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说的乾隆山隆小平钱一般指泉源二局。平均而言，制作精整，铜质优良，枚重4点5克上下，约合当时一钱二分。那么它们是什么时候铸造的呢。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说法是嘉庆初年。
首先，山隆乾隆之通宝二字尤似初年的嘉庆通宝。另外，新疆阿克苏乾隆红钱中有一种认为是嘉庆年所铸的山隆乾隆通宝，风格酷似阿克苏局嘉庆通宝红钱。将此种乾隆红钱和泉源二局的山隆乾隆通宝面文对比，两者很有相似之处。 相隔万里的北京和新疆，铸出风格相似的品种，亦暗示它们相似的铸造年代。
乾隆六十年乾隆禅位于嘉庆之后，曾定乾隆嘉庆二号钱文，分二八鼓铸。很有可能，户部造出嘉庆版乾隆母样钱，分发各省。结果，中央的泉源二局，造出山隆之乾隆通宝。新疆的阿克苏局，在乾隆间已停铸，故嘉庆初以中央样钱开模铸钱，铸出的钱面文与中央相类。 其他省局亦有可能按中央样钱造者。不过许多长期鼓铸的省局，可能依自己一贯的风格铸造嘉庆版乾隆通宝（如宝武贴中所发的的背星乾隆通宝），故他局如泉源版的山隆乾隆通宝少见。 但理应有所发现。
嘉庆初，中央年铸额为15亿到20亿枚间，故泉源的山隆小平年铸3亿到4亿左右。乾隆死后，二八分铸未必严格执行，大量铸行山隆小平的年份应为1796-1801年。所以泉源的山隆小平总量可能为20亿枚以上。 而乾隆年间，泉源总铸量为数百亿至千亿，即山隆版为百分之二三。按如今在泉源局乾隆小平中发现的山隆版，比例也与此相当。
另有山隆泉局大样如折二，亦应嘉庆初所铸。故其他版别的乾隆宫钱，则很可能是乾隆晚年所铸，这也与乾隆晚年之好大喜功风格相符。因此宫钱之历史，很可能起始于乾隆晚年，比如八十大寿时。延续到嘉，道，咸直至清末。
乾隆宝台局之历史比较神秘。 以实物观，形制较大，制作较划一。背面满文书写有雍正末，乾隆初风格。那么乾隆宝台何时何地铸造的呢？
在《台湾通史》〉之（度支志）中提到：“（康熙）三十一年，始停铸焉。（即康熙小台钱）乾隆四年，省中以台湾钱贵殊常。（此省为福建省）从前通用小钱，每三文仅值内地钱二文，而番银一两， 前易小钱一千五百文，近只八百余文。兵民交困。议将收存黄铜器皿八万余斤，先于省城（福州）开铸万贯，尽数运往（台湾），以充搭放班兵月饷。至福建鼓铸之处，另行筹议。翌年，巡抚王士任奏请采买滇铜二十万斤，照鼓铸青钱之例，添办白铅，黑铅，点锡，合为四十万斤，在省开铸，阴画满文“宝福”二字。先后计铸四万八千余贯，以时运至台湾，流衍市上。“
可见乾隆四年福州造过一种用于台湾的乾隆通宝，背文不为“宝福”。用于平抑台湾因停铸制钱而导致的昂贵的钱价。 这是因为：而（台湾兵）给兵饷者，定例银七钱三。 所以钱价的上涨，不利于兵民日常交易。为了救急，临时收罗黄铜器皿按枚重一钱二分的标准铸钱。
到了第二年，才正式买铜按乾隆五年的青钱标准铸钱。 这种四年所造的应急军饷钱，应该即是背文宝台的乾隆钱。因为不为宝福，则更不可能为宝浙，宝广。也不可能随便用宝源，宝泉的名义铸钱。而且台湾在康熙年有铸“台”字钱的先例，所以这种用于台湾的钱，用“宝台“背文是非常合理的。第二年才大量开铸“宝福“局钱运往台湾使用。 在实行这些措施之后，“每银一元易钱二千，物价亦平“，可以说效果非常不错。
审视宝台乾隆与宝福乾隆， 宝台局基本为标准黄铜，而宝福中却常有铜色偏红，擦后发摆者，这是青钱的特点。 因为四年之前铜钱为黄钱，铜铅各半，此铅为白铅，即锌，故所合黄铜是标准黄铜。 五年时改青钱，在铜锌之外，另加铅锡， 此种合金不可用于再次铸造器皿。因此黄铜器皿所造的那一万贯钱应为标准黄铜。实物铜质的区别也与记载符合。
按文献记载推断，乾隆钱总量在2000亿枚左右。如一万贯，1000万枚是宝台钱，则台局钱占乾隆钱总量2万分之一左右。平时在窖藏中发现宝台乾隆的比例，正与此相合。也侧面证明了宝台乾隆的来历。
此外，“宝台”的书写，正是雍正末，乾隆初的风格，与乾隆四年的铸造时间相合。
短时间（不到一年）的铸造，应该是一种大小比较标准划一，劣钱少，数量少的品种。而这些特点，与宝台乾隆完全符合。所以，宝台乾隆的来历，至此可以说是非常确定的。它是一种临时应急军饷钱，但大小又完全合乎标准，可以长期流用。在各种乾隆钱中，身份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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