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民国7年10元汉口券涂改成上海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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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1日上海泓盛拍卖841号拍品。
中国银行10元汉口地名券在美国钞票公司订制。有3种版面（背面印制不同）。
A
B
C
A种F-5918 1919年3月20万张。
B种F-6356 1920年3月20万张。
C种F-7265 1923年5月12.5万张。
F-7573 1924年4月30万张。
F-7644 1924年7月40万张。
F-7030 1925年12月7.5万张。
F-8101 1926年3月25万张。
按此券的号码推算是1926年最后一批发行券。下面看看该纸币发行的历史：
一 中国银行10元汉口地名券A种此券种是北洋政府所订印。
1919年。总行根据3月1 3日总裁、副总裁示，所有分号、汇兑所一律改称支行，所有经理、管理、管事一律改称行长，自4月1日起实行。汉口行行长钱宗翰。
二中国银行10元汉口地名券B种此券种是分区发行的新版。
1920年8月 中行为保护发行准备安全，树立纸币信用，决定建立分区发行制度。指定上海、天津、汉口三行为“集中发行区域行”，代理总处行使发行职能。
1922年5月22-24日 股东总会在京举行。会上改选了任满董事，王克敏等当选，王经政府任命为中行总裁。B种券有王克敏签署。
1923年2月 24日 政府有意要中行总裁王克敏出任财政总长，商股股东电王劝阻。7月24日 王克敏接受各地中行劝告，放弃兼任财政部长。8月 11日 王克敏辞中行总裁职，14日 王克敏辞财政总长职。
三中国银行10元汉口地名券C种中行支持南方国民政府的开始。
1923年10月 6日 王克敏决就财政总长职而辞中国银行总裁职，政府派中行董事金还继王任中行总裁。
1924年10月 17日 直奉之战爆发，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邀”张嘉墩到他办公室，向张借款500万元，张拒借，被扣到深夜始放他回家。
南北分裂，军阀之间战事频繁，银行处境艰难。内地分行如多存现金，则虑兵匪抢劫，少存又怕挤兑。
1925年11月 12日 湖北督军萧耀南电召汉口中行行长洪钟美至总部，勒借200万元。趁洪尚未回到行里，即派官兵到行勒逼副行长开库提款。
18日 汉口中行向总处报告萧耀南提走库存，董事会以全体董事名义电萧，请速归还提款，并向各方呼吁。
1926年7月 1日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宋子文电饬出发各军对于沿途之中国银行一律保护。
8月 24日 北伐军逼近武汉，市民惊慌，持券挤兑。汉行电示所属行，尽可能设法兑付。
总处夺黄郛离津南下之便，托黄带密信交汉口中行代理经理汪翊唐，俟蒋介石到汉口，需用款时，可由分行借给100万元。后因蒋介石未去武汉并未借支。
9月 中旬 总处密电南昌3支行汇款30万元至赣州，供北伐军兑现之用。
11月 24日 汉口中行发生挤兑风潮，因准备充分，很快平息。
1927年3月 月底 蒋介石于3月26日到达上海，月底即派军需处长俞飞鹏到上海中行索取上年9月已商定由汉口中行付款的100万元。宋汉章不知其中过程，仍照例索取担保，蒋不悦，将借款增为500万元。张嘉墩得悉后赶到分行照付了事。
4月 上旬 自蒋介石3月26日到沪至发生“四一二”事变之间，蒋通过陈光甫向上海商业联合会借款300万元。银行公会负担200万元，按照各行发行额多少，分配中行承担60万元。
17日 武汉政府颁布现金集中条例，禁止现洋现银出境，封存现洋约400万元。凡缴纳国税及流通市面，均以中央银行（广州）及中、交两行发行之汉口通用纸币为限。
19日 由于武汉金融发生1 7日之变，总处通电各行，自电到之日起，所有与汉口中行的往来收付，一律暂行停止。
28日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电令，凡印有汉口字样之中、交两行钞票，不得向他省两行任意迫令兑现。
8月 初 汉口中、中、交三行钞价跌至二折，各地汇兑不通。商业停顿，物价腾涨，市民怨声载道。
9月 22日 武汉政府瓦解，改设武汉政治分会，武汉市面拒用三行钞票。投机分子暗中收买，每千元现．洋可兑1 2000元，人心恐慌异常。
10月 武汉各团体反对折价收兑三行汉口地区钞票。是年 受“汉钞”问题影响，汉口中行损失巨大，业务几乎完全停顿。
1930年撤销武汉区域行，因汉口分行已改为驻汉沪券汇兑处。
1此券种是北洋政府所订印。曾被直系吴佩孚所宰制。
2此券种流通于1926年大革命会师武汉前后，政权交替意义重大。
3此券是汉口金融恐慌的见证。民国以来时局多故，汉埠金融几无岁不在紧迫之中。
4此券种发生挤兑风潮后北伐军极力维持，背后的故事有待继续探索与发现。
5武汉国民政府组织战时经济委员会颁布《集中现金条例》此券沦为不兑换货币。
6宁汉分裂，武汉政府由于汉口中央银行钞券在上海被扣，借用此券发行。
7宁汉合流后，此券又可在上海兑现。由于此券市面极少，改为上海可1比1 。2的兑换。
1937年11月，日寇侵占上海，租界成了“孤岛”，中中交农等四分行坚守阵地、处境艰难。 “租界区域内因环境关系，均委托外商银行”（如汇丰银行）由香港设法装运法币来沪、调剂市面；有时还得由外商银行代为发兑；“因法币缺乏，且运输困难、印费昂贵”，已存库的四明等“八行杂钞”都曾“启封通用”。
不论前面的京钞风潮还是后来的汉钞风潮，都产生很多的中交两行地名涂改券，资料表明，最后都为中交两行收兑。对这些改地名券，银行是承认的。
财政部与中国银行之间、及中国银行内部对该券的处置意见，并未向社会公布，外界并不知情。凭着中国银行纸币的良好信用、商民对法币的信仰，没有人怀疑“汉改沪券”的法偿效力，自然“可以通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