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年）至会昌六年，曾铸行钱背纪年（我国最早的钱背纪年钱）又纪地、钱形不一、钱文不精、钱质粗劣且版别繁杂的钱，其行期短，铸量大，纪地多，分布广，它即是“会昌开元通宝”钱。这种钱背文铸有扬州纪年的“昌”字、长安京兆府纪局的“京”字、湖北荆州纪地的“荆”字等23种钱文。今传世与出土颇丰，市场价格不高，收藏此钱的人较多。有人说它们是“佛的化身”，不无道理，此钱来历的确与兴佛、铸佛、毁佛有关。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至唐代，兴佛较盛。对皇权而言，传佛可迷惑百姓、维护统治，但却劳民伤财，造成土地和赋税减少。如武则天役使数万人做“明堂”，造其大佛从坑而立，自云下而出；唐中宗大造佛寺，务取华丽，耗资巨万；唐代宗兴建“金阁寺”于五台山，铸铜涂金以为瓦，所费不可胜计。“安史之乱”使盛唐转衰，府库空虚。割据与兼并又使阶级矛盾复杂尖锐，形成朝廷疯狂敛财，地方官商豪取暴利和百姓被迫离乡，“饿死者相枕于道”的格局。如肃宗乾元年间，铸“乾元重宝”一当十和一当五十两种纪值虚钱，与“开元通宝”钱并用。由于三种钱存在币差，与市价及人们承受能力不相吻合，故出现“米斗至七千”、“钱轻货重”的混乱现象；而到了唐德宗实行“两税法”后，则又形成“百斗（米）至百钱”、“钱重货轻”的趋势。期间，政府从中横征暴敛赋税，地方豪强乘机“积钱以逐轻重”。钱轻时，开库毁钱，兴佛铸佛。钱重时，不惜万金买官置地放高利贷……竭力积钱于追逐功名利禄之中。如长安京城大商人王酒胡出钱30万贯，修朱雀门，建安国寺，皇帝诏命：能捐1000贯钱者，可撞佛钟一下，只见“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敲百声，遂入西市运钱10万贯进寺”。又如，唐穆宗时，江陵（荆州）富商郭七朗输钱数百万，买到横州刺史的官做。
840年，唐武宗即位，以李德裕为相，贬牛僧儒等人，抑制宦官势力。又会昌三年杀刘稹，打击藩镇割据势力。会昌五年，诏陈佛教之弊，毁寺（官赐匾额者）4600余区，毁招提、兰若（私造佛寺）4000余区，还俗僧尼26万余，收良田数千万顷，释放奴婢15万人，史称“会昌灭佛”。
毁佛与铸钱有何关系？安史之乱后，唐朝采铜冶炼业正值恢复期，采铜量不高，产出的铜矿多用于造佛器，很少一部分用于铸钱。又因铸钱费用往往高于钱价一倍，加之官僚、地主、商人积钱之风极盛，以致通货不畅，市面现钱减少。因而唐宪宗下诏：富家积钱过500贯者处死刑，王公大臣积钱受重刑，钱没入官。但禁令行不通。唐文宗时，又下令富家积七千缗，余钱送市上流通，结果仍行不通。在积钱禁令屡禁不止、铜源不足的背景下，唐武宗只得废减全国各宗教，将其铜像钟磬等全部销毁。各州县得到大量铜材后，又令各地按开元通宝钱样就地自铸州钱（即22种会昌开元通宝钱），与朝廷京钱（即开元通宝背京纪地钱）并用，行使于当时社会。要改变钱重货轻的积弊，或许这一创举是较为有效的。会昌开元通宝钱的铸行，并不在于其币质、铸工、钱文有多粗糙，它们的经济作用远比其钱币本身的价值高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