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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王莽执政，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改变汉制，更造大钱，铸刀、布、泉三类货币。
　　刀币类有“一刀平五千”，实际就是金错刀，刀环上下有“一刀”二字，是用黄金错镶而成的，刀柄上有“平五千”三字凸起，是和刀同时铸造而成的。又有“契刀五百”，是刀环上铸有“契刀”二字，契字在右，刀字在左，刀柄上铸有五百二字，五字在上，百字在下，这“契刀五百”四字都是凸起的。
布币类有“小布一百”、“么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其中“大布黄千”就有几个品种，这些字在布币上都是凸起的。
　　泉币类有“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这六泉中，除“小泉直一”、“大泉五十”外，都是比较缺少的。现在遗留下来最多的是“大泉五十”，“货泉”和“货布”，还有少数制作精美，书法纤秀，垂针篆的“布泉”钱。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张衡
金错囊徒罄，银壶酒易赊――杜甫
尔持金错刀，不入鹅眼贯――韩愈

宋徽宗的年号钱文大都是他亲笔写的钱文，后人形容徽宗铁画银钩瘦金体，是美女簪花、龙飞凤舞，天孙织锦、别致多样。他的御书年号钱文就有近百种，他铸的方孔钱是中国方孔钱中制作最精美的。其中圣宋、政和、宣和三种小平钱尤精美，有人不爱其钱，专爱其书，因而不少的书法家也收藏了他的年号钱。
《宋史·子淔传》载:“子淔除陕西转运副使，初，蔡京铸夹锡钱，民病雍滞，子淔请铸小铁钱以权之，因范格以进，徽宗大悦，御书‘宣和通宝’四字为钱文，既成，子淔奏令民以旧铜钱人官易新铁钱，旬日易得百余万缗，帝手札以新钱百万缗付五路，均籴细麦，命子淔领其事”。这种小平“宣和通宝”铁钱至今还不断在西安出土。

母钱，是指翻砂铸钱中印模时的工艺用钱，其数量远较普通钱为少。清朝的母钱基本上都用铜制成，间有少量铅锡制品。各省铸钱均须“例由户局先铸祖钱、母钱及制钱各一文，颁发各省，令照式鼓铸之”(《皇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同时户工二部在京还有宝泉、宝源二钱局，也开炉铸钱，历时二百多年，故在北京应留下不少母钱。但是，母钱同其它钱相比，既不像钱样那样由象牙、硬木等制成，可以从材质上区别，也不像祖钱那样雕刻而成，可以从制作方法上辨认，它是同行用钱一样铸造出来的。这样，母钱同普通钱的区别是什么，怎样从众多的古钱中挑选出母钱，就是一个需要分析才能回答的问题。而且母钱中有相当部分曾掺入流通钱中使用过，磨损较严重，而普通行用钱中也不乏铸造精美的。本文试从近年来的收集、分析实践，结合本人金属加工经验，从制作工艺上作些探讨，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钱样由特殊材质制成，故不必讨论。祖钱系用精铜精工雕琢而成，自可一眼认出。母钱、流通钱都是翻砂而成，故二者无根本区别。但它们在铸造环节中所处位置不同，应有其各自的特征。只有明确了各自的特征，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4.咸丰元宝背满文宝泉汉文当百(图5)。外径5.08、孔径0.95、厚0.42厘米，重52.5克。此钱铜色金黄，铸工精良，文字高挺细瘦。地张光滑平坦，但留有砂眼。穿孔用锉修成。外轮尖削，车削痕迹明显。
　　5.同上(图6)。惟宝字末二点不同。较厚重，直径5.1、孔径1.0、厚0.52厘米，重62.3克。黄铜质、铸工精良。文字细瘦高挺，地张光滑略有隆起。外轮为尖形，系用车床车成，有啃刀的地方(即由于车床夹具或刀具的刚度不足，进刀时工件或刀具略微后让，不能随时车掉铜料，称之为让刀，直至无法再让时，会突然车掉一大块，车出的痕迹要深于正常的切削)。两平面也留有明显的车削痕迹。穿孔为先铲成再用锉修光。此钱元字左下角，即第一横划左尖端、第二横划左半端及撇划，自右上方向左下方成光滑的弧状凹陷。似乎受过坚硬的圆形物的打击，但细看元字表面无任何伤痕，铸成时应即这样子。这一圆弧凹陷似乎恰与人的大拇指尖吻合，联系到清人笔记中有进呈蜡样一说，可能即为用捏变形的蜡样印模翻铸而成的。若果真如此，则清钱中确有蜡样矣。
　　　　6.同上(图7)。外径5.05、穿径0.95，厚0.41厘米，重48.9克。铜色金黄，铸工较精，文字细瘦高挺，宝字从“尔”不从“缶”。字口间地张上还附有少量翻砂后留下的型砂，穿孔为铸成。外轮尖削，系车削而成。由于车床夹具或刀具刚度不够，所以车痕上尚留有振颤形成的纹路，并有啃刀现象(封三：3、4、5)。
　　7.同上(图8)。直径5.3、穿径1、厚0.4厘米，重56.8克。黄铜质，铸工一般，文字细瘦，宝之“贝”字下二点距“目”字较远。穿孔系铸成，后又用锉刀修光。尚留有一二处砂眼，外轮尖削，系用锉刀锉成。
　　8.同上(图9)。直径5.28、穿径0.85、厚0.4厘米，重51.5克。黄铜质，铸工较精，文字高挺有力，宝字明显向左倾。穿孔无铸造痕迹，系用锉刀修成，外轮尖削，为车制而成。
　　9.同上(图10)。直径5.15、孔径1.1、厚0.42厘米，重54克。宝之“贝”字较阔，背满文宝字出头，铜色金黄，铸工精良，文字高挺，外轮尖削，为锉削而成，穿孔是铲成后又锉光

三.从铸钱工艺看母钱　　钱形精整、文字高峻固然是母钱的重要特征，但正如前面所述，行用钱特别是样钱，也有极精好者，而一些粗劣的行用钱，其母钱往往并不精整。根据笔者实践，要区分母钱，还要从工艺出发，分析钱币的外轮和穿孔。
　　1.外轮。
　　母钱是尖削的。这是生产工艺对母钱的要求。明代翻砂用干土砖末，清代则用专用的型砂，经配合拌匀后仍相对松散，容易受损。铸造印范时，母钱须按入砂中一定的深度(通常为钱厚的一半)，形成阴文钱型。若母钱外轮平直，钱型壁是竖直的。要取出母钱，按《天工开物》所说，须将砂箱翻转提起，使母钱跌落。跌落过程中，直到母钱完全脱离砂型之前，钱缘与型壁始终有接触。故必须保证提升方向的垂直，稍有偏差就会碰坏砂型。另外，若母钱与型砂接触紧密，摩擦力大，母钱甚至可能跌落不下来。若母钱外轮尖削，印出钱型则为口大底小的盆形，只要稍稍提起型箱，母钱就与砂型完全脱离，且不易碰坏砂型。即使大批量生产中操作匆忙，也比较容易保证质量

母钱的尖削外轮的产生大致有三种可能方法：
　　(1)翻铸母钱的祖钱即是尖形外轮。
　　(2)用普通祖钱印模后，再将钱模修成尖形。
　　(3)用祖钱印模铸出毛坯，再修成尖形。
　　现在见到的祖钱外轮多为平直的，也有浑圆的，但无尖的，方法(1)不能成立。
　　用方法(2)太费工费时，且不容易保证质量。
　　方法(3)是较为可行的。
　　至于修外轮的方法，《天工开物》中说是将数百枚钱穿在一根方棒上，若是流通钱，须以“方长牵鎈”(大板锉)锉光外轮。有时工匠加工不认真，就可能保留母钱的尖削痕迹。若要将钱脊修尖，则须在每两枚钱之间隔以较小的垫，使加工工具能伸入两钱之间，逐一将每枚钱的外轮修尖(图13)。
　　　　从前举几例钱看，它们分别是将铸成的平整外郭加以锉削或车削修成的。锉痕多为较短而浅的痕迹，且相互不完全平行。车痕一般较长，分布密集，但不散乱，痕迹间基本平行。车床的使用在我国的金属加工中已有很长的历史，西安出土的唐代银盒，其部件就为车削而成。另外从记载看明朝制钱中，有一种名曰“镟边”的，大约就是指外轮车削加工的。从实物看，明朝钱确有用车削法加工的。一枚明初的洪武通宝背五钱大样(图14)，它的外郭的面背两面都曾经车削加工，车削痕迹清晰可见。由于车削了外郭的正反二面，所以这枚钱显得边缘薄于文字部分。明代是开国即铸大钱的少数朝代之一，且铸行的是足值大钱，钱背有带一钱、二钱三钱、五钱、十一两等字文者，既表示面值，也标明重量。明秤一两为37.3克，五钱应为18.65克。为保证钱币足值以取信于民，又不致使国家吃亏太多，故先铸出超重的毛坯，再加以磨削减重。此钱的切削大抵为此。为了保证较大的钱形和明晰的文字，只能对外郭的两面进行加工，使得此钱外郭明显薄于中心，但仍重22.18克，约重6钱。大概实在不能再往下车了，只能作罢。这也显示了明初的国力雄厚。直至明末的崇祯初年，仍沿用此法。《春明梦余录》载：“崇祯元年，从钱法侍郎孙君桐议，……每钱一文，必令用黄铜二钱，锉磨之余，只存一钱二分五厘……”。另有一枚崇祯通宝光背平钱(图15)，此钱铸出后从未氧化锈蚀，故金光灿灿，加工痕迹清晰可见。其外轮上有与其平面成45°左右的断续分布的鱼鳞状坑洼，和平行于钱平面的短车痕相交(见封三：1、2)。熟悉金属切削工艺的人都知道，这是在车削过程中因夹具刚度不够或刀具不锋利引起工件震颤而形成的，而且是发生在较长工件上的。可知当时是用车削法加工成串制钱的外轮。
　　以上两例说明车削加工在明代铸钱工业中是贯彻始终的。到了清代后期，车床在钱局中的使用肯定更加普遍。尤其是咸丰时内外交困，财政艰难，需要大量生产大钱以应付财政需要，采用车床加工可以大大加快生产速度。
　　2.穿孔。
　　清朝祖钱中有相当一部分穿孔未完工，俗称“金口未开”，只有小圆孔或小方孔(图12)，所以用它们翻铸成的母钱上也仅有小方孔或小圆孔。在加工时需要将铸成的母钱穿起以修整外轮。但是小圆孔只能穿入圆棒，加工时钱会在棒上打滑。根本无法加工。若方孔太小，只能穿进较细的方棒，在加工中稍一用力即会弯曲折断。尤其是大钱自身较重，加工量大，受力更大，只有在较大的方孔内穿入较粗的方棒才能切削。所以，为了加工钱的外轮，必须将母钱上的小圆孔或小方孔或凿或铲成大孔，再加以修光，才可能进行下道工序。当然，也有的祖钱穿孔已经加工完毕，铸出的母钱也就无须再加工穿口了。如图16就是图7的祖钱，由于它的穿口在祖钱阶段已经完工，所以母钱(图7)的穿孔就是直接铸成的(图16采自台湾陈鸿禧“谈咸丰大钱”之二，《钱币天地》)。由于母钱穿孔已经完工，所以翻出来的样钱、行用钱的穿口也就无须加工了。即或有少量行用钱，由于合模不严，穿口中有流铜，也仅须用方形冲头冲掉。这种加工方式从痕迹上可以看出，穿孔四面是一次完成的，加工方向是垂直的。而母钱穿孔的加工则是一面一面修光的，内孔剖面也呈尖状。

四.几点看法　　根据上述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清代母钱的典型特征：较好的铜质；较精的铸工；钱体较普通钱厚大；外轮尖削；部分母钱因祖钱穿孔加工未完成，因而其内孔留有冷加工痕迹。笔者文中列举的几枚钱就是据此而定为母钱。
　　这里所说的基本特征也不是绝对的。在存世实物中，有些宝泉局制钱面大背小，外轮虽已锉平，仍留有部分铸造痕迹(图17)，可知它们的母钱在加工外轮时并非削成尖削形，而只是朝一个方向加工成斜坡形。
　　现在很多人认为母钱应当铸工精湛，地张光洁，文字高挺纤细，否则只能算作样钱或初铸行用钱。笔者认为，事物都有共性也有其个性，母钱比样钱、流通钱精整是其共性；而每一朝代、每一时期、每一钱局的母钱各具特征是其个性。所以母钱的铸工精细与否应当指对于同时代同一版别的普通钱而言。不同时期的铸造水平不同，北宋的崇宁通宝、大观折十钱铸工精湛，几乎枚枚都合清代的母钱标准。清朝早期如顺治、康熙、雍正等朝的钱就比同治、光绪朝的钱要精得多，又因为不同的祖钱雕工不一样，所以翻铸出母钱也不一样，如《中国钱币》1986年第3期中心插页中有顺治和光绪祖钱各一枚，对比可知它们之间相差甚远。再如图15从拓片看不算精，用它同样不可能翻铸出更精整的母钱。此外，同一朝代因经济状况不同，对铸钱的质量要求也就不同。如存世的大量咸丰、同治、光绪朝钱，它们文字很浅，地张粗糙，谁会同意它们是由铸工精湛、文字高挺细瘦、地张光洁的母钱所铸呢？所以，我认为区别母钱，不能仅从其精整程度上看，而且也应从其工艺特征上加以辨认。因为作为一种工艺用钱，一定时a期内的母钱是有其共同特征的。然后和它同版别的钱仔细比较，才能确定是否为母钱。

　　最早涉及西夏钱币的钱谱，是南宋洪遵的《泉志》(以下按习惯简称《洪志》)。《洪志》卷十一载:“右梵字钱，余按此钱径八分，重三铢六絫，铜色纯赤，文不可辩，大抵类屋?、吐番钱。”传本并载 (大安宝钱)钱图。《洪志》产生于绍兴十九年(1149年)，正当西夏仁宗天盛年间，是西夏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如果《洪志》能对西夏钱币有所记载，那是最难能可贵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专家研究，《洪志》原本并无钱图，钱图是后人妄加的。梵字，即梵文、焚书，指古印度文字。《洪志》所谓“梵字”，当是洪遵尚未辨识的少数民族文字的泛称；其说“梵字钱”(2)，只是说“类屋驮、吐番钱”，并未说与西夏有任何关系。六百年之后，历经元明到清，宗诗正等奉敕撰修的乾隆《钦定钱录》(1750年)，袭转《洪志》这一内容时，仍称其为“梵字钱”，又说它与“泥婆罗钱同”，仍未与西夏挂勾。
　　《洪志》中的“梵字钱”与西夏联系起来，是与二十世纪初西夏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清道光年间，金石学者刘青园(名师陆，字子敬，号青园，山西洪洞人)，在凉州发现不识之钱币，经与《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3)中的西夏文对照，方知为西夏文钱，这才联系《洪志》中后人妄加的钱图，认为是西夏币钱。其后，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才将袭转《洪志》中的“梵字钱”，明确冠以“西夏”二字。然而其为西夏文何字，并不认识。直到本世纪初，随着对西夏研究的深入，和对西夏文字释读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罗振玉父子才将包括“大安宝钱”在内的四种西夏文钱加以释读，于1914年，在罗福苌的《西夏国书略说》中加以著录，并明确的说:“此为以前古泉学家所未知，此悉抚印于册，以告后世之治古钱学者。”这件从《洪志》开始，历经七百多年之久的公案，至此，才算有了结果。
　　最早明确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是上面提到的乾隆《钦定钱录》。《钦定钱录》涉及到西夏钱币的有三种:一种是上文提到的见于卷十四的“梵字钱”，内容已如上述。一种是卷十二的“天庆元宝”，原书定为辽天祚帝天庆钱。按辽天庆钱造型欠好，“庆”字很大，与西夏天庆钱轮郭规整，笔画端庄完全不同；视其钱图，与出土的西夏天庆钱也完全一致，无疑应为西夏钱。《钦定钱录》，不辨辽、夏，显属错误。第三种，仍见卷十二:“右夏仁宗天盛元宝”，是钱谱中第一枚明文著录的西夏钱币，也是今天西夏钱币中出土最多的一种，是值得特书的。
　　初尚龄《吉金所见录》(道光丁亥，1827年)所著录的西夏钱币，对研究西夏钱币具有重要的价值。卷十三“宋伪品西夏”，根据刘青园在凉州的发现，著录了六种汉文钱:元德通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一种西夏文钱:大安宝钱。这使钱谱中的西夏钱币具有一定的规模，为后人研究西夏钱币提供了资料。
　　咸丰李佐贤的《古泉汇》，对西夏钱币的著录也是重要的。它囊括了《吉金所见录》的全部内容，又增加了天盛元宝铁钱和乾祐元宝铁钱；尤为重要的是将“皆不可识”的西夏文钱增为三品，为西夏文钱增加了新的品种，提供了新的线索，同治十二年(1873年)，鲍子年的《古泉丛书》及后来方若的《言钱别录》也将这些西夏文钱著录。《古泉汇》的三品，西夏文钱钱图，摹写很不规整，字迹模糊，且有缺笔，甚难辨识。1940年，钱币学家赵权之，在《介绍新发现一种西夏文钱》(文载《泉币》1940年三期)中说:西夏文钱“《古泉汇》共载三种，审为大安、乾祐、天庆”。笔者也曾仔细推敲，按钱附图次序为天庆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赵说完全正确。以上钱谱著录汉文钱六个年号八种，西夏文钱三个年号三种。
　　　　民国以后，随着西夏学的发展，在有关西夏的论著中，又有新的西夏钱币著录。罗福苌的《西夏国书略说》，除著录了《古泉汇》中的大安，乾祐、天庆三品外，又著录了西夏文钱“福圣宝钱”。与此同时，著名学者向达先生，在《斯坦因黑水获古记略》附记中，提出有番汉字合璧的“大安宝钱”(原文误“大”为“太”)，“天赐宝钱”。1940年，赵权之在故都得西夏文钱“贞观宝钱”，在其《介绍新发现一种西夏文钱》中发表。
　　综上所述，在清代民国的钱谱论著中，著录计有汉文钱十八种，西夏文钱五种，番汉文字合璧钱两种，总计二十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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