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康安奉旨平定廓藏战事后，按朝廷要求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在西藏设立“宝藏局”，设计钱模制成样币呈皇帝御览，由于几枚样币正反面均为藏文，乾隆认为不符合“同文同规”要求，下旨改为正面汉字“乾隆宝藏”和具体纪年，背面为相同意思藏文的银币，于乾隆五十八年铸造发行。乾隆宝藏银币一方面是继金代“承安宝货”后，使白银正真意义上从“称量货币”向“计值货币”转化流通的重要发端。另一方面强烈表达了清代疆土统治的皇权思想，彰显了清朝政府积极维护国家铸币主权，驱逐外币入侵的坚定信念。西藏地方遵循规定，依次造有乾隆宝藏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六十一年四个年份。关于“乾隆宝藏六十一年”银币，可谓中国正史与钱币实物的一次戏剧性邂逅。有一说为错币，实不尽然。乾隆皇帝一直十分敬仰其祖父康熙皇帝，为表示对祖父的崇敬孝道，曾在登基之初便焚香祷告“上天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数”。在他和臣子们的日常交谈和宣谕中也时常提及：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自己因不敢逾越皇祖执政记录，如能得上天眷佑，到自己八十五岁时即在位满六十年，到时当传位于皇太子，将国家朝政一并交由儿子处理。
公元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皇帝在位执政满六十年，正式禅让退居太上皇，嘉庆皇帝继位，国号嘉庆元年。但历史上确实有过“乾隆六十一年”纪年，还曾专门制成过历书。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太子亲率王公大臣们以“归政改元为旷古未有之盛典”，乾隆居太上皇之后，宫中如果改为使用嘉庆纪年的新历“于心实有所未安...”，故一同上奏敬献“乾隆六十一年”时宪书，乾隆闻奏毫无推脱欣然接受，命在内廷使用，并作为恩荣，用以赏赐给皇子皇孙和王公大臣们，以至从归政后直到嘉庆四年驾崩，宫中实际延用的一直是乾隆年号纪年。此外，乾隆皇帝虽居太上皇，实则身体硬朗手握实权。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日，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次年丙辰建元嘉庆元年，届期归政。从时间上看，九月初三的这次正式宣谕足足留出了一季多的时间，说明老皇帝对传位之事早有熟虑，细节安排颇为周详。再次，藏地传递奏折至京所需时间，一般为35天左右，重要的禅位谕旨到达西藏的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且发行货币兹事体大，随便使用新旧年号都属欺君犯上灭族大罪，不敢随意延误。因此，由于路途遥远谕旨到达滞后，误造出“年份错版币”的说法难以成立。通过《清高宗实录》、《宫中档乾隆朝奏章》、《军机处奏章》等文献资料的对应记载，从中可以找到乾隆六十一年纪年最直接的缘由。——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子臣不揣冒昧，谨率同户工二部臣合词陈请，自丙辰年为始，宝泉宝源二局钱文乾隆嘉庆年号各半分铸，至各省俟开铸之期亦准此例，除新疆等处仍照旧遵行外，其卫藏钱文均令照此办理…”乾隆随即批复“如所请行”。可见，二种年号各铸一半是由皇太子率众臣主动提出的，显然是为博得大权在握的乾隆帝欢心。值得注意的是，奏折中还特地强调了西藏地区应和其他省份一样办理，即乾隆、嘉庆年号钱各造一半。但实际情况是内地一般所铸为铜钱，正面汉字为乾隆通宝或嘉庆通宝，背面为满文宝泉、宝源及各省铸钱局，并不需要标示具体纪年。而西藏地区当时流通皆以银币为主，加之特殊的钱文形制，既要遵循相关钱法的严格规定，又要按户部、工部要求，打制新年号的乾隆、嘉庆钱币各半，这才促成了“乾隆宝藏六十一年”银币的诞生。著名钱币学家丁福葆先生在其《古泉学纲要》中也曾引用了以上原文。从目前所见的实物银币看：“乾隆宝藏六十一年”银币有二种版式，一种为边廓24珠圈版，与“乾隆宝藏六十年”大片银币相似，所见有一定流通痕迹。另一种为边廓36珠圈版，相比前者存世更稀，其整体样式、字体风格、大小重量都与“嘉庆宝藏元年”银币基本一致。乾隆宝藏六十一年”二种版式变化承上启下脉络清晰，且皆为一钱五分形制，俗称“大片”（直径约29mm）。
可以看出，“乾隆宝藏六十一年”银币是西藏地区按照清政府户、工二部对各省铸币的统一要求，为贺新纪元正式制造的年号银币，其诞生于清代罕见的新老两代皇帝权力交接的特殊节点，颇具历史性与偶然性。乾隆六十年底在得知乾隆禅位谕旨后，按钱法规定造出了“乾隆宝藏六十一年”24珠圈版，并有极少参与了流通。至嘉庆元年后，按要求又设计制造了相同版式的“乾隆宝藏六十一年”36珠圈版与“嘉庆宝藏元年”银币，而铸币局显然对同一年使用二种皇帝年号，以及“乾隆六十一年”这样的纪年方式有所顾虑，加之“大片”制造成本较高，只是带有尝试性的制造了极少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