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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铸永历通宝钱初探
郑成功，初名森，字大木，生于日本平户市千里滨，父郑芝龙，母日本长崎平户市田川氏。隆武元年８月（１６４５年，清顺治二年），被隆武帝赐姓朱，改名成功。永历二年５月（１６４８年，清顺治五年），郑成功始奉永历为正朔；永历帝于永历二年１０月（１６４８年，清顺治五年），封成功威远侯；永历三年７月（１６４９年，清顺治六年），永历遣使至岛，封成功为延平公；永历十二年春正月（１６５８年，清顺治十五年），永历遣漳平伯周金汤航海晋成功延平郡王。
１９９４年４月，福建漳州龙海市石码镇公园路出土了一罐郑氏永历通宝钱，共一百余枚，计１．８斤，均为黄铜材质（有称有青白铜质，实以讹传讹；在这批泉品中，有十余枚在浇铸茬口处出现泛白的情况，见图１，但泉品的实际材质仍然是黄铜），分为篆书及行书两种。重量在７.５克至８.５克，钱径２.９厘米至３.０５厘米（剔除边茬）。泉品造型规整，字文纤细，笔划流畅，书法优美，韵味十足，但钱缘及内郭粗糙，均未打磨、挫边，泉界称为“郑成功黄铜毛边永历”（图２）。这批泉品的铸造，目前泉界主要有三种看法：
一是这批出土永历通宝是郑氏政权在漳州石码所铸造的一种试铸钱。
二是有藏家认为：郑氏政权怎么可能在与清兵两军对垒，你争我夺、旋得旋失的漳州石码铸造钱币？虽说钱径和重量与先前所见篆、行永历有些差异，然该泉文字风格与在日所铸永历钱皆是一脉相承，故以为这批毛边大样也应是在日本所铸，后几经辗转而至此。
此外，还有藏家认为，这批出土永历应是郑氏政权仿造日铸钱的样式在闽南或台湾一带所铸。
由于这种黄铜毛边永历通宝的铸造，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因此值得深入探究。
笔者认为，该批泉品应是郑成功在漳州铸造，性质为试铸钱。其铸造的时间应该在１６５１年５月至１６５１年１２月之间。根据史料记载，１６４６年８月（隆武二年）隆武帝唐王朱聿鍵败死福建长汀后，１６４８年５月，郑成功始奉永历为正朔，刚开始，郑成功兵微将寡，到１６５０年８月，郑成功计斩郑联，收郑彩，才建立起以厦门（思明州）为根据地，周边包括金门、同安、铜山、南澳等地区的郑氏政权。１６５１年４月，因厦门（思明州）险失守之事，郑成功怒斩亲叔郑芝莞于军门，进一步巩固了他在郑氏政权中的地位；这一期间，郑氏永历政权日趋稳固，军事实力不断壮大，费用开支随之接踵而来，铸造钱币成了当务之急的事情；因此，该批永历钱应是这一时期铸造。因当时的条件（与清军军事斗争激烈、铸材缺乏、铸工流失等因素），使得郑成功不具备大批量鼓铸钱币的条件，综合各方面因素及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郑成功于是选择了请求日本代铸钱币。永历五年１２月（１６５１年，清顺治八年），“郑成功驻军厦门，令兄泰造大舰，洪旭佐之。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国王果大悦，相助铅铜，令官协理，铸铜熕、永历钱、盔甲、器械等物”。因此，笔者认为，该批泉品的铸造的时间在１６５１年５月郑成功永历政权开始稳定时至１６５１年１２月郑成功第一次委托日本代铸钱币之间，铸地应在该批泉品的出土地也就是漳州龙海附近。
至于第二种“这批毛边大样也应是在日本所铸，后几经辗转而至此“说法。本人认为有悖常理和常识，一是材质上看，铜材不是日本出产而且经常使用的紫铜（水红铜），而是黄铜；二是数量上看，日本与福建相距遥远且是骇浪时现、险阻重重的海途，怎可能千里迢迢铸出数量如此稀少的钱币给郑成功？其三，从成品上看，众所周知，既然是委托别人代铸，铸出的钱币应是成品。莫非明知郑成功前方战事吃紧，还要将难以流通的半成品铸出送给他去再加工？
第三种“这批出土永历应是郑氏政权仿造日铸钱的样式在闽南或台湾一带所铸”说法。此说亦难以成立，郑成功第一次委托日本代铸的永历钱，数量大，能满足其军需之用；更何况漳州出土的这些永历钱，铸造的数量稀少，根本无法流通和满足军需。而且，在第一次委托日本代铸（１６５１年１２月）钱币之后的１６５２年４月至８月，郑军与清军发生了漳州战役，紧接着１６５３年４月，双方又展开了海澄战役；漳州及海澄战役，前后“用兵凡三百六十余日”，因此郑成功仿造日铸钱，既没必要也没条件。此外，钱币的铸造一般有这样的规律，初铸品往往比后铸品要大及厚重些；若以日铸钱（２８．５mm左右）作为母本来仿造，仿铸的钱币应更小些才是，而实际上漳州出土的这批钱币，剔除边茬直径达２９．０ｍｍ以上，比日铸品还要大及厚重些许，因此，这批钱币若是后仿品的话，也是有悖常规的。
综上所述，漳州石码出土的这批泉品是郑成功在漳州本地区铸造的试铸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