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昭先生为世人留得“新币士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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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昭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有三十年了，可是在钱币界总是以为他还在大家身边，好像他依然住在上海安福路7号，似乎他又以上海市人大、政协代表的身份到苏州来了，或者他近日暂时回了四川老家。钱币界每当在论及某些珍品、稀品时，往往会马上联系到罗伯昭有此等藏品，如十国时期楚鎏金“天策府宝”、北宋“政和通宝”铁母、出号“大观通宝”大钱、南宋临安府壹拾文铅质钱牌、明末“西王赏功”银钱、清宝苏局“咸丰通宝”雕母、四川省造光绪当三十铜元，等等。
在罗伯昭先生众多的珍贵藏品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出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枚“新币士铢”钱（图1）了。
“新币士铢”原钱拓本最早见于1935年方子才所辑《古泉异品》，此书为原拓粘帖本，有罗振玉署名并盖章，王献唐作序，封面由黄宾虹题签。因此而知“新币士铢”钱至少在1935年前就被钱币界发现了。此钱被人们发现时就将右边的“士”字误读成了“十一”，人们总以为中国方孔钱币正用品非二字即四字，不可能为五字，故对此钱一直持怀疑态度。1942年张絅伯在《泉币》杂志上发表了拓本，并发表文章《新币士一铢质疑》。张絅伯在文中云：“前岁北方寄示异钱拓墨，文曰新币士一铢，形如八铢半两”，“谓锈色斑斑，委系出土之品”，接着对此钱提出了五大疑问：
1、方孔之钱，上自秦之半两，下迄历代纪元，凡正用品之面文，非二字即四字，从未见有五字铭钱者；
2、自上古以来，未闻有以币字为文者；
3、新字是指旧而言，若释为莽之国号，与莽制回乎不类；
4、十一铢不伦不类，千古未有；
5、面文四出，仅见压胜，正用品则惟有四决文。
张絅伯在文中对此钱的结论是：“殆出于无意识好事者之手乎。”此论受到了对秦汉铢两钱颇有研究功底的郑家相支持，他在张絅伯文后以编者身份云：“张君此论，余极赞同，盖此钱过于离奇，历代制钱，不应有此种文制。”
罗伯昭先生在众人对此钱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颇具眼力和钱币学识的张絅伯、郑家相正式发表对此钱否定意见后，对此钱仍然保持着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待到见了原钱真身后，认定为毫无疑问的真品，他毅然决然不惜以五百大洋重金将此“新币士铢”钱买下，并将此钱视作自己所藏一万五千余枚钱币之第一大珍品。1957年他将自己全部钱币藏品献给了国家，如今连同这枚“新币士铢”钱都完好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我对此钱同样十分注意，经过仔细研究，以为此钱面文当释读为“新币士铢”，趁我集得面具四出文“五铢”钱（图2）之机，在1992年《香港钱币研究会会刊》发表了《面四出“五銖”使“新币士铢”回生》的文章，迄今十几年中，拙见得到好些同好的支持与赞同。这里再将我对此钱的主要观点列出，借以缅怀罗伯昭先生。
1、若将面四出文“五铢”钱与“新币士铢”钱比较，两者有不少共同之处，两者均是面置四出文，四出文梗直干脆，毫无做作之势；文字风格相同，“铢”字书体结构完全一致，可谓如出一手；面有外郭，无内郭，素背，等等。从这枚四出文“五铢”钱风格判断，当为西汉时期物，那么“新币士铢”钱亦当铸于此间，故此钱与新莽无关。
2、除了都是面具四出文外，两者断笔现象均十分明显，特别是文字横竖笔划相交处和四出文接郭处，均出现多处断笔。如四出文“五铢”钱“五”字末横划与上竖笔相交处，“铢”字“金”末筆接郭处有明显断笔。“新币士铢”钱“士”字上横划与竖笔交笔处，下横划与竖笔交笔处有明显断笔。此钱另外三字同样见有多处交笔呈现断笔。所以释读“新币士铢”钱之“士”字，并非刻意附会，前人不过是仅认可了上横划与竖笔交笔处的断笔，没有注意或没有认可下横划与竖笔处的断笔，才误将“士”字误释成了“十一”。
3、钱面右边本不是“十一”两字，而是“士”字。西汉许禛《说文解字》释：“士，事也。”西汉恒宽《盐铁论》引《论语》“述而篇”句“虽执鞭之士”，为“虽执鞭之事”，足见西汉时“士”与“事”相通。战国印有“事戏”、“事邦”、“宜士和众”（图3）、“正行治士”（图4）等，秦印有“正行治士”（图5）、“思言敬事”（图6）等，汉印有“忠仁思士”（图7）、“壹心慎事”（图8）等。都是从事某事项者所执之印信。士、事意为从事、治事、掌管等意，“新币士铢”即“新币事铢”，释义为：新的钱币制度规定由五铢治事。
4、五铢钱上星、点、划、决文时有所见，大凡是作为某种专用记号，面四出文比这些记号更为醒目。这两种钱风格一致，面又共置醒目的四出文，当为同时期物，这枚“五铢”径2•55厘米，实测现重3•4克，“新币士铢”钱径约3•2厘米，估计重十几克，但当时并无子母相权之制，必另有用处。考汉武帝为对推行的新币制“五铢”进行管理，于元狩六年六月下诏：“日者，有司以币轻多奸，农伤而末众，又禁兼并之涂，故改币以约之。稽诸往古，制宜于今，废期有月，而山泽之民未谕，……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天下。”由褚大等人应诏到全国各地对新币制进行宣传和管理（见《汉书》“武帝纪”）。“平称”之制是汉初币制管理中比较有效的一项管理手段，“平称”管理中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称钱衡。使用称钱衡，就得用国家认定的标准砝码。“新币士铢”释义“新的钱币制度规定由五铢治事”，正好是反映了推行的新币制“五铢”钱的含义。因此我推定它们为当时官方“平称”管理中称验五铢钱使用的二种不同档次的砝码。（详见1992年《香港钱币研究会会刊》载《面四出“五銖”使“新币士铢”回生》）
由此再看当年张絅伯对这“新币士铢”提出的五大疑问，虽然每一点都似理由充足，但是由于没有将“士”字正确释读，差一点将这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物丢弃。因此我们特别要感谢罗伯昭先生，是他在众人对“新币士铢”钱怀疑时保持了冷静和理智的态度，是他见到原钱后认定为毫无疑问的真品，是他毅然决然不惜重金将此钱买下，是他将这枚“新币士铢”献给了国家，才得以世代相传。
罗伯昭先生曾将自己写的五十篇钱币文章给好友（又是当时上海的出版界领导）马飞海先生看，但是他并不想马上出版，要待写满百篇后才考虑出版。我想其中必有论及这枚“新币士铢”的文章，因为他将此钱视作自己藏品的第一大珍品。他这批宝贵的文稿已在“文革”中散失，今天我们只能无奈地讲一声可惜！要知道，我们今天的研究就是在罗伯昭先生等前辈们打下的基础上前进的。假如罗伯昭先生知道他们的钱币事业今有千万后人继承，我们将听到他们在天堂里的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