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枚清代贵州炉铸造的厌胜钱，正面钱文为“经筵储望”四字，对读。钱背是变形龙凤图案，是贵炉钱中较少的一品，品相和包浆均属上乘。我前年去苏州公出时在文庙所购。
中国古代皇帝研读经史而举行的御前讲席称经筵 。宋代制度：每年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单日举行经筵，由讲官轮流入侍讲读，名曰春讲、秋讲。明、清两代基本沿用其制。举行经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一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取封建统治经验教训。现在的中共领导人到中央党校给省部级学员讲课，就有这个意味。
储望指的是储才养望，是政府对政治人才尤其是高层政治人才培植的高度重视和用心经营。
举明代为例，看如何通过翰林院进行储才养望。
明代，“翰林之盛，前代绝无也”。从制度上讲，明代翰林院是朝廷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咨议政事的职官机构，翰林官的主要活动多为朝廷日常性工作，如从事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等。然而，自天顺朝以后，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说明，翰林院既是明代通过科举考试汇集优秀人才之所，又是明代高层政治人物的输出之所。
明代科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为翰林院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预备资格，三等则委以地方基层官吏或其他职务。可见，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的，实则仅科举进士名列前茅者。对于这样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视，精心培植。翰林院的日常活动，既是履行其处理政事的职能，同时更具有锻炼能力、增长见识的意义。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阁臣起草，但实际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笔，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适应政务、加深阅历、加强对国家事务的熟悉；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编写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负责实际编修，这项工作加强了翰林官对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官又因此而不断熟悉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启沃君心、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此外，翰林官有着更多的亲炙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对政局时事获得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使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较好的政治素养。
明代科举人才的翰林院经历，确使翰林官积累了相当的政治经验，增广知识，扩大视野，自律砥砺，深蕴厚积，渐趋成熟，为入阁辅弼积累一定的政治素养。明代高层政治人才多出自翰林院已是无庸置疑。《明史•职官志》记载，“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这就无怪人们要视翰林院为“储相之所”。正因为如此，明代内阁阁臣始终能够保持其纯正的科举精英的出身，并经过翰林院的历练与积累。
除了入阁为相之外，翰林在明代政坛还有十分广泛的舞台。明代翰林官兼任科道或实任科道的情况颇多，庶吉士散馆之后，科道官是未得留馆的庶吉士的主要出路之一；而翰林学士在外转为官诸方面，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政治优势，部分由皇帝亲擢为行省长官，巡抚一省；多数出为州县地方官，为地方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此外，翰林官还作为科考官，主持、监督各地各级的科举考试，积极参与朝廷的人才选拔工作。
由此可见，明代翰林院远非普通的文职机构。作为国家重要的育才、储才之所，它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对明代翰林院的储才功能颇为赞许，认为明代进士进入翰林院期间，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的大用，翰林院成为一个储才养望之所，明代的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都是翰林出身，他们并不是只懂八股文章，其他方面也多有优长，而且多负有清望，是朝廷着意培植的人才。
“经筵储望”钱即引用了这个历史掌故，即表达了对统治者的颂扬，也寄托着对国家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