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得壹、顺天钱的铸行、流通，仅是昙花一现，便随着安史之乱的平息而“还将铸佛”或湮没地下，但得壹、顺天钱在钱币史研究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有唐以降，得壹、顺天钱屡有发现，文献亦载，从一侧面反映出各个时期对这两种钱币的认识和研究水平。
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在洛阳积善坊曾出土较多的得壹、顺天钱，时人未识，该事见于多种文献典籍。《旧五代中史·庄宗本纪》：后唐同光三年三月，“振武军节度使、洛京内外蕃汉马步使朱守殷，……于役所得古文钱四百六十六，内二十六文曰‘得壹元宝’，四百四十曰‘顺天元宝’，上之”。宋代庞元英《文昌杂录》和《太平御览》也有类似记述。庞氏说“同光三年，洛京积善坊得古文钱，曰‘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史不载何代铸钱。近见《钱氏钱谱》云：‘史思明再陷洛阳’，铸‘得一’钱，贼党以为‘得一’非佳号，乃改‘顺天’。盖史思明所铸钱也。”《太平御览》引《后唐书》“朱守殷奏于积善坊役所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宝殷进纳，敕凡窥奇异，尽系休明，所获钱文，式昭玄贶，得一者伫归于一统，顺天者式契于天心，道焕一时，事光千载，殊体继出，信史必书，宜付史馆。”另外，宋代王溥《五代会要》、明代《永乐大典·唐书》、清人撰《渊鉴类函》均载此事。文中所言“积善坊”，即隋唐东都洛阳城洛水以南里坊区中，定鼎门街西从南至北数第六坊，北临洛水，南邻观德坊。这次钱币出土数量各书记载不一。《旧五代史·庄宗本纪》说“得古钱四百六十六，内二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曰‘顺天元宝’”。《文昌杂录》认为“得壹古钱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曰‘顺天元宝’；《太平御览》引《后唐书》“四百五十六文曰‘得壹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五代会要》言“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文，其十六文曰‘得壹元宝’，……余皆曰‘顺天元宝’”；《永乐大典·唐书·食货志》：“得钱四百四十，曰‘顺天元宝’，其十六文曰‘得壹元宝’”；《渊鉴类函》引《后唐书》：“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一十六文”。综合以上六家说法，我们认为，出土顺天元宝四百四十枚，无太大争议，既然顺天钱数量确定，那么得壹应该只有十几枚，故“得一元宝四百五十六文”是不大可能，“顺天易得，得壹难求”，得壹存世数量极少，因而积善坊出土得壹元宝十六枚、顺天元宝四百四十枚、总计四百五十六枚，应是较为合理的说法。
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得壹、顺天钱也曾出土，在宋人著述中涉及较多。这一时期，人们对得壹、顺天钱的研究较五代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不仅出现这两种钱的收藏者，而且研究也日渐深入。首次记载熙宁年间钱币出土的是沈括《梦溪笔谈》：“熙宁中，尝发地得大钱三十余千文，皆‘顺天、得一’。皆疑古元‘得一’年号，莫知何代物。予按《唐书》：“史思明僭号，铸‘顺天、得一’钱。乃其伪年号，‘得一’特以名铸钱耳，非年号也。”宋代王懋在其《野客丛书》卷30“得一、顺天钱”条目中，不仅收录有庞元英《文昌杂录》所记后唐同光三年洛阳积善坊的钱币出土、沈活《梦溪笔谈》所言熙宁年间的发现，而且还对得壹、顺天钱略做考订。“仆考《唐书·志》史思明据东都，铸得一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曰‘顺天元宝’。庞（元英）始疑史传无此年号，后得《钱氏钱谱》，乃知史思明铸。仆谓此见《唐书》甚明，元英其未考邪。仆家旧有‘得一元宝’钱，字文方重，如颜体，轮廓甚古，后为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钱，人家往往有之。”周?《清波杂志》卷第7：元丰间（1078-1085年），庞元英“为主客郎，尝著《文昌杂录》，内一条以‘不知得一、顺天钱铸于何代’为言。书成后，又言：‘近得于朝士王仪家有《钱氏钱谱》，乃史思明所铸。初以‘得一’非长祚之兆，乃改‘顺天’。?于洪氏见二钱，文皆汉隶，径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
南宋洪遵所著《泉志》十五卷，成书于绍兴十九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钱币学著作，保存有不少旧谱资料，对得壹、顺天钱的直径、重量等，均留下珍贵记录，“旧谱曰：得壹钱径寸三分，重十三铢。余按：此钱重十二铢六参。旧谱曰：顺天钱径寸五分，重十五铢……。李孝美曰：二钱大小如一，但顺天重而得壹轻耳。余按：此钱重十三铢二参。”
到了清代，关于得壹、顺天钱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嘉时期著名钱币学家翁树培，在其《古泉汇考》中对两种大钱的钱文风格、直径、重量和版别等均做以详细地描述：
“二钱质地厚重，自右旋读，‘元宝’二字仿开元钱，重四钱九分。得一钱径寸，背穿上有仰月，壹字大书作‘壹’。顺天钱有径寸一分强者，有径寸一分者，重七钱，有径寸强者，重四钱八分，有径寸者，‘顺’字末二笔亦作隶体。背穿上有仰月，又有穿下偃月者，有背上下并无月痕者。穿下偃月者，恐系谱中倒粘耳。”李佐贤所著《古泉汇》，作为清代又一部重要的钱币学著作，堪称钱币学普本巨制之一，书中收录得壹元宝3枚、顺天元宝2枚，并附注得壹元宝为“唐史思明钱，大小三品，元左挑，背有上月者俱仿开元式。……小平钱则旧谱未见，惟刘燕庭有之。……顺天大品亦当百，次亦背上月，与得壹钱同。”在《续泉汇》中又增附得壹元宝2枚、顺天元宝1枚，并加以解释：“得壹宝钱见前谱。此背下偃月，次上下右三月异。……顺天元宝钱见前谱。此背下偃月异。”此外，在《西清古鉴》，《泉货汇考》等多种清人著作中，得壹、顺天钱均有著录。
民国时期最能代表和体现得壹、顺天钱研究水平的著作是丁福保编、1940年由上海医药书局出版的《古钱大辞典》。该书上编收录不同版别的得壹元宝6枚、顺天元宝9枚。下编收录历代对得壹、顺天钱的论述，资料较为丰富。彭信威所著《中国货币史》，说到得壹、顺天钱则是寥寥数语，“史思明在占领洛阳的时候，曾铸造两种大钱，即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两者都是当百钱。……这两种钱可以说是一种占领货币或军用货币。”
建国四十年来，陆续出版了一些大型的古钱币图录，其中收录的得壹、顺天钱多为传世品。诸如：《中国历史货币大系·隋唐五代十国货币》收录得壹元宝33枚、顺天元宝68枚，绝大多数系上海博物馆藏和个人收藏的传世品。唯有1枚得壹元宝出土于扬州东风砖瓦厂，且为采集品。
实际上，四十年来全国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出土的得壹、顺天钱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数量。出土来源有遗址、墓葬、窖藏三各形式，其中不乏科学发掘品。
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科学发掘出土的顺天元宝有四批：
（1）1959年冬--1965年春，在隋唐洛阳城宫城廊房遗址发掘中，出土开元通宝7枚、顺天元宝1枚；
（2）1965年春，在上述廊房建筑南面长条形残基中，出土开元通宝4枚、顺天元宝1枚；
（3）1980年5月--8月，在隋唐洛阳含嘉仓城德猷门遗址南侧路土中，发掘出乾元重宝10枚（图二：5）、顺天元宝30枚（图二：6），用物穿在一起；
（4）1982年夏，在隋唐宫城殿亭遗址中出土有开元通宝、顺天元宝等。
唐代墓葬中出土的有：（1）本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扬州市东北城郊东风砖瓦厂一座唐代砖室残墓中，出土铜器、铜钱和瓷器等16枚，均属采集品。铜钱18枚，其中开元通宝15枚、花边开元钱、乾元重宝和得壹元宝各1枚。得壹元宝钱径3.6、穿径0.8厘米，背上月一仰月(图二:7);(2)1992年5月,在隋唐洛阳城遗址北郊发掘的一座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的墓葬中，出土得壹元宝３枚，顺天元宝７枚，前文已有详述。这是我国首次经科学发掘发现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同时出土于一墓之中。
窖藏出土得壹、顺天钱的数量较大，版别相对丰富。主要有两批：（１）1987年四月，在洛阳地区以东的荥阳县广武乡，农民在掘土时，于地表以下约1米处发现一灰色陶罐，内装钱币196枚，其中得壹元宝64枚、顺天元宝132枚。这批钱质地厚重，呈黄色铜质，属未流通的新钱，在陶罐中放置整齐，排列有序。两种钱均为背穿上有仰月。根据钱径、重量的不同，得壹元宝分为两型，A型有62枚，钱径3.65、穿径0.8、外廓宽0.3、厚0.3厘米，重18.8克（图三：1）；B型有两枚，径3.9、穿径0.85、外廓宽0.5、厚0.3厘米，重23克（图三：2）。顺天元宝钱径3.75、穿径0.89、外廓宽0.3、厚0.3厘米，重20.8克（图三：3）。这批钱币出土后，已流散民间。（2）1991年初春，在洛阳玻璃厂浮法生产钱基建工地，即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内出土二百余枚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其数量之多，版别之繁为近年出土之罕见（图四1--6），多被民间收藏。在这批钱币窖藏中，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的版别如下图所示：
┌─光背
得壹元宝
├─背月纹─────
┌──上月
├──下月
└──四月
└─背月星 （上月左星）
顺天元宝
┌─背上短横
├─背月纹 ┌─上月 ┌─厚重
└─一般
└─下月 ┌─单月
└─双月
└─背月星 ┌─月抱星 ┌─元字左挑
└─元字右挑
└─月星分离 ┌─上月下星
└─上月右星
此外，1996年5月，笔者在洛宁县进行古钱币调查时，于洛宁县文管会发现1枚得壹元宝，另有乾元重宝、乾元重宝重轮钱各1枚，从锈色上分析，应为在洛宁县境内同时出土的一批钱币。据史书记载，唐代安史之乱时期，史思明的军队曾驻扎在洛宁一带，史思明被其子部将就俘于洛宁县境内的鹿桥驿。
从唐上元元年（760年），即史思明顺天二年，铸行得壹元宝、顺天元宝，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两种钱的著录和研究，千百年来多依赖于传世品，缺乏准确的出土时地点和翔实的钱币出土记录。在许多钱谱中著录的钱币版别虽多种多样式，但真伪难辨，给这项钱币专题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近十几年来，洛阳地区经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得壹、顺天钱，尤其是1992年5月隋唐洛阳城遗址北部一座唐墓中出土的这批得壹、顺天钱，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第一手科学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