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五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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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net.com 2005-04-21 16:53:03 中青网
曹魏时期是否铸行过五铢钱?史载简略。《晋书.食货志》记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罢董卓小钱,还用五铢”。《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黄初二年(公元22l年)“春三月初复五铢钱”,冬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夏四月乙亥,行五抹钱。对于上述史书有关曹魏“还用”、“初复”、“行”五铢钱的记载,钱币界尚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曹魏只是沿用前朝旧钱,有人则认为当有新铸。曹魏时期是否有新铸?如有,其型制又是什么样子?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考古发掘新资料及有关文献记载,作进一步探讨。
早在l986年,我们在整理安阳西郊出土的古钱窖藏时,曾分离出一种面有轮郭,无好郭,面文“五”字右侧、“铢”字“金”旁左侧分别被钱的外郭侵压,背具轮好郭,钱的边缘多有余铜,未经加工磨滤的五铢钱。过去有人称这种钱为“咬金”钱。此种五铢钱不同于东汉五铢,也有别于铸剪边五珠,似平介于二者之间,从出土情况分析,这种五铢钱多与西汉半两、五铢、新莽钱、东汉五铢、继环、凿、铸五铢对文、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定平一百、大泉五百、大泉当千伴出。经初步研究,我们认为这种“压五压金”五铢当为曹操五铢。后我们对安阳地区出土的魏晋古钱窖藏进行了调查,重新排比安阳县高庄古钱窖藏、安阳县伦掌乡孟村古钱窖藏,这种“压五压金”五铢钱,所占窖藏的比例为l.8—2.2%。大者钱径可达24毫米,重3.4克以上,铸造较规整,字还清晰,高挺,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钱径在2l毫米以下,字迹漫漶,钱重不足l克的小钱。
l.《洛阳烧沟汉墓》一书,曾介绍了第六期Ml47,为初平元年（公元l90)年）墓，属东汉晚期,其中殉葬钱有西汉半两53枚,五铢l96枚,新莽钱ll0枚。墓中未发现“压五压金”五铢钱。另外在《洛阳中州路》发掘的M8l3(东汉晚期墓)中也没有发现这种“正五压金”的五铢钱。由此证明这种“压五压金”五铢在初平二年(公元l91年)前尚未铸行。
2.l979年江西省博物馆在南昌发掘了一座三国墓,墓主高荣,字万授,出土钱币485枚。根据该墓出土木牍墨书文字记载,墓葬年代在公元238年(即魏景初二年)以前。我们曾同江西省博物馆保管部的同志重新整理了这批钱币，该墓出土钱币实为670余钦,内有东汉时期钱币达650余枚,占总数的96.8%,三国时期的钱币约占总量的3.2%。该墓出土有8枚“压五压金”五铢,占总量的l.l9%,分铸造工整、铸工粗劣两类,钱重在2.l—l.8克之间。其中有东汉董卓铸行的无文小钱,未见三国孙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所铸的大泉五百,更不见赤乌元年(公元238年)所铸行的大泉当千,可见该墓葬的年代应在孙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之前,通过高荣墓中殉葬的“压五压金”五铢钱,说明在公元236年之前已经铸行了这种钱币。
3.l984年4月安徽省马鞍山市发掘了一座三国孙吴朱然墓,墓葬年代为孙吴赤乌十二年(公元249年),系三国中晚期墓葬。朱然,《三国志.吴书》有传,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地位显赫。该墓出土钱币6800余枚,出土时散布于墓室铺地砖上和棺内。该墓出土“压五压金”的五铢80余枚,占总数的1.21%左右。
4.中原地区出土的曹魏五铢
中原地区为三国时期的魏国本土,虽然中原地区尚未发现三国纪年墓葬,但发现魏晋与北朝时期的古钱窖藏较多,我们先后调查了邺城、焦作、许昌、洛阳附近出土的魏晋古钱窖藏和三国时期的墓葬,情况如下（A）：在邱城附近出土的古钱窖藏,属魏晋时期的则以东汉五铢钱为主,属北朝时期的窖藏则以永安五铢和常平五铢等北朝钱币为主,时代比较清楚。我们在邺城文管所从近年来出土的钱币中选拓了“压五压金”五株钱数杖。据邺城文管所的同志介绍，这种五铢在本地是常见的古钱。(B)：1986年焦作市马作砖厂三国墓莽出土钱币48枚,其中东汉五铢、磨郭五铢约占80%。“压五压金”五铢4枚(分大小两种版别),占8.3%。(C)：许昌县张潘乡盆李村出土窖藏古钱335公斤,许昌博物馆从中称出40公斤(约326l4枚)进行挑选,有“压五压金”五铢350枚,约占l%。(D):1995年3月洛阳辛店乡政府附近发现古钱窖藏,出土钱币45公斤。该窖藏以东汉五铢钱为主，其中三国蜀汉、孙吴钱不足1l‰,而“压五压金”五铢占l.2%。(E)80年代宜阳发现的古钱窖藏中,似东汉五铢、剪边、对文钱为主，“压五压金”五铢占l.8%。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新郑发现一三国古钱窖藏，共出土钱币580枚，除磨边五铢6枚外,其余574枚全部为“压五压金”五铢钱。
此外,我们在湖北鄂城、陕西陇县、宝鸡、千阳、咸阳、高陵等地都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压五压金”五铢钱,在江苏镇江、甘肃武威也都出土有“压五压金”五铢，但在四川却未能发现。
以上调查,证明在公元190年以前此种五铢钱还未铸行。而在曹魏时期在以中原为主的地区广泛出现。这种五铢钱与蜀汉钱币形制风格截然不同,与孙吴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体系相去甚远。我们认为这种“压五压金”五铢钱为曹魏时期铸币的意见应是可信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钱范。
东汉晚期,出现了一种铸无郭五铢钱阳文铜范。铜范圆角长方形,周边有边框,长110,宽77毫米,范中有凸起的圆形及浇注槽模,范两行釜4枚钱模(一排4枚为钱面,一排4枚为钱背)。面文五铢篆书,因仿东汉磨边五铢钱,五字右侧上下呈圆角，铢字的金旁上三角无左划,下部分仅有一半,钱模径22.6,穿9.8毫米。钱模一行外侧两枚间有两个凹窝。一行外侧有两乳突,当是合范榫。背平,无纪年文字与加强筋(该钱范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
曹魏五铢阳文铜范,圆角长方形,周边有框,下部有一三角形凸起部分,是为定方位的标志,长110.6,宽72毫米。范中有两个凸起的圆形及浇注槽模。范两行各4枚钱模(一排为钱面,一排为钱背)。面文“五铢”篆书,仿铸无郭五铢钱范,但有所增益,重新增加钱币的轮郭,压“五”右侧,压“铢”字金旁左侧。钱模径22,穿9.6毫米。范背有十字筋,无纪年文字,和东汉钱范同一风格(此范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
显然曹魏五铢阳文铜范是在东汉末年铸无郭五铢钱范的基础上,有所增益而成,它继承了东汉时期五株钱范的形制,又有自己的新型制。东汉末期货币减重,曹魏五铢是在一个特殊时期重新调整的货币。
东汉末年,经董卓之乱,逐渐形成了豪强割据势力的大混战,使人民遭到空前的洗劫。
社会生产力一度遭到极大破坏,社会经济崩溃。据文献记载,董卓于初平元年(公元l90年)二月,乃徒天子都长安,焚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悉推破铜人,虏钟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滤,于是货轻而物重,谷一斗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这种“钱货不行”的局面当是指某些地区而言。兴平元年(公元l95年)长安城中谷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由此可见东汉五铢钱和董卓小钱还在使用。但是董卓铸行劣质钱,破坏了东汉的货币制度。据彭信威先生考证,董卓这一破坏性举措,大约销毁掉东汉末年全国货币总量的五分之一(主要指五铢的总数量),其影响是巨大的。这时曹操打起了“兴义民,诛暴乱”的旗帜,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用武力消灭豪强割据势力,南征北战,东讨西伐,逐步统一了北部中国,形成了魏、蜀、吴三方割据形势,这对东汉末年的大丧乱来说，无疑是一个喘息的时期,这时三方立国各有所本,割据之初无不先筹经济,故能裕国而瞻军。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父子后,在经济领域里进行了大力整顿,调整税赋,恢复了盐铁官营,抑制豪强兼并，使当时黄河流域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曹操十分重视恢复农业生产,由于很快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粮食问题,社会局势趋于稳定。一些有识之士也在讨论 铸行新币问题。荀悦(公元l48—209年)主张恢复五铢钱,“官之所争者谷也，牛马之禁,不待出百里之外，彼于钱取之于左,用之于右,贸迁有无,用而迫之,海内一家,何患焉”。“钱实便于1事用,民乐行之,禁之难,今开难令绝便事，禁民所乐,不茂矣。”他反对把民间所藏的五铢钱收集起来运到京师用,认为如果五铢不多,政府可以补铸。曹操任丞相后,着手进行经济改革,整顿币制,“罢董卓小钱,还用五铢。随着当时的商品经济恢复利用原有的铸钱设备,将罢掉的董卓小钱销熔,新铸曹魏五铢钱和原有的五铢钱同时使用,当为情理之中的事情。建安十九年,刘备也始铸新币。由此可知，在三国鼎立以前,曹魏和蜀汉先后确立了自己的货币体系,孙权则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始铸大泉五百。曹魏行五铢体系,蜀行直百体系,孙吴行大泉体系。蜀汉是否铸行过五铢钱?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在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尚未发现一枚蜀五铢。而孙吴铸大泉,则完全脱离了五铢钱体系,是十分明显的。
根据文献记载三国时期的赏赐及金银使用情况,也可窥其货币使用情况。建安年中,曹操对臣下的赏赐以谷帛、金银、珠玉、宝物及钱币为主。如毛玠卒,“太祖赐棺器钱币”。杨修卒“太祖赐杨彪钱六十万与其它物品”,糜竺“祖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竺进妹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攻取成都后,“赐飞及诸葛亮、法正、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帛千匹。”上述记载说明三国时期金银、货币仍在行用。
责任编辑：日月星 来源： 安阳文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