此提出问题，旨在呼吁今天的学术大师和学界的其他名人不要忘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就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学术大师尤应谨慎自重。
（感谢崔同庆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6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