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币》第二期 五铢之研究（白话文）
郑家相
五铢钱从汉武帝时期开始铸造，一直沿用到隋炀帝时期，前后通行长达七百三十九年，其铸行时间之久、种类之繁多，是其他任何制式钱币都无法比拟的。要想用同一种文字形制的钱币，详细区分出不同时代的版本，本就是一件极难的事。历来的钱币谱录，大多只有简陋的图谱。
关于五铢钱的精细考证，《史记》《汉书》的《食货志》记载本就不够详尽，后世各家的注释又屡屡出现错误，这才导致了诸多争议。不过，每个时代钱币的铸造工艺、钱文书法，都有各自的时代风格：两汉有两汉的气韵，六朝有六朝的特点。只要仔细甄别，自然能区分出铸造年代。现将各类五铢钱的差异，归纳为三条判定标准，作为研究的依据：
1. 西汉五铢：形制厚重硕大，钱郭（轮廓）深峻挺拔，钱文刚劲有力，「铢」字的「朱」字头呈方折形态的，就是西汉五铢。
2.东汉五铢：形制同样偏大，但钱郭较浅，钱文质朴浑厚，「铢」字的「朱」字头呈圆折形态的，就是东汉五铢。
3.三国两晋南北朝五铢：除了史书记载有特殊形制的品类外，凡是形制轻薄、大小不一，没有汉五铢的厚重规整，钱文潦草、笔画残缺，没有汉五铢的端正严谨的，都属于这一时期的五铢。
以上是大致的区分方法。再结合同时期的特殊制钱，对比钱文风格与铸造气韵，还能进一步分辨出具体是哪个朝代、哪个政权铸造的五铢。下文将按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六朝五个时期分别说明。
一前汉五铢
五铢钱由汉武帝首创，这一点《史记》《汉书》均有记载。但关于武帝时期五铢的形制，史书中没有详细说明；武帝之后的五铢，更是完全没有详细记录。因此，要厘清各类西汉五铢的形制，只能依据《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的记载，结合出土实物，参考旁证，对比异同，依次推演，辨别真伪。通过三铢钱的钱文风格，可以确定武帝五铢的特征；通过「本始」等泥范的铸造工艺，可以确定宣帝五铢的特征；再以武帝、宣帝五铢为基准，就能推知武帝、宣帝之后的西汉五铢。因此，西汉五铢应分为武帝时期和宣帝时期两个阶段来研究。
（甲）武帝五铢：史汉记载与各家解读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五年，废除半两钱，发行五铢钱。」诏书原文为：「往日因钱币太轻，滋生诸多奸伪，农民受损而商贾获利，又为了遏制兼并之风，因此改革币制约之。」《汉书・食货志》记载：「主管官员奏称，三铢钱重量太轻，轻钱容易被人伪造牟利，于是奏请各郡国改铸五铢钱，在钱币的正反两面都铸造凸起的轮廓（周郭），让百姓无法磨取铜屑。」结合前文记载可知：五铢钱始创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正是因为此前的半两钱、三铢钱没有轮廓，百姓可以磨掉钱币边缘的铜屑牟利、甚至伪造，因此朝廷为五铢钱增设了外郭，从形制上杜绝磨铜取屑的问题。孟康注：「轮廓环绕钱币正反两面」；许慎注：「鉻就是铜屑，磨钱币正反两面来取铜屑」，正是对这一制度的解释。《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铸造五铢钱后，各郡国大量私铸劣质轻钱，于是公卿奏请由京师钟官铸造「赤侧钱」，规定一枚赤侧钱可兑换五枚普通郡国五铢，百姓缴纳赋税、官府使用钱币，非赤侧钱不得通行。两年后，赤侧钱贬值，百姓投机使用不便，朝廷便废除了赤侧钱，同时全面禁止各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负责铸钱。此后，天下只通行三官铸造的五铢钱，各郡国此前铸造的钱币全部作废销毁，铜料统一上缴三官。百姓私铸钱币的成本大幅提高，远高于钱币本身价值，因此只有极少数技术高超的工匠才会冒险私铸。」综合上述记载可知：汉武帝时期的币制改革，核心是解决郡国私铸、钱轻泛滥的问题。最初因郡国私铸劣质五铢，朝廷推出京师钟官铸造的赤侧钱，试图以中央良币整顿市场；但两年后赤侧钱因民间仿铸而贬值，朝廷最终彻底禁止郡国铸币，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由上林三官（钟官、辨铜、均输）专铸标准五铢钱。
汉初铸币本是自由放任，京师、郡国均可铸造，经武帝此次改革，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上林三官五铢也成为西汉唯一的法定货币。
史书中仅记载「赤侧钱推行两年后废除」，未明确具体年份，后世文献说法不一：
《玉海》记载：赤侧钱铸于元鼎元年（公元前116 年）
《文献通考》记载：铸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
《史记集解》徐广注：铸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 年）
同时，关于「专令上林三官铸钱」的时间，《玉海》认为是赤侧钱推行两年后（即元鼎四年），《资治通鉴》则记载为元鼎二年三月，两种说法存在分歧。若以《通鉴》元鼎二年三月为三官铸钱时间，则赤侧钱的铸行时间需进一步考证。
在汉武帝元鼎年间之前，（相关钱币记载）与其他典籍所录内容不符，怀疑并非真实情况。若依据《玉海》的记载，其中牍文二说“元鼎四年，在京师铸钟官赤仄钱”，但实际应在元鼎二年；虽说这与《汉书》记载的元鼎二年说法矛盾，却与咸阳、鸿嘉、元鼎二年铸钟官赤仄钱的说法一致。如今直接考证梳理，认定京师铸钟官赤仄钱在元鼎二年，同时采纳《玉海》的说法，因为后续两种钱币也归属于上林三官铸造，到元鼎四年推行这种钱币，会更可信。
结合上述记载，汉武帝时期铸造五铢钱，可分为三个阶段：①元狩五年初次铸造五铢钱；②元鼎二年铸造钟官赤侧（赤仄）钱；③鼎四年专门命令上林三官铸造钱币。起初称 “钟官”，后来又称 “三官”，要探究钟官与三官的具体区别 —— 所谓 “三官钱”，就是水衡钱。据《百官表》记载，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下属官员有均输、钟官、辨铜三名丞官。钟官原本是上林三官之一，专职负责铸钱；其余两名官员，一名是均输官，一名是辨铜官，都是辅佐钟官铸钱的官职。因此辨铜官专门负责铸钱相关事务，称 “上林三官”，是统指这些铸钱官员的统称。而且《汉书》与《通考》都记载为 “钟官赤仄”，并未提及 “锁子”，能证明二者名称虽有差异，实际却是同一事物。所以 “钟官赤仄钱”，也可称为 “三官赤仄钱”。
不仅如此，《食货志》记载：汉武帝元狩五年，三官初次铸造五铢钱，到汉平帝时期，共铸造了二百一十多万万枚。所以汉武帝元狩五年初次铸造的五铢钱，也可称为“三官钱”；从汉武帝到汉平帝，元始年间铸造的五铢钱，也都可称为 “三官钱”。“三官钱” 是汉代铸钱官署铸造的钱币，即西汉京师所铸的五铢钱，都可称为三官钱。三官钱并非具有特殊形制的五铢钱，因此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仅区分三官钱与郡国钱；铸造的五铢钱，也仅区分未央钱与赤仄钱。唯有元鼎二年之后，所铸皆为赤仄钱；元鼎四年之后，不再铸造郡国钱。若要详细探究赤仄钱的铸造工艺与形制，就必须先研究 “赤仄” 二字的含义。《史记》中 “赤仄” 写作 “赤伦”“赤侧”“赤仄”，古字相通。如淳注释说 “以赤铜铸其郭”，这里的 “郭” 指的是钱币内郭；章昭注释说 “仄边”，指的是钱币外郭。二人的说法存在分歧，而且如淳将 “赤” 字理解为铜的颜色，后世学者也多沿用这一解释。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定论。《古泉汇考》记载：“铜质固然有纯红的，但从未见过钱郭（边缘）颜色独红的钱币，也无法明白什么是‘赤仄’。”可见翁树培对如淳 “以赤铜铸其郭” 的说法颇为怀疑，毕竟一种钱币不可能用两种铜来铸造，但他也没能对 “赤侧（赤仄）” 二字的含义作出解释。《古泉汇丛》收录刘寄园的信札：“我（师陆）在陕州旅途中，主人赠送五铢钱，钱的边缘（缘）靠近‘五’字的一侧薄，靠近‘铢’字的一侧厚，‘五’字凸起，几乎与‘铢’字平齐，‘铢’字深陷钱面，满是土锈，剔除后才看清字迹，三枚钱叠放，能侧成马蹄状，仿佛刻意为之。按《汉书》铸官赤仄，颜师古注引如淳说‘以赤铜为其郭’，我一直怀疑此说无据，如今考证‘仄、侧、倾’等字，再看所得钱币，才明白‘赤仄’是指钱色红且形制倾斜，并非仅钱郭为红色。”这是刘氏以铜的赤色、钱的倾斜，来解释 “赤仄” 二字。但京师改铸的官赤仄钱，本是为了整治当时郡国大量私铸的轻钱，形制本应整齐划一；若将 “赤仄” 解为倾斜，反而让钱形更不规整，违背了改铸的初衷。《古泉丛话》载刘师陆另一种说法：“我认为如淳注‘以赤铜为其郭’，‘郭’字兼指钱的内外轮郭，孟康也说‘周匝其质，文漫皆有’。此前的半两钱，两面都无轮郭，磨取铜料难以察觉；加了轮郭后，一旦磨取，痕迹就很明显，所谓‘赤仄’，仅指磨取的部位而言，至于轮内郭外，绝难磨取，因此略而不提。”这是刘氏的又一种解释。但说 “赤仄指磨处”，认为轮内郭外无法磨取，未免有误：“周郭其质” 本就是为了防止磨取铜料，此事在元狩五年；而赤仄钱是为了整理郡国轻钱，事在元鼎二年，《史记》《汉书》记载先后分明，怎能混为一谈？《古泉丛话》又载：“鄂士弟煦说，这不过是用咸水（盐卤）浸泡做成红色，就像如今的蛮茶色；但若非精铜加打磨熔炼，颜色就不纯正，所以《史记》说‘民盗铸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惟土豪大奸乃盗为之’只有大奸巨猾才敢私铸，盗铸钱币。如果说用两种铜铸造一种钱，绝无这个道理，而且流通时也难以分辨；如今所见文字端正、轮郭周正的钱币，都是赤仄钱，我认为这是通论。戴氏认为用盐卤浸泡铜料做成赤色，就是赤仄，但盐卤浸铜，颜色怎能渗入铜骨？就算能暂时变红，一经流通摩擦，颜色必然脱落，也就不成其为赤仄了。戴氏说两种铜铸一钱绝无道理、流通难辨，难道盐卤浸铜，流通时就容易分辨了吗？《古泉汇》记载：“我怀疑半两钱铸造时都不打磨，如今五铢钱因百姓磨取铜料牟利，所以加了钱郭，再进行打磨；打磨后钱郭色泽崭新，因此得名‘赤侧（赤仄）’，并非有特殊的铸造工艺。”这是李氏的观点，认为加钱郭、再打磨，说法看似接近，但又说 “打磨后钱郭色新，故名赤侧”，其错误和刘氏 “赤侧指磨处” 的说法一致。如果以磨郭色新为 “赤侧”，岂不是让百姓随时可以磨取铜料牟利？这和当时钟官整顿钱制的根本目的，完全相悖。
《言钱别录》记载：“西汉武帝五铢钱，文字宽放，钱郭颜色深赤；‘铢’字的‘朱’旁折笔，极像三铢钱，‘金’旁四点成方形，有连笔如笔画的；字体虽大小不同，折笔虽方圆长短不一，但大多‘五’字宽阔、‘铢’字折笔短，上下相称，且‘金’旁首间常作斜方形。” 方氏认为《平准书》的 “赤侧”，《汉书》作 “赤仄”，指铜色、侧指钱郭，不再像半两钱那样能磨取铜料牟利；如淳 “以赤铜为其郭” 的说法，也未免难以理解。方氏详细说明了武帝五铢的文字形制，只是对如淳的说法仍不透彻。五铢钱之所以不能磨取铜料，是因为加了钱郭，和 “赤侧” 无关；赤侧是钟官新创的铸钱制度，用来整顿郡国私铸的轻钱。方氏说 “赤指铜色、侧指钱郭，不再像半两钱能磨取铜料”，是把两件事混为一谈，错误和刘、李二人相同。综上各家说法，所谓 “赤侧”，无不指钱郭铜的赤色，都是沿袭如淳的错误，无法跳出这个范畴，所以至今仍没有准确的解释。
日前与丁仲先生会面，他欣喜地告诉我：所谓“赤尺（仄）”，是从 “仄”（边缘、侧倾）字而来；从 “邊” 字而言，指的是钱缘的宽阔。他拿出自己收藏的一种未曾打磨过的五铢钱，说：“这就是赤仄五铢。” 我接过细看后说：“这不过是汉武帝元狩五年初铸、未经打磨的五铢钱罢了。”先生问：“为何这么说？” 我回答：“‘赤仄’的‘仄’指的是钱缘边缘，打磨了钱缘就叫‘仄’。凡是华南三铢钱，以及元狩五年初铸的五铢钱，都不打磨钱缘，所以没有‘赤仄’的名称。到了元鼎二年，官铸钱也不打磨钱缘，其光洁的状态，还有未磨过光的赤仄五铢，与平阳三铢、元狩五年初铸五铢那种不打磨边缘的未磨钱，是不同的。”“‘赤’字并非指铜色而言，以往各家学说，都被如淳的说法迷惑，执着于纠结铜色，所以才无法得到它真正准确的含义啊。”
元鼎二年，因为郡国大量私铸轻劣钱币，形制不一，于是下令官铸钱也不打磨（此处“弗磨” 结合上下文应为 “规范打磨”，指统一规制钱缘），要求每枚钱的钱缘都打磨整齐、精致规整。所谓 “一当五”，大概是用一枚赤仄钱兑换五枚郡国轻钱。由此可知，当时改铸官铸赤侧（仄）钱的目的，是为了整理郡国的轻劣钱。此后 “赤仄” 的制度，便成为铸钱的成法：除了私铸、盗铸以及乱世所铸钱币外，凡是官铸的钱币，大多都经过打磨；凡是打磨过的钱币，都可称为 “赤仄”。历经汉、魏、六朝，乃至唐、宋、元、明，都是如此。只不过 “赤仄” 的名称，不仅在《史记》《汉书》中有记载。《史记・平准书》记载：“孝武四年设立钱环制度，禁止私铸，所铸的一种钱称为‘周郭’。此后郡国钱也都加周郭，到元鼎二年，诏令各郡效仿如淳的形制，令钱为赤仄、乌背，文字书画分明。”宋代宋徽宗崇宁年间，也有命铸 “赤仄乌背” 的钱币，也就是如今传世的崇宁钱。“乌背” 指钱背色泽乌黑；崇宁钱的钱缘都整齐规整，钱背乌黑。所谓 “书画分明”，可知此钱制作文字规整精致。从宋徽宗的崇宁钱，再到汉武帝的五铢钱，“赤仄” 二字的含义，就更加明晰了。
综上研究，铜官赤侧（仄）的含义，至此可以解释清楚了。《史记》《汉书》各段记载：元狩五年，因为华南三铢钱百姓常私铸盗取铜料，于是改铸五铢钱，增加钱的周郭来防止私铸；到元鼎二年，由于当时郡国大量私铸钱币，多为轻劣钱，形制偏小，于是朝廷改铸官铸的赤仄钱，通过打磨钱的边缘来规整其形制。但即便如此，赤仄钱依然无法禁止民间私铸，也难以杜绝私仿。因为官铸的赤仄钱一枚可兑换五枚郡国轻钱，官民若不使用赤仄钱就无法交易，于是大家都取巧私仿赤仄钱，导致赤仄钱混杂泛滥，最终失去了“一当五” 的价值。所以史书说 “其后两年，赤仄钱也被废止”，并非仅废止官铸赤仄钱这一制度。同时此时彻底禁止郡国铸钱，专门命令上林三官负责铸钱。上林三官铸钱也由此掌握了铸币的大权，天下通行的钱币都经过打磨边缘侧缘的规整制度。私铸者无利可图，因此史书说 “百姓铸钱的人越来越少，计算成本后私铸不合算，只有奸猾的工匠和大奸商才会盗铸”。结合《史记》《汉书》的记载，条理分明，由此可整理出如下定论：
（一）汉武帝元狩五年至元鼎二年以前铸造的五铢钱，都是未经过赤仄工艺的钱。
（二）元鼎二年以后铸造的五铢钱，都是赤仄钱。
（三）元鼎四年以前铸造的五铢钱，有三官钱和郡国钱两种；元鼎四年以后铸造的五铢钱，就只有三官钱，不再有郡国钱。
以上是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分析得出的结论。至于汉武帝五铢钱的制作和文字形制，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则需要同时期的实物来考证。五铢钱是由三铢、半两钱改铸而来的，三铢、半两钱是同时期的不同货币，半两钱形制各异，对比三铢钱的统一字样，可作为标准。考察西汉五铢钱的文字，带有三铢钱气息的，应当是汉武帝时期所铸。因此设定判定标准：“凡是汉武帝五铢钱，制作厚重，文字宽放，‘五’字交叉处较为挺直，笔画衔接处较宽，‘金’字旁的字头平扁而阔，朱头头部方折宽阔，总之“铢字带有三铢钱风格气息的，就是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
（乙）汉宣帝五铢钱泥范的出土与历代钱谱的记载
西汉除了汉武帝五铢钱在《史记》《汉书》中有专门记载外，其余各帝的铸钱情况都没有明文记录。但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元狩五年，上林三官初铸五铢钱，至汉平帝元始年间，共铸成二百八十亿万余枚。” 由此可知，汉武帝之后的历代皇帝都未曾停止铸钱，且所铸的都是三官赤仄钱。考证历代钱谱，对于汉武帝之后诸帝的五铢钱，均无著录；直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陕西先后出土了本始、元康、神爵等年号的五铢钱泥残范，汉宣帝五铢钱才有了确切的实物证据。李竹朋（李佐贤）在《古泉汇》中著录，自此宣帝五铢才有了简单的记载。
《古泉汇》记载：“汉宣帝五铢钱有三品，钱面都无内郭，形制与武帝五铢相近；第一种钱面穿上有一横画，第三种钱背文字与面文相同。此前宣帝五铢钱旧谱无考，如今见到本始元年、元康三年的钱范，就是这第一种，与武帝钱略有差异，外郭更宽阔；又见到神爵二年的钱范，就是这第二种，钱面穿上有横画。”李氏以钱范实物佐证钱币，本无可疑，但仅记载了无画、上画两种，未能涵盖宣帝五铢的全部品类；且仅说 “与武帝钱小异、外郭较阔”，也未能明确宣帝钱的核心区别。近代方若（方药雨）在《言钱别录》中，进一步引申推论。
《言钱别录》记载：“汉宣帝五铢钱，文字严整，外郭较宽；‘五’字交叉处接上下两画的位置，微微向内收；‘铢’字的‘朱’旁折笔，下端必为长折方笔，偶有略似圆削的，但首折即便不方，‘金’旁仍保留武帝五铢的遗风；大多钱面穿上有横画，穿下有半星。这是根据穿上横画的一种钱范，著录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等年号，再由钱范推证穿下半星、无画无星等品类。”方氏同样以钱范证钱，还补充了穿下半星的品类，并详细说明了宣帝五铢的文字形制，比《古泉汇》的记载更为详尽完备。
综上两段记载，后世都将“穿上横画、穿下半星” 的五铢钱归为汉宣帝时期铸行。但近来见到有穿上横画、穿下半星的五铢钱，其文字风格气息，有与钱范中钱文不相符的；又见到穿孔上下各有一小星的五铢钱，其文字气息却与范中钱文完全相符。由此可见，以钱范证钱币，既不能将所有穿上横画、穿下半星的五铢钱都归为宣帝时期，也不能认为穿上横画、穿下半星就是宣帝五铢的全部品类。况且星、画的形制，起源于元狩五年以后铸造的未赤仄钱，盛行于元鼎二年以后铸造的赤仄钱；元鼎二年后的赤仄钱，不仅有穿上横画、穿下半星，还有穿下横画、穿上半星，而宣帝钱仅见穿上横画、穿下半星，是仿武帝钱的制作，并未涵盖全部品类。李佐贤、方若将穿上横画、穿下半星归为宣帝钱，未免所见不广。星、画在武帝、宣帝时期都有，仿铸的风格气息，两朝各有不同，因此我认为：用星、画来判定宣帝钱，不如用文字气息来判定，更为准确。如今根据本始等年号的泥范参证，结合传世宣帝钱的文字，设定判定标准：凡是宣帝五铢钱，轮郭整齐，文字端谨，“五” 字交叉处较曲，笔画衔接处较紧；“铢” 字 “金” 旁字头角尖而长，“朱” 旁折笔方而狭；总体而言，“五铢” 二字比武帝五铢更狭长者，即为宣帝五铢。（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