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成都北宋交子,开会啰!

严老师高屋建瓴,把握历史唯物主义脉络,正确运用科学发展观,为四川钱币学的完善和创新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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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18日，由西南财经大学货币证券博物馆、四川省钱币学会联合主办的“世界
第一张纸币——‘官交子’诞生地学术研讨会”在学校住友苑二楼会议厅正式召开。应邀参
加会议的有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钱币学会副会长、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戴志强先
生， 有四川省文化厅、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金牛区、成都市锦江区等相关部门领导，
有胡昭曦、贾大泉、袁庭栋、陈世松、谢元鲁、江玉祥、张学君、王毅、周尔泰等知名学
者，有四川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博物馆馆长、代
表，有赵善云、田涛、傅先庆、杨伯龙等民间收藏家。学校丁任重副校长及宣传部、科研
处、发展规划处等部门领导参加会议，会议由刘方健馆长主持。
   刘方健馆长简短地向与会领导、专家汇报了货币证券博物馆的建设过程，召开此次研讨
会是相互促进、扩大思考，把交子的研究引向深入。围绕会议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展开了热
烈研讨。金牛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姜翼德再次提出“第一张纸币——交子制造地在成都铁道第
二勘查设计院一带”（即现在的万福寺）的观点，并从①净众寺地处成都西北地区，自古以
来就是成都重要的政治中心；②三国蜀汉时期，刘备在成都称帝；③自秦汉始至唐宋元明
清，再至民国，成都地方官署均设在西北隅；④北宋初，成都发大水，宋太祖派兵部侍郎刘
熙古任成都知府专门治水，刘熙古在九里堤开了道河，俗名内江，而内江正好从净众寺旁流
过；⑤成都西北地区历来为屯兵之所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述。詹兴先生认为，净众寺的印刷水
平在当时是顶尖的，著名的《大藏经》就是它印刷的，而且净众寺管理严格，便于印刷，公
署搬进过净众寺，抄匠、雕匠都在里面，也说明交子印刷在净众寺。罗天云补充说，在前后
蜀，北宋时期，城市只有北门和西门，北门和西门旁有两道小门，两道小门离净众寺很近。
傅先庆老先生以自己童年的切身经历，对过去的万福寺环境作了详细描述，认为在万福寺是
可能的。
   张学君研究员认为，第一张纸币诞生在净众寺值得商榷，并提出第一张纸币应为私交
子，而非官交子。贾大泉研究员认为最早的纸币是私交子，它印制发行的地点应在当时成都
商业发达的交子铺户所在地，而不是南宋抄纸坊所在的净众寺；北宋于天圣二年（1024年）
在益州（即成都府）属下设立交子务，正式发行官交子。据《宋朝事实》记载，交子的地址
设置“于益州就系官廨宇”，即成都府官署所在地，而不是在净众寺内，因此，“最早纸币
诞生金牛缺乏依据”。谢元鲁教授从造纸、印刷和交子务不在同一系统；造纸和发行分城内
城外；铁钱的收取，盖印的问题，档案存档，检查等程序都可能在益州署衙内等三个方面作
了详细考察，认为交子的具体诞生地应该在宋署衙（今正府街）内。胡昭曦教授认为，净众
寺在官交子诞生140年后与抄纸厂有过间接关系，而抄纸厂只造纸不印币，尚未见到净众寺
是交子诞生地的确切记载，提出主管部门可否考虑在成都市市区，将一条金融业或商业集中
的街道命名为交子大道，或将市区内的商业中心地及博物馆竖建有关纪念性的标志物件并在
文物展览中重点陈列，科学地加以介绍，以进一步彰显这一历史光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
文化，促进四川地区和我国建设的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戴志强指出，交子诞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说法，一为铁钱沉
重，面值小，购买力低下，不便使用。二为钱荒说。交子的演变和发展，认为北宋交子从诞
生、演变到发展，应经历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子诞生的初期（公元993年前），为了
解决长途贸易中现钱搬运的繁难，它只是一种异地兑现的票据；第二阶段是“私以交子为
市”时期（公元993年后）；第三阶段是十六富商联保发行时期（公元1005年）；第四阶段
是官交子时期（公元1023年），最终实现真正的货币化。在第一阶段，交子还不是货币，第
二阶段以后，交子才逐步取得货币地位，最终成为政府正式发行的法定货币。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叶世昌教授向大会寄来专题论文：“交子二题”，提
出（一）、张詠不是交子的创立者；（二）、“千斯仓钞版”有“四川”之名，说明它产生
的上限是徽宗崇宁年间。下限则可以延到南宋时，北宋称“四川”的时间很短，“千斯仓钞
版”以南宋之物的可能性更大。成都市档案馆姬勇研究员质疑“中铁二院就是宋代官交子的
制造地”，理由如下一、据《褚币谱》记载，净众寺是在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才与钱引
扯上关系；二、据《褚币谱》，净众寺只是制造“钱引”专用纸的一个“工厂”。
   与会领导、代表利用午休时间，参观了货币证券博物馆、文献中心，戴志强参事题辞
到：“汇集中华钱币文化，培育金融新一代，西南财大货币证券博物馆做出了重要的基础性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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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局(馆)利用馆藏史料 纠正“成都交子”生产地考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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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一日《成都日报》的一条报道在全国甚至一些国际网站上都引起了轰动：“北宋时期，益州(即如今成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出现在成都这巳经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公认，可具体印制点一直没有得到考证。昨日，众多钱币专家一致认为----交子诞生地：通锦桥铁二院内”。
   当天，政策法规处的同志看到报道后，凭着8年前举办《成都之最》展览时对“成都交子”的考证研究，觉得报道中还有重大存疑，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随即查阅了馆藏部分史料典籍。在初步确认有关考证报道中存在着错误和主观推测的问题后，向局(馆)领导做了汇报。在局(馆)领导的支持下，政策法规处正式通过《成都日报》对“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通锦桥铁二院内”的考证结论提出了成都市档案局(馆)的质疑，同时，在保管利用编研部同志大力协助下，抓紧对质疑论证材料的查阅复印。
   十二月八日下午，铁二院第一会议室内除了西南财大、钱币学会等20余位专家外，还挤满了省市主流媒体的记者，针对我局(馆)提出质疑而再次举行的研讨会正在举行。当我局(馆)同志拿出馆藏史料复印件，对清重建的万佛寺(现铁二院址)是否是在唐净众寺原址上修建的问题提出存疑，建议在没有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佐证的前提下，不要轻易作出“交子诞生地：通锦桥铁二院内”的结论。同时明确指出原结论的文献依据只仅仅记载了南宋官交子于绍熙五年开始在净众寺之旁生产，据此，只能说南宋官交子是在净众寺(今通锦桥)附近印制的，在没有新发现有关文献记载的前提下，不能将北宋初期就出现的民间私交子和北宋真宗年后推行的官交子印刷制造地点，都笼统地划归到南宋绍熙五年的印制地。我局(馆)的发言立即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一时间长枪短炮将发言者围了个水泄不通。鉴于我局(馆)出示了各种馆藏文献记载，并且推理严谨、论证清晰，经过一番讨论，与会的部分专家表示同意我局(馆)的观点。第二天，与会媒体纷纷参照我局(馆)意见进行了报道，避免了原错误考证结论的继续传播。
   通过此次参与“成都交子”印制地的考证，使档案的凭证作用和档案工作的学术研究性再次得到了具体地体现。

成都见天宋代纸币纸张的确来自宋代


　　　16日，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张宋代纸币鉴定结果尘埃落定，该纸币的纸张年代早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和流传至日本的宋代“会子铜版”。
　　　“会子”夹在古书中
　　　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专家姬勇介绍，这张纸币是一名自称姓张的男子打来电话希望鉴定的，张去年在整理古籍线装书时，在一本残破泛黄的宋版线装书《南岳旧稿》中发现了该钱币。“张先生的岳父是一位新加坡的归国华侨，去世前曾将其祖上传下来的一箱古籍线装书交给他”。
　　　该纸币长约35厘米，宽约14.5厘米，厚度略微超过A4复印纸，纤维纸张，较粗，上下有破损毛边。纸张泛黄，字迹已很模糊。A面上端模糊文字为“行在都茶场会子务”。姬勇说，会子务是宋代主管会子的机构。下半部图案文字为“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阡贯。如不愿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这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南宋会子印版文字一致。B面下半部图案的尺寸与日本著名钱币学家奥平昌洪的钱币学名著《东亚钱志》中的一块中国古代铜质纸币印版图样相近。奥氏将那块印版归入宋代，称为“会子铜版”。
　　　纸张的确来自宋代
　　　“关于交子或者会子，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见过实物。”姬勇坦言，尽管纸币上印刷的字样、图章以及手书的字样已褪变，辨认起来困难，但仍一眼就看出，纸币的一面有半截图样，与1997年成都市档案局监制的“成都交子”拓版基本一致。
　　　四川省内几位古钱币专家考证认定，这是宋代时的再生纸（时称还魂纸），因纸币夹在一本宋版古籍线装书中，在没有水浸、高温、严重虫蚀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成为孤品。为了慎重和准确起见，专家建议张先生取样对纸币做碳14检测。于是，今年3月纸币送往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做进一步鉴定。经过长达5个多月的考证和鉴定，昨日结果证实这张形似“会子”的纸币纸张确实为碳14纸质。换句话说，这张纸币的纸张是最早印制会子的纸张。
　　　是否“会子”待认定
　　　“如果纸币是宋代的会子，其价值将无可估量。”姬勇表示，这是迄今为止世上发现的惟一一张宋代完整纸币实物，但遗憾的是虽然做出了其纸张是印制会子的纸，但由于没有实物进行比对，权威机构很难对其是否为会子作出认定。
　　　□新闻资料
　　　会子，中国南宋时的一种纸币。初为便钱会子，即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大约在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前后，它才发展成兼有流通手段职能的铜钱兑换券。
　　　史料显示，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中，使用纸币的时间长达100多年，共发行“会子”近14亿贯，如果按照南宋当时1两黄金兑换35贯铜钱的换算方法，相当于发行了1600多吨黄金。(转自:北京档案信息网)

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



孙  健





交子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纸币，它产生于北宋时期的益州(今四川)。最初出现于民间，后由富商经营，最后收归官府经办，成为封建政府应付财政支出、聚敛财富的工具。

研究交子的产生及其流通过程，可以看出纸币的本质及其流通的规律。交子虽然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出现，但它的流通同样受到一般纸币流通规律的制约。



一



交子产生于中国北宋时期，它的出现是宋代商业、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具体是由铁钱使用不便引起的。

赵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重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口和垦田数都有较大的增加。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和城镇经济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都城的坊、市地段划分及市场交易的时间限制已被打破，对外贸易也比以前更为发达，广州、杭州、明州、泉州都是当时重要对外贸易城市，政府还设市航司收税。

在货币制度方面，在宋代，由于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唐代钱帛兼行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但白银流通尚未普及，因而五代时期铜钱与铁钱并存的局面就自然继续下来，并成为主要的货币流通形式，后来形成了铜钱、铁钱各自流通的区域。

当时江南、四川已流通铁钱。宋初平定后蜀时，铁钱继续使用但不许出境。后来宋朝政府虽然力图在四川用铜钱代替铁钱，但由于铜贵，政府无力增铸，因而铁钱一直在四川流通，并形成国内重要的铁钱流通区域。

后来西夏兴起，宋朝政府西北用兵，由于财政开支不足，又先后在晋州等地铸造小平铁钱及当十大铁钱，于是铁钱流通区域又扩大到陕西、河东地带。

铁钱流通有许多缺点。铁钱是一种贱金属，价值比铜低(铁钱价格只有铜钱的十分之一)，因而体积大，使用时很不方便。如李攸《宋朝事实》中引述张若谷、薛田二人的奏文中的话说：“川界用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1]。又如南宋人吕祖谦也说：“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挟持不变【便？】。”[2]又据淳化二年(公元991年)赵安易回忆说，他“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文]”。[3]

这些材料都说明铁钱价值低，交易时使用不方便。如张若谷、薛田所说的，“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确实如此，让我们计算一下。每贯是6.5斤，三贯就重19.5斤，如果是五贯，就重32.5斤了，所以是“难以携持”。如象赵安易说的，“市罗一匹，为钱二万”。二万就是20贯，10贯重65斤，20贯就重130斤了。卖一匹罗，要用车拉去130斤的铁钱，(当然，不用车拉，用马驮也可，一个人是拿不了的)。这样进行交易，自然是非常不便的。

铁钱使用不便，于是就产生了纸币——交子。曾巩说：“蜀人以铁钱重，私为文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4]这个概括是比较准确的。同样说法，还见其他文献。[5]

不过，应该看到，交子的产生也与当时信用关系的一定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交子是纸币，也是一种信用票据、信用兑换券。交子就是铁钱持有者因感到铁钱携带不便，将铁钱交与交子发行者(最初是私人交子铺，后来是官府办的交子务)，填写钱数在预先印好的交子票据上，划上密押，这种交子就可在市面上流通，也可以随时兑换，所以交子实际上是一种票据。如果社会上没有一定的信用关系存在，它是不会出现的。

我们知道，早在唐朝中叶时，已经出现了飞钱。飞钱就是一种信用票据，它是一种汇款票据，这是我国最早的汇兑制度，这种汇兑业务在宋代继续存在。汇兑业务的特点是持券人在一地交款后，而在他地取款，而交子则是在一定地区流通的票据，随时可以兑现。所以如果说汇票是在“异地”取款的话，交子则是“异时”取款，两者都是一种信用票据，有类似之处。所以，有人认为，作为纸币的交子就是由飞钱发展来的。如《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纸币交子的产生，虽然直接导因于四川铁钱的使用不便，但与唐宋以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別是信用制度的发展也是有一定联系的。



二



交子是在什么时侯产生的?据分析，大概是在10世纪末期，下面看几条材料：

据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二月庚辰条记：“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下文是，因此乃复铸钱。[6]王小波、李顺起义于淳化四年(993年)二月，到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复铸钱，是十二年。交子在此期间已经流通，而且已经“奸弊百出，讼狱滋多”了，所以在此期间，交子已经出现。

那么，在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前，有无关于交子的记载呢?没有。有一条关于四州铸钱的材料：据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十一，淳化二年十一月己巳条载：“宗正少卿赵安易尝使蜀，见铁钱轻而物价踊，市罗一匹，为钱二万。‘请如刘备时改铸大钱，十当百，……’诏集三省官议。……今安易之请，乃患钱多。若以多改制，必不久。……”淳化二年是公元991年，这时赵安易使蜀，见铁钱轻物价踊，建议铸大钱来解决矛盾，但并末提及交子之事，可能当时还没有交子。即使有，也恐不会很普遍，否則赵安易会谈到的。从这里也可看出，交子出现的时间不会比这时还早，大概是在10世纪末。

交子的发展过程大致是：先是由民间发行，即“私为券，以便贸易”，后来由16家富商主持发行兑现，最后被官府收归官办。据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癸卯条载：“初蜀民……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中祥符末(1016年)，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戊午，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7]

上面的材料表明，“富民十六户主之”以前，大体上是民间私人交子铺，根据市场需要，自行印刷出纳交子。这自然难以避免“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于是改由“富民十六人主之”。但后来“富民”也不行了。因为这些富民赚了钱之后，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8]把钱转移到別的地方了，这自然对他们发行的交子有很大的影响。况且，这些“富民”办交子，“亦有诈伪者”，因而“兴行词讼不少”；还有，“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即关闭门户不出”，结果，“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9]总之，后来这些“富民”，资力衰败，“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超【起？】”[10]，于是转运使薛田才建议，“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11]改归官府办理了。这是大中祥符末年(1016年)的事。



三



北宋四川交子制度及其流通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私人发行时期(天圣元年以前)和官交子时期(天圣元年以后)。

(一)私人发行时期

交子在16家富商主办之前，是由民间一些小的商家私自发行的，他们发行的交子比较零散，没有统一的形制，和普通收据类似。这种交子盖有商号的印记并有密押等，可临时填写金额(根据拿来铁钱的数目)。发行交子的目的是为了代替铁钱，行使方便。铁钱持有者可持铁钱到发行交子的商号换取交子，然后到市面流通。任何交子的持有者，都可拿交子到发行交子的商号兑换铸币。所以，交于是铁钱价值的符号，起着纸币的作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后来16家大的富商主办时，交子就有统一的形制了。这时主办交子的商家，是由政府批准的，叫交子铺或交子户。他们是“连保作交子”，对政府负有一定的义务，每年要为官府交纳一定的费用(如盘量仓库、修理塘堰等费用)。

富商联合发行的交子有统一的形制，“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12]有铺户印记“押字”和“密押”，“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13]交子面额则是应领用人的请求随时填写的，交子铺收取现钱后便给交子，交子可以“远近使用”。

交子发行后，随时可以兑现。但兑现时，每贯要收费30文。“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14]交子流通甚广，特别是每年丝、蚕、米、麦将熟时，商民需要较多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交子，所以这时交子发行量最多，“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提为铸钱。”[15]

后来这10余家富商，因“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而衰败下来，资金呆滞，发生亏损，终于不能兑现，交子信用破坏，于是“争闹”、“争讼”不断发生，最后于天圣元年终于被收归官营。

(二)官交子制度

官交子是从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开始实行的，天圣二年正式发行官交子，于是官交子流通于市面。

官交子发行过程大体是：先命令私人交子铺中止发行交子，并把已经发行的交子完全兑换成现钱，然后发行官交子。官交子也和私交子一样，依据持现钱人的托付，将携来的现钱进行调换，把钱数写到交子票据上，这个票据就是官交子，是由官府(交子务)发给的，这种官交子同样可以随时兑换现钱，不过要求兑换现钱时，也是每贯收取手续费30文。

官交子的发行和流通有以下规定：首先有一定发行限额和流通期限。据《宋史·食货志》的会子条载，益州路转运使薛田建议设置官交子务，“……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又《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中也说：“交子，天圣以来，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为额”。所谓“界”，就是交子流通的期限，期限一般是2年或3年，到期更换新交子，调换旧交子。

兑界制度是从官交子实行时开始的。如《宋朝事实》中说：“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诒]【诏？】到本州。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出放[原作旋]。一周年，共出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在交子务建立前，根本无所谓兑界。那时“每岁丝蚕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出放无定时，无定数。人户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

至于创立兑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交子是楮纸制的，容易破损并出现伪制品，16家私人交子铺由此而产生的诉讼事端肯定不少。所以薛田看到这种情况，才决定创建兑界，定期强制以旧换新，收回旧交子。另外，规定兑界到期全部换新，对封建政府来说，还可以收取不小数目的“纸墨费”。在16户交子铺时，已有回纳交子要取现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例”的规定。薛田办官交子务时规定：“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剋下三十文入官”。到天圣年间又有纸墨费的规定。“自天圣立川交子法，每再岁一易，人户输纸墨费三十钱。”[16]这项纸墨费若按256340贯为界额计算，每界可得36000余贯，再加上其他费用和附加，[17]所以宋朝政府通过实行官交子制度搜括了不少钱财，官交子也成了一种聚敛财富的手段了。



③李士延：《宋代四川交子兑界考》载《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



应该说，官交子制度的最初实行并不是为了搜括钱财，而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商业及民间周转支付所需，这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后来，宋朝政府却利用它来弥补财政支出了。宋朝政府对西北用兵，官交子被用于弥补财政支出，并且不置准备金而不断增发，[18]使交子流通扩大到四川以外地区并不断贬值。到神宗熙宁时，四川交子开始两界同时使用，已有通货膨胀现象。绍圣以后，更大量发行。据《宋史·食货志》：“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又请印选，故每岁出放亦无定数。”

哲宗朝以来，交子泛滥达到高峰。到大观年间增发多达二千数万缗，[19]因为没有准备金，因而交子面额不断下跌。到大观元年交子制度改为钱引，[20]③并推行于四川以外各路。后来钱引也贬值，钱引一贯贬值到数十文或十余文。《文献通考·钱币考》中载：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改四川交子为钱引，自朝廷取湟、廓、两宁、借其法以助兵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当旧者之四，故更张之。”又《宋史·食货志》：“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

宋朝政府为了西北用兵，弥补财政不足，“不蓄本钱”而大量发行交子、钱引，“以助兵费”，结果钱引大幅度贬值，“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到南宋时更进一步增发，自然也就更进一步贬值以至趋于崩溃了。

由上述分析可见，宋代的交子(后来的钱引)确实是一种纸币，它的产生和流通，体现了纸币产生和流通的规律。马克思在分析纸币问题时指出：“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的符号。……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属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又说：“纸币流通的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 [21] 宋代的纸币交子也是这样。它本身并无价值，它是代表了实际流通中的铁钱的价值。它的发行和流通一定要符合实际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铁钱的数量，如果超额发行，必然要引起贬值，甚至引起自身的崩溃。我国宋代交子的发行和流通情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纸币流通规律的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四川 16商户 改革 创新  交子 1000年 自豪 遗憾 任重道远 感动 楼主 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玉树临风 学习

严老师高屋建瓴,把握历史唯物主义脉络,正确运用科学发展观,为四川钱币学的完善和创新指明了方向!

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