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锡全
先秦时期，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历史时期。所谓先秦货币，就是指在这一历史阶段出现的货币。这段历史，如与秦以后的历史相比，不仅时间长，跨度大，离现在久远，而且几乎没有多少关于当时货币情况的记载。因此，我们知道的越少，存在的问题就越多，需要了解和研究的方面也就越多。但是，先秦货币发展史，时间长度占据整个中国货币史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研究中国货币，如果不研究先秦货币，将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然而困难却很大。其困难主要表现在：文献记载有限；货币种类较多；释读货币铭文难度较大；对其研究需要具备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代货币史等多学科的专门知识；近几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很多重要的新发现，所获得的实物及文字资料，为探讨或解决有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但是毕竟有限；由于情况比较复杂，各人的认识又不尽相同，有关重大的问题至今未能达成一致，见仁见智，等等。有鉴于此，笔者因为工作的关系，近些年专就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利用掌握的知识，结合所见的新材料及新的研究成果重新对其进行探索，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这本论集及姊妹作《先秦货币通论》，就是作者学习、研究先秦货币心得体会的汇集。《先秦货币通论》主要侧重综合介绍、分析与论述，《先秦货币研究》则主要侧重对新见材料的考证和某些疑难问题的探讨。其中有些看法不一定完全正确，甚至可能是错误，诚请大家批评指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有些问题将会逐渐明了。
空首布是大家讨论的热门课题，尤其是河南的学者作出了艰苦的努力，通过出土地点的不断扩大逐步了解到其分布的范围，并对某些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有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如平肩、耸肩、斜肩几种空首布的来源，产生的时间及其分布，以及国别问题，铭文包含的内容及有关地名的考订问题等。我们在比较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了解到布上的铭文多为地名，少数为数字和干支等，平肩弧足空首布中还有包括阴阳五行及音乐等方面的内容。主张原始空首布来源于农具铲，大约开始于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平肩弧足空首布根据出土地点及铭文中的地名，当是盛行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延续至战国中期的货币，主要通行于周及晋、卫、郑、宋等国。耸肩尖足空首布，根据侯马和天马――曲村以及河南嵩县近年发现的大型肩微耸弧足、耸肩弧足、耸肩尖足空首布，可以判定就是由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演变而来，其肩部耸起特征的出现，可能始于春秋中晚期，为最终寻其来源找到了直接的证据。战国时期，周王室和晋国魏氏可能主要铸行平肩弧足空首布；晋国、卫国和晋国赵氏可能主要铸行耸肩尖足空首布；晋国韩氏可能铸行斜肩弧足空首布。耸肩尖足空首布近年发现及搜集到不少新品种，布上有铭文者已达50余种（包括数字），我们对其作了一些专门的分析研究，为进一步研究晋国、赵国的历史及尖足空首布的分布范围提供了新的资料。从目前的材料看来，尖足空首布上的地名分布，大抵在山西句注以南之黄河圈以内。相信今后还会不断有新的品种（地名）发现。
平首布中，我们主要作了如下诸方面的工作。一是提出小型锐角布的所谓“公”应该释读为“允”，即浚，在河南浚县，当时属魏或卫，从而主张大型锐角布属韩，小型锐角布属魏或卫。二是对新见的钱权“灋律韦癰”作了一些探索，认为这枚罕见的布权可能应读为“灋律韦（卫或范）癰（权）”，是当时魏或卫国行使釿布的钱权。通过比较相关布币的重量，进一步论证当时“釿”的重量问题，认为战国时期的二釿可能只相当于春秋时期的一釿。三是搜集到平首尖足布50余种，并对新发现的品种分别作了研究，列出了相应的统计表、分布示意图，可方便大家研究。根据铭文，其分布范围，最东已达河北武平，最西达陕西推邪，最南达山西的皮氏或河南的濮阳一带，最北达内蒙的平城和河北的怀来一带，比较集中在太原周围。这就为进一步研究赵国的历史及赵与相邻国家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四是对品种较多、难度较大的小方足布作了比较艰苦细致的探索，统计到各种小方足布已达160余种。对其中的疑难文字或品种作了重点分析与研究，重新确定每一种铭文的释读及国别的归属，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列出了比较详细的表格，为研究方足布这一重大课题铺垫了一块基石，同时也为研究韩、赵、魏三国的历史、经济、地理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五是对内蒙凉城出土的“安阳”、“戈邑”布同范的铁范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结合内蒙包头出土的“安阳”布陶范及实地调查的结果，不仅肯定了这件罕见铁范的可靠性，主张其为东安阳所造，有了划分东西二“安阳”布的重要标尺，为释“戈邑”为“代”找到了重要的证据，而且为澄清过去发现的尖足布及“垣釿”布铁范的真伪提供了实物佐证，对于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有重要价值。
圆足布、三孔布的国别和年代是学术界争议较大的问题。我们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大胆地提出了新的看法。即圆足布的铸行年代大约与魏釿布同时，有可能不会迟于魏灭中山之年，即公元前406年，其始铸年代很可能早到始铸魏釿布的魏文侯时期(前445年椙?/FONT>396年)。根据三孔布的地名主要为中山，又有魏、赵、燕的地名，以及其重量要大于战国中晚期的布币而与魏釿布相当的情况，结合战国时期中原的历史面貌，首次提出，三孔布或有可能为公元前406年魏借道赵国灭亡中山国后统治中山地区时期铸行的货币。我们提出这一新观点，重新探讨这一未解之谜的学术难题，并非标新立异，目的主要在于为曾经激烈讨论过而现在又冷却下来但并未真正解决的问题注入一股新的活力。所述未必允当，仅供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研究时参考。
尖首刀币是先秦货币中的重要部分，刀币样式多种多样，情况比较复杂。除鲜虞、中山国遗址和墓葬出土的刀币可以确定国别和大致年代外，其余大多属于窖藏。有关其分布、年代、国别或族属不是很清楚，以往的研究推断成分很多。有鉴于此，我们首先从大型刀铭“ ”、“ ”找到突破口，经过研究，指出过去将此字释为“ ”，以为即“聊”，考定为齐西界之聊城县西北之聊故城的结论是错误的，首次考证此字应该释为“ ”和“非邑”，就是古地名中的“肥”（即肥子国），亦即《汉书·地理志》中的“肥累”。肥本春秋小国，为白狄，属鲜虞，其地在今河北藁城西南。于是，我们肯定了刀铭“ 刀”就是“肥刀”，即白狄肥子国所铸之刀。刀形、刀铭、刀币出土地均相吻合。这一认定，不仅揭示了尖首刀上有的铭文就是地名或国名，而且为确定这类刀币为白狄所铸之刀第一次找到了直接而宝贵的证据。由此，我们又推断这类刀铭中的“ 、 ”很可能应该释读为“鼓”，即与肥邻近的鼓国，亦为白狄。同时，又进一步考证出这类刀上的其他地名数种，首次揭示出地点多在河北保定、满城以南，邢台以北之石家庄地区以及以东之山东与河北交界地带，而这一地带，正是当时白狄人活动的主要地区。根据目前的材料，我们在诸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对其形制作了划分，大胆提出我们限定的尖首刀可能大多属于“狄人”铸行的观点，推断燕国统一铸行刀币可能始于“类明刀”。其前燕国是否铸行过我们限定的“大尖首刀”，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因为在早期燕都蓟（今北京市）目前还没有在燕人的文化遗迹内发现大尖首刀和刀范，燕下都也只是发现有“类明刀”刀范。怀疑针首刀有可能属于当时张家口至承德一带狄人所铸，也是少数民族刀币。尖首刀中的不同样式，应当分属鲜虞、肥、鼓、仇由、中山等狄人国家及周围少数民族所铸。详细划分还有待对新材料的不断总结和研究。
我们所划分的尖首刀，乙型、丙型中还需要进一步增加一些环节，其中的问题比较复杂，最近陆续见到一些新的材料，我们也相继作了一些报道，待有关材料增多以后再作详细划分。我们推断尖首刀不属燕，并非完全否定燕国铸行过尖首刀，只是还需要由“类明刀”继续往前追索，将来或许能够弄清其发展序列。目前我们只能肯定“类明刀”和与“类明刀”相似的一种刀（延庆有出土）断定为燕，可将其分为“类明刀”I式（延庆出土）、II式（燕下都出土）。我们又从近年发现的特小的尖首刀中搜集到15枚有铭文的（属我们所分戊型II式、III式刀），并首次公之于众。由此说明类似的小刀可能不是用于随葬，而是实用刀币。有关问题还可深入研究。
燕明刀、齐明刀也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如燕明刀的“明”字就是一个难解之谜，过去有多种释读，如何确定，学术界感到无所适从。1994年，王宇信先生邀请我参加在北京琉璃河举行的“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给我出了这道难题，说我是考古出身，又懂古文字，现在又专门研究先秦货币，希望能对“燕明刀”的“明”字发表所谓的“高见”。我不好推辞，硬着头皮并很费周折地提交了一篇《燕刀“明”字新解》。我们在充分比较诸说的基础上，对这个明字作了艰苦细致的探讨，最后倾向于将此字释为“明”；根据徐锴《说文》明有“月”声一读及古文字中存在一字两读、一国异名的现象，首次提出明字或许可读如眼、借为燕的观点。这样解读，于形、于义及与该刀的有关问题都能说通。这一观点的提出，褒贬不一，我个人也不敢说就是定论，只是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供学术界讨论。我们根据近年在满城、凌源、容城、密云等地发现的材料，又进一步肯定所谓早期方折“明”刀只是燕明刀的一种，其出现的年代大致在战国中期早段。所谓齐明刀的方折明字，只是受到燕明刀明字作方折这种写法的影响。齐明刀的国别与年代，学术界意见不一。根据刀上铭文，结合当时的历史，我们推断其可能是莒国或齐境莒地的铸币，铸行时间大致在公元前390年－前280年这百年左右之内，包括乐毅伐齐。
齐大刀是齐国的主要流通货币，但对其流通时间的意见却存在较大分歧。我们通过考证“齐六字刀”中的“ ”字为突破口，主张该字应该释读为“ ”，不能释读为返、造、建等，推断有可能在齐灭宋时所铸行。据此，进一步分别推定各种齐大刀的年代。估计齐大刀的始铸年代应在春秋的齐桓公时期，很可能与任用管仲为相有关。
近年，由于河南“郑韩故城”内出土有楚布的陶范而引起了对楚布的热烈讨论。我们仍主张过去所称呼的楚大布、连布、方足小布是楚布，而并非是越、郑、宋、韩等国的货币。郑韩故城出土的陶范，很可能是楚国进攻韩国时遗留的，或者是韩国仿铸过楚国的货币。传世和近年出土的铜钱牌，由于其上的铭文释读不一而存在不同说法。我们曾经根据字形释读为“见金”，近年又根据郭店楚简，考定铜钱牌上的“见金”应读“视金”，即视同黄金一铢、二铢、四铢。这样释读，文从字顺，可成定论。
通过统计楚国铜贝，发现铜贝中的“巽”字贝占整过铜贝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其次是圣朱贝，其余几种很少。提出圣朱及其他数种均为点缀品。通过分析楚铜贝上的铭文，认为如果以绝大多数巽字贝为主体，其字可释为巽、读如钱的话，其余数种贝文的含义，则是对“钱”的补充说明，或名其来源(如贝)，或名其形体轻便(圣朱)，或名其作用和功能等(如君、行、安)，当与地名、重量名等没有直接的关系。
湖北荆门包山楚简中记有涉及楚国黄金货币称量单位的“ 益”和“ 益”，我们对此作了专门的研究，将铭文释读为“简镒”，即“间镒”，根据重量断定为“半镒”。由此进一步确定当时楚国实行的是镒、两制，而不是斤、两制。推断楚国当时使用的砝码可能是两种：一种是依次递增；一种是“分细镒”，即在半镒以下的砝码中增加可进一步细分的砝码，以便称量时操作方便。
对秦、三晋两周、齐燕圜钱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归纳，对年代问题作了讨论。倾向将秦始行圆形圆孔钱定在秦孝公一二年（前350年），圆形方孔“半两”钱定在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年）“初行钱”时。认为秦占领的地区推行的是方孔圜钱“半两”或“两锱”，三晋圜钱是秦占领这些地方以前的货币。倾向齐国圜钱可能铸行于齐襄王复国（公元前279年）以后，燕国圜钱可能作于燕王喜（前254－前222年）徙居辽东以后。
首次公布圜钱新品“襄二甾”，指出战国晚期三晋受到秦国的影响也铸行有方孔圜钱，但铭文仍保留三晋特点。
同时，我们考证了不少先秦货币中的疑难文字或相关地名。如释耸肩尖足空首布的“ ”为“下带”，即“下虒”；释“ ”为“禺主”，即“句注”；释“ ”为“重以”，即“董泽”；释平首尖足布“ ”为“娄番”，即“娄烦”；释“ ”为“善往”，即“善无”；释“ ”为“椁”，即“崞”等；释小方足布“ 乇”为“沙乇”，即“沙泽”或“琐泽”；读“平于”为“平舒”；释“ 阳”为“完阳”，即“原阳”；释“ 关”为“捍关”，即“挺关”和“麋关”，等等。以考释文字为突破口，进一步解决先秦货币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以及相关的古文字与古地理等方面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是本文集的特色，也是作者取得某些突破所采取的手段和重要方面。
通过综合先秦货币铭文，举例归纳了一些货币文字的基本特点。如形体简省，文字变形，借笔，笔画穿出与收缩等，为研究或解决疑难货币文字及某些战国文字提供了借鉴。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颇俱影响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的释文作了部分校订，可供学术界参考。通过比较三星堆与夏商周海贝孔式的特点，从货币的角度推断1号祭祀坑埋藏於商代晚期，2号祭祀坑埋藏于西周初年，可能与周灭商有关。分析统计出先秦货币上的地名约有400种左右（包括一地而见诸不同的品类，其实，还要大大超出此数），这笔相当可观的材料，可供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运用，等等。
总之，先秦货币中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问题以及涉及到其他学科的问题还相当多，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也是不可能将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的。尽管这些年我侧重先秦货币研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辑成《先秦货币通论》和《先秦货币研究》两部习作，但解决的问题还相当有限。有些重要问题的解决，还期待新的发现和大家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