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钱砸出来的朝代
一枚“大宋通宝”，背刻“当拾”二字，价值15万元以上；一枚“崇宁通宝”，字体清瘦刚劲，是宋徽宗赵佶的御笔，最便宜的却只需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千年前的宋朝人留下了大把的钱币，今天在收藏市场里流转着。
宋代铸造的钱币数量多得惊人，仅铜钱一种，铸造量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在整个北宋167年间，大多数年份铜钱的年铸行量都在100万贯以上。最多的年份，甚至可铸500万贯，需要耗费1万吨左右的铜。如果将这些铜钱一枚接一枚地排列起来，大约可以绕地球一周半。
这个数量是空前绝后的。在唐朝，一年的铸币量大概也就在30万贯左右，有时甚至连1万贯都不到，有的时候干脆不铸。而整个两宋时期，足有几亿贯的钱币铸出来。宋以后，铜钱才不再作为主币，让位给白银，变为辅币，但仍长期使用。
不仅数量惊人，宋钱的品类还特别齐全：既有铜钱，又有铁钱；既有黄金，又有白银；既有金属货币，又有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不要说以前的汉、唐等朝代没有这种景象，就是当时宋朝统治区以外的其它地方，也都没有这种景象。
在宋代，一个人的日平均消费水平，一般也就是铜钱数十文至百文左右。由于大宗交易和出境贸易还比较少，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小，所以人们生活中经常是小额支付。一旦碰到大桩买卖，人们往往要用麻袋来装钱，很不方便。钞引、纸币应运而生，宋代在世界上首创纸币，南宋时期已推行到全国，数量最多时，发行的纸币票面总价值在十亿贯铜钱以上。
在一些特殊场合，宋代的人们还使用一种便钱券，类似于今天的汇票或支票，有的还有固定面额。凭着这种券，人们可以领到盐、酒、茶、矾、香料等专卖品。最有趣的是一种叫作“紫衣”或“师号”的有价证券，如果部队拿着它，就可以给将士购买军粮；如果和尚、道士拿到它，就可理所当然地合法享受“高僧”、“大师”的待遇了。
又是铜钱，又是铁钱，又是金银，又是纸币，数量都是空前之多，还有形形色色的有价证券，应该说当时的
“钱”实在是太多了。
钱多也闹荒
奇怪的是，宋代的人偏偏又总在叫喊钱少，从北宋中期开始议论，一直吵到南宋灭亡，甚至还专门创造了一个词：“钱荒”。
北宋仁宗时，大文学家欧阳修就上奏说，“淮甸近岁号为钱荒”。说的就是淮南出现钱荒的事情。与他同时，那位据说把吐沫星子溅到宋仁宗脸上的著名言官余靖也讲：“当今天下钱货至少，江淮之地，名为钱荒。”
钱究竟缺到什么程度?大文豪苏轼可能是讲钱荒讲得最多的人之一。宋哲宗元祜四年(1089年)十一月，他上奏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银绢丝绵入市，莫有顾者。质库人户往往昼闭。”按苏轼的说法，当时浙江地区的市面上因缺少现钱而无法交易，当铺竟因没有现金，而导致大白天停止营业。
有人这样形容当时的“钱荒”：老百姓拿着银绢丝绵到市场上卖，连个问的人都没有；官府散出二三十万贯的钱，到了百姓手里，像泼出的水一样，立马不见了踪影。以至于朝野上下，因为“钱荒”问题而议论纷纷。
宋神宗时，曾两次担任三司使(相当于主管财政的副总理)的老臣张方平上奏说：“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饶建置炉，岁鼓铸至百万缗，积百年所入，宜乎贯朽于中藏，充足于民间矣。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不知岁所铸钱今将安在。”依照他的说法，当时不但民间流通的钱少，国库里存的钱也少。
张方平向时人提出一个问题：开国以来造了那么多钱，都到哪里去了呢?他把问题说得还颇为严重，似乎不解决“钱荒”问题就会惹出大乱子。
到了南宋，情况更加恶化。著名抗金大臣李纲在湖南任职时上奏说：“民间难得见钱，号为钱荒。”又说：“本路钱宝泄于他路，不复可还，民间阙乏，号为钱荒，以故谷贱伤农。民户输纳夏税户帖应于名色难得见钱，闾里愁叹，至有委弃田产逃移者。”可知由于市面上找不到现钱，农民的产品卖不出去，无法完纳赋税，只得被迫逃亡。
实际上，纸币在南宋已流通于全国，而且数量巨大，照理该不会再有“钱荒”了。可是“钱荒”的现象却没见减少，人们还是常常把“钱荒”挂在嘴边。
钱到哪里去了?
有一种情况常被人提出和钱少联系起来，这便是宋人用钱的“短陌制”(陌，通“佰”，百文为一陌)。宋太宗赵炅曾下诏令，规定标准钱陌为77文，称为“省陌”(“省”代表朝廷、国家）。换言之，就是以77枚钱当100枚钱计量。这是官定的标准，民间则各行其是，据《东京梦华录》记：“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金银七十四，珍珠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行市各有短长使用。”
记载南宋都城情况的《梦粱录》上说：“原都市钱陌用七十七，近来民间减作五十，行市通使人。”就是说，南宋都城市场上，习惯以50枚铜钱当100文钱花。这种以少计多的计量方法，很容易使人们同当时的“钱荒”联系在一起。
在我们描述“钱荒”的过程中，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了问题：宋代的“钱荒”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钱少。绝大多数场合下，真正“荒”的缺少的只是铜钱。南宋时期就更加明确，人们一面喊钱荒，一面却同时提出纸币的发行过多过滥。
如果考察宋代物价即钱的购买力的变化，还会惊奇地发现，宋代铜钱的购买力在数百年中，虽有起伏，但不断降低是其大趋势。以大米为例，北宋中期，买1石大米用不了1贯钱，到南宋中期，就要用两贯以上的钱。照理“钱荒”、钱少，钱的购买力就应当提高，而当时非但没有提高，反倒成倍地下跌。
这样就造成宋代一个奇特的现象：商家或老百姓宁肯把铜钱藏在家里，偷偷熔化了，用来铸造铜器卖钱，因为这样可以得到更高的利润。历史上的很多事就是这样让人费解，造了那么多的钱却喊缺钱，缺钱了还要把钱毁掉、运到国外或埋起来。乍一看，宋代人真让人感到奇怪。实际上，这是由于铜钱供过于求，在市场上流通时甚至已低于其自身原材料的价格，“铜贵钱贱”，人们当然不愿意拿出来花。
至于“短陌”现象，则是由于唐代实行“除陌”、“垫陌”的现钱税，宋代在此基础上又征收“头子钱”，人们在用钱时为了表明自己的钱是已纳过税的，就“以少代多”了。由于由唐到宋的现钱税税率越来越高，于是“以少代多”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且因行为不同，又逐渐出现了行业间的差异。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有关记载就会发现，所谓“钱荒”，几乎无一例外同国家财政征调、赋税征收有关。宋朝实行募兵制和常备军制，每年养兵费用多达数千万贯，原先的农业税收入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无奈之下，只好千方百计地敛钱、创收，来给雇佣兵发饷。连朱熹老夫子都讲：“本朝用尽前朝敛财之术。”
增收最有效的途径当然是禁榷，也就是专卖。宋朝的专卖项目远超前代，盐、酒、茶、矾、香、药等都搞专卖，百姓要买这些专卖品，必须用现钱，而不能拿实物换。此外，宋朝税收征收现钱的情况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后，田税纳现钱的比重更是大为增加。国家征收现钱税，一是便于调配，便于核算；二是可以借折算向百姓多收点。宋朝每年国家财政收入中现钱收入比例逐年加大，到北宋神宗以后，达到六七千万贯以上，这个数字超过唐代两倍以上，而且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货币收入超过了实物收入。
专卖、钱税使得农民被迫多卖农副产品，以缴纳赋税，购买盐、矾等日用必需品，这些都需要花费现钱。而到了每年的收获季节，农副产品一起涌入市场，市场一时不能消化，也造成“钱荒”、钱少现象。
总之，宋代作为流通手段的钱其实是不少的，或者说得严重些，宋代的钱是供过于求的。所谓“钱荒”，不过是官方税收、专卖等政策失当造成的不良后果，而农民，则是最主要的受害者。现今国外出现了“次贷危机”，它是消费性借贷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社会消费能力造成的，和宋代的“钱荒”一样，也是经济大循环中一些环节出了问题，即国家征收货币的时间、地点与支用货币的时间、地点发生了错位。古往今来，经济循环中出现问题是常有的，关键是找对原因，处理得当，就能渡过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