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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写的《明史》也肯定这一点，并且还提到嘉靖六年就已开始补铸累朝未铸钱。<明史·食货志·钱钞））说： “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铸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且补铸累期未铸者。三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
洪熙通宝、正统通宝，天顺通宝、成化通宝等钱都是嘉靖三十二年补铸的。正统、天顺、成化钱姑暂且不论，洪熙钱的铸造年代虽不见史书记载，...
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甲辰，“谕工部铸洪武至正德纪元九号钱每号一百万锭，嘉靖纪元号一千万锭”（11），这条圣谕同时记录于《世宗实录》和《明会典》之中，引起后人无数的争论。之前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被称为“倭患”的分水岭，徽州人王直勾结倭寇大肆入侵，东南沿海的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省均饱受其害，朝廷不得不派出大量军队抵御，同时在北方，明与蒙古诸部的战事仍在继续，皇帝想要铸钱的心情此时变得尤为迫切。而一千九百万锭（每锭五千文）的铸额，即使以北宋铸钱高峰期每年约四百五十万贯（每贯一千文）（12）的水平计算，也需要二十几年才能完成，且不论明时钱局的生产能力与北宋年间的差距，铸这么多钱所需要的成本更是大大超出了国家所能承受的范围。按照户工二部的估计，这个铸额全部完成需要本银约三千二百八十二万七百七十两，而当时太仓库贮银只有一百五十三万六千两，尚不足以应付京师和各边镇基本日常开支，仅是嘉靖钱的一千万锭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十几年深居修道，皇帝的思维此时可用混乱来形容了。
补铸前代年号钱的命令在嘉靖朝一共下达过两次，最后都没有实施，详细情况可参阅叶世昌、潘连贵先生的《嘉靖年间没有补铸钱》一文（13）。世宗晚年性情乖戾，惟有大学士严嵩能与之亲近，巧言应对才使得补铸的事情化于无形，不过嘉靖通宝的铸造规模还是增加了，铸局也不止限于两京的工部宝源局，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就题准铜矿资源丰富的云南开局铸钱，拟定的年铸额为三千三百一万两千文，当时户部对云南开铸事宜的覆言中尚有 “并行两广、福建、山东、凡出铜地方，如例遵行”的字句（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