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在西安高低堡汉代铸钱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形状奇特的器物，该物为青铜质，中部类方孔圆钱形，但其为素面，无钱币上常见的文字，不但如此，其边缘两侧上还多出了一三角形与梯形，整个平面形状有若鱼形。继之，西安北郊谭家乡再度出土一件同类器物（见图一）。有人曾认为是一种特殊的钱币，如压胜钱之类的钱币，但也有许多人认为不是钱是器物，还有人推测钱形器为佩一类的器物饰品，或名之曰“?”一类的工具。有人据其形状，名之为“鱼形器”，有人据其一端有尖，推测为“铜?”。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当年发现以来，迄今未有定说。其实，这种器物即非?，亦不是钱，而应是一种特殊的工具。
一、钱形器及范的发现高低堡所出土的“钱形器”与西汉五铢钱同出，据其拓片通长４．２厘米，中间钱形径２．６厘米，穿１．２厘米。一侧的梯形突出长０．４厘米，外侧顶宽１．６厘米，根部宽０．９厘米。另一侧的三角形突出物高０．７厘米，根部宽１．０厘米。三角形与梯形分布在钱形的两对侧，且处于方穿的对角线上（见图二）。西安北郊谭家乡出土的一件同类器物，三角形尖部略有缺损，其残长４．３厘米，中部钱径２．７厘米，穿１．４厘米，一侧的梯形突出长０．７厘米，外侧顶宽１．２厘米，根部宽１．０厘米，另一侧的三角形突出物残高０．７厘米，根部宽０．６厘米。三角形与梯形分布在钱形的两对侧，且处于方穿的对角线上。此器一面带有外廓，廓宽０．１厘米。今年在西安西郊铸钱遗址也发现了一件此类残器片，形状与上两器稍有不同，当为出土的第三件钱形器。上述钱形器并非初次为人所知，此器在更早时期有人即曾著录，李佐贤《古泉汇》中已经收入同类器物拓本３件?但均不知出土地点。近年来在这些铸钱遗址中，不但出土有钱形器，而且还发现有铸造钱形器的陶范。西安高低堡所在地为一大型汉代铸钱遗址，东柏梁村亦位于这一铸钱遗址的范围内，１９８８年在东柏梁村采集到一件铸造钱形器的残范。范为夹砂陶质，厚６厘米，表层有０．３厘米厚的细泥，钱形器刻于细泥之上。残存器模５个，其中有一完整的器模。从范上的钱形器模结构来看?与采集的钱形器相同，但尺寸大小有所差别。器模通长５厘米，中部的钱形径２．７厘米，径１．１厘米，有郭，郭宽０．４厘米，三角形突出部分长２厘米，根部宽１．２厘米。梯形外侧顶宽１．６厘米，根部宽０．４厘米，三角形与梯形亦分布在钱形的两对侧，且处于方穿的对角线上。（见图三）在汉宣帝杜陵的陪葬坑中，也发现有钱型器，在遗址的报告中被称为“带柄币”，在圜形钱下有一小柄，柄呈梯形。钱型器出土时与成串的钱币在一起。１９８７年甘肃省环县城子岗，新莽铸钱遗址中与钱范共出有钱形器残范，长１４、宽１１、厚５．９厘米，范面上存径如“小泉直一”的１７枚钱形器模，器模通长３．２厘米，钱径１．５厘米，穿０．４厘米，器间有流道。有一个二器模之间的流道仅划出二条直线，中间还没有刻成流槽?为一件未完成器范。而且在范上有横线，钱的穿心有一圆点，应是设计时划圆时所留的痕迹，这些圆心都在这条横线上。可知，这一钱形器的制作方法与钱范的制作方法是相同的。（见图七）我们在钟官铸钱遗址的调查过程中?亦发现出土有钱形器范和钱形器。第一件残长１３．５厘米，宽１０厘米，范上的器形为圆形上钱一侧有三角形突出，另一侧为梯形突出，其钱径２．９厘米，穿１．１厘米，通长约６厘米。其钱径与大泉五十相同。范面上钱形器之间排列非常规整紧密，一侧的三角形为锥状较为锋利。（见图四－１）还有一件亦为钱形器陶范，范残长１１厘米，宽１７厘米，厚５．５ 厘米。范面上残存钱形器模５个，排列方式为以中间流道为中心，对称排列两行钱形器模。钱径２．５厘米，一侧的三角形长２．３厘米?另一侧已残?总长不可知，钱径与五铢钱相同。（见图四－２）另外在遗址的灰土中还发现铜质钱形器，稍残，为浇铸的残次品。钱形器残长３．３厘米，中部为园钱方孔的钱形，钱径１．５厘米，方穿不规则，径０．４～０．６厘米，无文字，一侧三角稍残，长０．７厘米，相对的另一侧，呈圭形，残长１．１厘米，与小泉值一的钱径相同。（见图五） 二、钱形器的功用从目前所发现的钱形器及钱形器范来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出土地点均为汉代与王莽时期的大型铸钱工场，说明其可能与铸钱有密切关系。在西安高低堡汉代铸钱遗址区、户县钟官铸钱遗址及甘肃环县城子岗铸钱遗址都发现了这类钱形器。西安高低堡西汉铸钱遗址区包括东柏梁铸钱遗址在内，分布面积极大，是西汉时期的一处极为重要的铸钱场地，在这一铸钱场地里曾发现有许多五铢钱的陶质范母及铸钱背范，并且在范头上有“巧二”的铭记，是属于上林三官铸钱的一部分。钟官铸钱遗址是汉武帝统一铸币权专令上林三官铸钱之后的最主要的国家大型铸钱工场，这一铸钱遗址具有铸造的传统，在秦时就是铸钟?之地。甘肃环县城子岗属于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在这一遗址中发现有王莽始建国元年铭记的陶范，说明这一遗址是王莽在始建国元年派遣大夫分赴各地督铸钱币的铸钱遗址，亦属于国家管理的铸钱场所，从中可以看出，这种钱形器和范都出自西汉至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中，确与铸钱和钱币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见图六）最近我们在对钟官铸钱遗址进行整理时，在遗址中发现了与小泉直一大小相同的钱形器，经过观察分析认为，此器确应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与铸钱有密切关系的一种工具。这种钱形器中部为圆形方孔钱币，其两侧为梯形和锥状三角形，而且三角形的尖部较为锐利，而且在所发现的钱形器范中，有和五铢钱钱径相同的钱形器，有和小泉值一钱径相同的钱形器，也有和大泉五十钱径相同的钱形器。钱形器的形状大小分别与“五铢钱”“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相对应。而且，钱形器残范不断发现于铸钱工场，应当与铸造钱币及钱币的加工有关。首先，发现这种钱形器范出土的遗址都是汉代国家管理的大型铸钱工场，其铸造钱币的数量会很大，如果在这些国家大型造币工场要制造其他一些器物的话，不会仅造此一种简单的小饰品或用于解绳一类的小器物，如果仅仅是一种普通器物的话，根本没必要作成不同钱币的形状。从这种钱形器范所出土的地点，发现的种类及形状特点来看，我们认为钱形器应和贯钱计数有关。历史上加工钱币时，要用木条贯穿钱币方孔，锉整外圆。在出入库前，都要经过计数，呈于丞令验之。之后以方木或麻绳贯穿入藏，或拆封启用，计数是一非常繁琐之事，重新校数则更为复杂，所以，如果在一定数目的钱间加注记号则是一非常方便之法。这一钱形器，可以与钱共穿于一贯，或一千，或五百，其中夹置一钱形器，十分便于计数。其突出的部分，即可作为记数点显著的标志。同时，对已经上穿的钱币计数，也可用此工具拨动清点。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用于五铢钱的五铢钱形器，也有用于小泉值一的小泉值一钱形器和专用于大泉五十的大泉五十钱形器。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此类钱形器就是一种货币计数工具和作为钱币数量点标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