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新年第二天上班，把我的老师张策刚先生有关康藏高原丝茶古道及货币探踪的论文发上，在2009新的一年中与大家共同学习、探讨。
康藏高原丝茶古道及货币探踪
张策刚
四川方面主要有黎沈、碉门、松潘三路。松潘道：由成都西北行经灌县到松潘出黄胜关至藏。从松潘到索罗木，全程1590里，中经两河口，江地克里麻，哈坝，安定达坝，丹仲营，吾浪牒伦，到古尔分索罗木郎黄河合西宁进藏大路。
中国历史上以丝绸为主的对外贸易历史悠久，丝绸之路四通八达。在此探讨的是一条至今无人提及的南方丝路的另一条重要干道—康藏高原丝茶古道。这条商道的开通，比西北丝绸之路至少要早200多年。
康藏高原丝茶古道，通于秦汉以前，绵亘万里，连接南北丝路，沟通中外贸易，它以历史上的蜀郡或广汉郡为起点，经汉嘉郡入西夷、发羌、通身毒、天竺。这是一条开通最早，地势最高，道路最为崎岖艰险的古商道；是一条山川壮丽、景物特异、文化奇殊、商贸独特的古商道；是一条货币流通历史悠久，货币文化异彩纷呈，独具特色的古商道；是一条既满载友谊又饱经忧患的古商道；是一条沟通中外文化经济的友好交往之道；是一条连接藏汉，巩固边疆、准护祖国统一、振兴康藏不可缺少的对外通道。对这条通道及货币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不仅具有特殊的历史、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康藏高原丝茶古道历史悠久
（一）早在战国时期，即公元前339年至129年之间，楚威王已派将军庄蹻略巴蜀，并初通西南夷。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史记·货殖列传》：“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闲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列臣请朝”。《史记·大宛列传》：“大宛之迹，见自张骞。”说明此前，大宛不通，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为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地时13年，于元朔3年（公元前126年）返回。与楚威王派兵通巴蜀时间相比，要晚200年左右。乌氏倮求奇绘物，说明秦以前，丝类织物已进入康藏高原。
（二）秦、汉时，巴蜀与西夷、发羌和身毒的商贸交往已有史籍可考。蜀布、邛杖见之于身毒、绘帛、丝绸已输入西南夷。
《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本字无法显示：“山+尚）、昆明。…自（本字无法显示：“山+尚）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徒、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本字无法显示：“马+龙”）最大。…在蜀之西。自冉（本字无法显示：“马+龙”）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秦时常频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棘僮憧、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候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当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及元狩元年，博望候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闲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笮候，冉（本字无法显示：“马+龙”）皆恐，诸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本字无法显示：“山+尚）君，笮都作为沈犁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时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笮、冉、（本字无法显示：“马+龙”）者近蜀，道亦易通…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郎中将，建节往使…因巴蜀弊物以赂西夷。相如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本字无法显示：“马+龙”）、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溢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缴、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汉兴七十有八载…于是乃命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本字无法显示：“马+龙”），定笮存邛、略斯榆举苞满，结轶远辕，东乡还报、至于蜀都”。《史记·货殖列传》：“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棘，棘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瞿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史记·大宛列传》“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去蜀不远矣…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闲使，四道并出：出（本字无法显示：“马+龙”）、出冉、出徒、出邛、棘，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本字无法显示：“山+尚）。昆明…而蜀贾出物者或至焉”。
（三）最早记载女国与天竺常通商贸的是《北史》
《北史、卷九十七、列传八十五》：“女国，在葱岭南。其国世以女为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人皆被发，以皮为鞋。课岁无常…出输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党项战争”。《旧唐书列传·东女国》：“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服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文字同于天竺”。一个“恒”字，说明康藏与南亚商道畅通，女国东接雅、茂、西通天竺、盐可西去、丝绸也可西去、且其时东女国王已服绫，饰锦。其时在公元386—618年间，或更早。
（四）隋唐时代，南北丝路入藏商道大通，汉藏茶马互市开始兴起。吐蕃与天竺等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史籍多有记述。
《旧唐书列传·南蛮、西南蛮、东女国》：“隋大业中，蜀王秀遗使招之，拒而不受。武德中，女王汤滂氏始遣贡方物，高祖厚资而遗之。…侧天册拜敛臂为左玉铃卫员外将军，仍以瑞锦制蕃服以赐之…天宝元年…赐其子帛八十匹。…贞元九年七月其王立悉与哥邻王董卧庭，北狗国王罗陀忽…各率其种落指敛南西内附…自中原多故，皆为吐番所役属。其部政、大者有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
吐蕃对内对外交往发展到一个全盛时期，松赞干布与唐王朝结成甥舅亲谊，往来十分密切。《旧唐书》：“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其赞普…其国都城号为罗些城（即拉萨）…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城公主妻之…高宗嗣位，授弃赞为附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赐杂彩三千段因请蚕种及造酒…之匠，并许焉”。《唐书、西域上、泥婆罗》：“泥婆罗直吐蕃之西乐陵川。…逐臣吐蕃。贞观中。遗使者李义到表天竺，道其国…”“‘天竺国，汉身毒也…复遗使者隋入朝。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逻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乾封三年五天竺皆来朝。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献五色能言鸟，乞师讨大食、吐蕃，丐各其军、玄宗诏赐怀德军，使者曰：“蕃夷帷以袍带为宠”。帝以锦袍、金革带、鱼袋并七事赐之，此天竺一来朝。
吐蕃处于鼎盛时期。东抵雅州、南达天竺、西通西域、北拒回鹘、争战不息、商贸四通，丝、茶、盐、布西去，佛教外物东来，高原商道兴盛。
（五）从宋朝开始，以“茶马互市”为中心的藏汉经济贸易进入繁盛时期，元、明、清历朝经久不衰。
隋唐以来，藏区需茶，汉区需马，这种互为需求，促成了1000多年来以茶马贸易为中心的藏汉经济往来。史称“茶马互市”。到了宋代‘茶马交易”进入繁盛时期。《宋史卷一百八十四》：“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税息及稷加五十万”“至十七年茶司岁收二百万、而买马之数不多加”“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源，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大率以互市为利…绍兴二十四年复黎州及碉门灵西寨易马场，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据宋代文献记载、茶马司建立后，每年在熙秦地区每买马二万匹左右，四川每年为五千至一万匹。元丰年间四川年产茶三千万斤，自销有余，用作易马。可见贸易额之大。茶马互市也带动了藏汉物资交流、藏区牦牛、乳香、象牙、玉石、皮毛入汉、汉区丝、布、麻、酒、米、盐等输藏。特别是丝绸锦绫、更受少数民族喜爱，所以茶马司除收买锦绫与之互市之外，还置锦院一所，专一织造、将所造锦绫折之黎州等处马价。乳香，象牙必然来自南亚。西域，而丝锦必然经藏输入南亚、西域、《明史、食货志》一开始就写道：“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以制羌…。明朝以茶易马的主要场所：一为河州。一为碉门，运茶5000余万斤，易马13800匹。《清史、食货志》对输茶易马记述更详：“四川设盐茶道”“陕甘设西宁、甘肃和庄浪三茶司…共征本色茶十三万六百八十蓖（每蓖为100斤）”其行打箭炉者，曰南路边行…皆稞税，共稞银万四千三百四十两，税银四万九千一百七十两”“旧例每斤征税二厘五毫”“上色茶收稞税一两，中色六钱，下色四钱”。到清末民初易马日少，但边茶入藏更多，最高额达到104，400张，照茶1000多万斤。
（六）清末、民国，康藏多事，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边疆的统治。帝国主义也加强了对西南边疆的侵略，加上藏区生产发展，等多种原因，促成了“五道”畅通，商旅不绝，“六城”繁荣、八方幅凑的商贸兴旺景象。入藏五通即：四川道、云南道、陕甘道、新疆道、尼泊尔印度道。藏中六城：康定、巴塘、西宁、玉树、昌都、拉萨。其中四川道为入藏主道。康定为闻名于世的藏汉贸易的中心城市。并形成汉商（川、陕商）；藏商（寺届、土司、头人等）和外商（尼泊尔、印度等）三大商贸集团。汉藏物资大量交流，英、印货物充斥康藏，甚至进入内地。汉商方面仅据康定一地，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公元1935年）对商业的统计川陕汉商，即有边茶、麝香、赤金、生药、皮货、布正、绸缎、草烟、洋货、熟药、藏产品、纸张等十三个行业共222家，资本总额大洋391.91万元，藏商方面，康藏高原、喇嘛寺庙遍布，在政教会合一的体制下，大小寺庙都设有专门机构经营商业，有名的甘孜大金寺经商资本就在100—500万银元之间。各地土司、头人经营商业者也不少，德格土司有商业资本11万大洋，大头人夏克刀登有商业资本40万大洋，又如有名的昌都邦达昌，经营中外贸易在上海、印度等地都有商号，中外贸易方面，这个时期西藏对南亚各国的贸易也不断增长，仅据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8年间《亚东税关进出货价总数一览表》的统计折银为：入口货物总值1759万两，出口货物总值1740万两。从巴塘南下经云南进入东亚的商贸也进一步发展，曾有一巴塘商人组织大批茶叶经云南运销到东南亚。
二、康藏高原丝茶古道寻踪
康藏高原丝茶古道，自战国庄蹻通西南夷以来2300多年间，发展成为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联结汉藏、沟通中外的藏区经济大动脉。主要商贸中心有康定、巴塘、西宁、玉树、昌都、拉萨六城，入藏商道有四川、云南、陕甘、新疆、南亚五个方面的通道。现对各路主要商道的起迄城镇路线走向，经过地点及里程择要分述如下：
（一）四川方面主要有黎沈、碉门、松潘三路，其中黎沈道开通最早，是所有入藏商道的主要干道；也是南丝绸之路入藏之道。
黎沈道：从成都南下，经雅安到汉源县清溪乡的羊圈门入藏，全程6175里（古籍记程里数，下同）共分为四段；
成都至打箭炉段，共11站，计程1020里。成都南下雅安经荥经达汉源，在清溪羊圈门处分路西行，过泥头驿、林口尖、飞越岭、化林坪、冷碛尖、沪定桥、大烹坝、头道水、柳杨到打箭炉。
打箭炉至巴塘段共16站，计程1230里，通称“康南大道”、“或南路”。康定出关翻折多山经雅江、理塘、义敦到巴塘。
巴塘至察木多（昌都）段，共计14站，计程1405里。
察木多至拉萨段，计程2520里，中经浪荡沟、恩达寨、瓦合寨、嘉裕桥、洛隆宗，硕般多、巴里郎、拉子、丹达、郎吉宗、阿兰多，甲贡、多洞、拉里、山湾、宁多、江达、鹿马岭、乌苏江、墨竹工卡、德庆到拉萨。
碉门道：从成都至雅安分路西行经碉门（天全）到两路口分为两道：一路翻二郎山下冷碛经泸定、瓦斯沟上康定，一路过银厂沟、翻岚安山到岚安沿大渡河东侧上丹巴。北上阿坝州或西行道孚。或从烹坝经瓦斯上康定。
打箭炉由霍尔德格草地至察木多段共计39站、计程1885里，通称“康北大道”或“北路”。康定翻折多山经八桑、讯马塘、霍尔章谷、竹窝、甘孜、德尔格忒、林葱羌党，哈甲峡口，热丫到察木多。
察木多经类伍齐草地进藏段，共计29站，计程1880里，中经达塘、拉沟、江党桥、拉里堡、哈噶错卡、三巴、墨竹工卡汇进藏路。
松潘道：由成都西北行经灌县到松潘出黄胜关至藏。从松潘到索罗木，全程1590里，中经两河口，江地克里麻，哈坝，安定达坝，丹仲营，吾浪牒伦，到古尔分索罗木郎黄河合西宁进藏大路。
（二）陕甘方面，也称西宁道，全程4120里，此道为西北丝路必经之路，相传为文城公主入藏路线。
（三）云南方面，从四川巴塘经云南中甸厅至丽江达东南亚各国，此道有两分道：一路由巴塘西行至竹巴笼过河九站，到阿墩子，又十站至云南属之维西厅，皆行金沙江之外，一路由巴塘南行经六玉奏堆，至云南中甸皆行金沙江之内，全程1480里，相传成吉斯汗即由云南经此道入藏。
（四）新疆方面，一由若羌经格尔木入藏，一由于阗经沙车，噶尔入藏。
（五）南亚方面，一从不丹经亚东入藏，一从尼泊尔经聂拉木、定日入藏。从前藏至布鲁巴克、计程820里，至帕尔即到布鲁巴巴，噶毕，酉藏三交界之地。
三、康藏高原丝茶古道货币探踪
康藏地区的货币与货币流通与高原丝茶古道紧密相关。考诸史籍，在公元互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前的漫长历史中，尚未发现有关本地区自铸货币的记载。康藏地区各个时期流通的各种货币，基本上是沿着各条入藏古道从区外流入的。
（一）夏、商、周时期。藏族的祖先羌氐与华夏各族关系紧密，交往甚多，这一时期华夏地区流通的贝、刀、金、帛已流入氐、羌。如商纣王时期，西伯昌曾派散宜生带黄金千镒到大戎氏买奇马，到西海买银狐。武王伐纣时期（公元前1066年）组织了以周师为首的九族联军。庸、蜀、羌列在联军前队，作战勇悍，武王定有赏赐。直到秦强大起来，打败羌人，在陕、甘设置陇西、北地、上郡，羌人远迁青藏，一时交往渐疏。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据测定，距今三千多年以上，时值夏、商、周之际，西昌市郊火葬墓中出土有海贝、铜贝。宝兴从战国东汉石棺墓藏中也出土100多枚海贝，这些地区当时都属于氐、羌人活动的区域。
（二）战国时期，楚威王派将军庄跷，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成为滇王。必有楚“郢爱”、蚁鼻钱等带入巴、蜀、滇。
（三）《后汉书、南蛮传》“秦惠王并巴中，“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年岁出一义赋八百钱”。巴与蜀连，蜀又与西南夷通，钱币流入的可能性很大。秦在现今荣经、雅安县设置“严道县”，治区已深入“牦牛夷”，秦圜钱，两啬钱，半两钱当流入此地，芦山县就曾出土秦昭襄王时期的秦半两80多枚，便是很好的史证。
（四）《史记、货殖列传》：“邓通，蜀郡南安人也，…文帝时间如通家游戏，…于是赐通蜀严道铜山（注严道铜山史指有六处之多，可能性大者为荣经宝常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有告通出缴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逐竞案尽没入…。”说明邓通线已进入缴外，其时在公元前139—141年。近年在蒲江就出土一些邓通半两钱。汉武帝时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西汉会要》已有羌人向汉朝纳赋出钱的记载：“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五一算”。汉光武建安十六年从马援之请，复行五铢钱，援时驻陇西，为羌地，五铢从陇入羌实有可能。史书明确记载钱币进入西南夷地区是公元100年，汉明帝水平中白狼等100余国率130余万户内附，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牦牛缴外白狼等又一次“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汉安帝永初二年“缴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赍黄金、牦牛（本字无法显示：“月+毛”），举土内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1985年4月在阿坝州理县桃坪乡撮箕寨后山，距杂谷脑河床100米高的黄土地上挖掘出一个古代钱币窑藏。共150公斤，清理其中完整的6公斤，绝大多数为“大泉五十”还有少数“货泉”。在汶川也出土了秦“半两”71枚，汉“五林”331枚。“大泉五十”8枚“货泉”3枚（见李义新“从羌族地区出土钱币，看羌族地区的经济概况”一文）。宝兴县1982年在陇东乡出土“货泉”一枚，芦山县出土有两汉“五铢钱”约百余斤，还有新莽时期的“大泉五十”“大布黄千”“货泉”及西汉“五铢”1100余枚。荣经出土大量西汉早、中、晚期五铢钱约有2500余枚及少数东汉五铢钱，同时出土的还有“大布黄千”和“货泉”等新莽钱币。喜德县出土有汉文帝五铢半两铜钱。西昌出土有西汉“五铢钱”2千余枚，盐原亦有“五铢钱”出土。
（五）蜀汉铸大钱，武候多次南征，军旅抵达康、泸、邛、笮、钱币随军流入可能性极大。雅安市1983年即出土蜀汉直百五铢钱近百枚。
（六）《隋书八十三卷》载：“女国…其女王死，国中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这是康藏心腹地区有钱币的重要记载，是什么钱未明，有三种可能：一为向天竺贩盐所得天竺钱，二为西域钱币，三为汉区圜钱。《北史九十六卷》载；“附国，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王与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径三寸…土出金、银、铜…”。
（七）到了唐代汉藏交往更密。相互用金银赏赐，贡献的事不绝于史，唐钱进入西藏地区既见诸史籍，又见自出土钱币，如汶川县就出土“开元通宝”3枚，在唐代吐蕃占据青海、河西、陇右的长时期中，根据敦煌吐蕃文书记载，当时吐蕃贵族和汉族官商主要使用金银、百姓仍用实物货币，射死一人要赔偿银子一万两。可见用金、银数量之大。
（八）宋代“茶马互市”进入全盛时期，不仅以茶易马，也有以钱买马或以银买茶的情况，茶、银、钱、钞在汉、藏地区广泛流通。以北宋时期的青海东部青唐（即西宁）为中心的角厮罗藏族统治政权时期为例。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以前，宋廷向河徨边地买马，是在秦、渭等州设招马处，专收吐蕃回纥之马先令卖马者将马赶到交换地核报，每匹先付钱1000，再到“估马司估所值以支度钱帛”每匹马一般要五、六千钱，在此期间，角厮罗向宋朝进贡45次，宋朝回赐封赐达150余次，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钱币。如元丰二年三月公元（1079年），董毡向宋朝贡方物后，得到回赐钱11200缗。（千文为一纲）《宋史卷一百八》：“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除州易铜钱出塞。销铜为器…而又自弛钱禁，民之销毁与夫阑出境外者多”。《宋史卷一百八十》：“熙宁二年，乃诏置交子务于潞州…四年。复行于陕西…孙迥言：‘商人买贩，牟利于官，且损钞价’于是罢陕西交子法”“大观元年，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自用兵取湟、廓、西宁借其法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故更张之…二年，而陕西、河东皆以旧钱引入成都换易。”《宋史卷一百七十五》“熙宁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其东南及西盐钞法经久通行利病以闻、知煦州王韶进议：‘依沿边和籴例，以一分见缗九分西钞，别约价，募入中者，凡边郡入中有阙，则多出京钞或饶益诱之，以纾用度’‘迥奏总管王君万负煦，河两州结余钱十四万六百三十余缗，银三百两…’‘煦宁八年，令中书计运米百万担费三十七万缗…，崇宁中，蔡京令坊郭，乡称以等弟给钱，俟收，以时价入粟，边郡弓箭手青唐番部皆然’”。
（九）元时，成吉思汗从云南沿着金沙江进军康藏，进一步加强了对藏族地区的直接统治，分设乌斯藏都司和朵甘都司，元行和籴，茶法，盐法、中统元宝钞等钱币和银等多进入藏区，在拉萨迦萨寺就发现一张元中元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
（十）明朝与藏区的钱钞交往不断。《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九年派人以钞三十九万三千六百九十锭往陕西河州等处市马”。《明史、食货志五十六》：“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宫间特徵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
（十一）吐番盛时，势力曾达新疆，西域钱币输入吐番也有可能的，不过目前尚无史记。
（十二）《藏卫通志》卷十、钱法载“从前商上并不铸造银钱，专赖廓尔喀运来易换，因所铸造新钱成色较高，遂而居奇抬价，欲以一园当两元行使”。
（十三）1791年西藏地方政府在工布地区觉木雪卡沟造出了一种章噶银币，名曰：“久松西阿”，1792年末开始大量铸造“久松西著”，1793年造出了“久松西堆”。以后福康安经请示乾隆批准铸造“乾隆宝藏”新币，一钱、五分两种银币畅通无阻，之后嘉庆、道光年间继续按照《钦定章程》规定铸造“嘉庆宝藏”和“道光宝藏”，这是西藏地方正规币制的建立。
（十四）英印卢比的入侵康藏。从1841年起英国开始了入侵西藏的各种活动，在经济上随着英印商品的大量倾销西藏，英印卢比大量涌入，且高昂其值，一时占领整个康藏货币市场，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使世人吃惊，有识之士以“卢比亡边”之说，呼吁抵制，经清庭采纳赵尔丰等之策，铸四川卢比，终将英印卢比逐出康区，仅在西藏有所流通。
（十五）藏币的发行。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西藏地方政府开始制铸银币、铜币，1918年仿印支托拉（此种币曾在西藏流通）造出一种金币名叫“色章郭母”。1937年开始印制各种藏钞，即西藏地方政府纸币，1939年至1959年共发行一百两钞136万张，13600万两；1941年至1948年发行十两纸币723.6万张，7236万两，1942年至1946年发行五两张纸币13.46万张，673万两。这样就形成了颇具藏区特色的金、银、铜、纸币体系。
（十六）为抵制印度卢比，刘庭恕等曾铸造过“炉关契”银币，赵尔丰及其以后，在成都、康定等地铸造各色“四川卢比”，总量达2550—2750万元。在云南、甘、青地区也有仿造“四川卢比”的出现和流通。
（十七）驻康川军首领和雅安商会曾发行过不同的藏币券。
（十八）国民党中央政府代西康省银行印制5元、1元、5角三种面额的藏币券200万元，合法币99.6万元。在雅安、康定等地发行，流通。
（十九）1935年后，法币、金元券、银元券在康定地区流通。
（二十）解放后人民币逐渐在康藏占领市场，到1958年4月1日，甘孜州地区宣布禁止金银，外币流通，统一人民币市场，1962年5月10日公布了《西藏自治区金银管理和禁止外币、银元流通暂行办法》，从此康、青、藏地区从流通着多种货币的杂乱市场，统一为单一的人民币市场，使康藏货币与内地货币溶为一体，为加强藏汉团结，建设边疆，巩固祖国统一，创造了十分有利的货币金融条件。
上述主要史实，已可看出高原货币流通史的大体梗概。其主要特点是：
1．康藏地区货币流通历史悠久，范围广阔，币材多样，币种丰繁。
2．从币材分，有贝、金、银、铜、铁、纸、及帛、茶、盐等实物货币。
3．从币种分，有贝、布、刀、帛、金、银、圜钱、方孔园钱、交子、宝钞、银元、金币、藏币、四川藏洋、藏币券，西域货币、英、印、尼泊尔货币等。
4．从货币大类分：有汉区货币、中央政府专为本区流通所铸货币、本区自铸自印货币，其它少数民族的货币、各国流入货币。
5．从流通时间看，先秦以前，有少量贝、布、刀、钱、帛、黄金流入，秦、汉至隋唐，汉区钱币主要在高原周边流通，区内以金和实物交易为主。唐、宋银、茶输入，逐渐成为本地区主要货币。宋、元、明、清初钱交子、钞在周边地区流通。西藏主要用尼泊尔代铸之银币，乾隆五十七年左右西藏地方政府开始自铸银币，后按中央规定铸银币，后又自印纸币、川边改土也流之后，铸造了“炉关契”“四川藏洋”，后又印制了各种藏币券，各国银币和法币，金元券，银元券也曾在藏区流通，到1962年人民币统一了藏区货币市场。
6．由于生产发展的限制，在广大农村牧区盛行物物交易，加上销铜为器，所以钱币基本上不在基层流通。银在很长时期是藏区的主要货币，茶是重要的实物货币。
7．藏区货币主要受汉区货币的影响，受中央政府管辖，虽也有受外来影响，并形成自身特色，但仍属于中华货币体系。
8．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藏区历史上曾出现两个同属中央管辖的两个货币流通区，西藏货币流通区和康巴货币流通区，而西藏自铸自印钱币基本上不出西藏范围，康巴地区的“四川卢比”也基本上不在西藏流通，其它甘青、云南、藏区、主要用银、茶、银元和“四川卢比”。
四、研究高原丝茶古道及其货币的重要意义
康藏高原丝茶古道及其货币流通是一个客观事实，我认为：
（一）它是一座丰富多彩独具藏区特色的中华货币文化宝库。研究它对于弘扬中华货币文化有重要意义。清以前对藏区经济货币史仅有零散记载，几乎无人专门研究，清末，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西藏的入侵，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不少外国人开始对藏区货币产生“兴趣”并写出了不少专著，当时不少有志边疆之士，为巩固边疆，开始注意研究藏区经济货币，但由于受各种限制，所得成果虽具有开拓性，但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解放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藏区货币经济又受到一定重视，出了一批有一定突破性的成果。
（二）它是一条联系藏汉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研究它对加强藏汉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边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几千年来，高原藏汉各族之所以能紧密团结，共同开发高原，巩固祖国边疆，高原古道及货币物资流通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三）它是一座沟通中外、发展高原经济的桥梁。翻开中国的地图，占全国四分之一面积的康藏高原是我国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究其原因，除自身发展原因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由于政治历史原因的限制，高原经济长期处于封闭型，虽有各种古道，但对外开放的格局一直没有形成。历史上不少有志边疆之士一再呼吁开通西南古道，修建川藏铁路，但都未能实现，现在国际国外形势有利于高原对外开放，重视和研究高原丝茶古道，有利于促进高原对外开放，加强西藏地区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对发展西藏地区以及整个西南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