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泉文库的公众号上发了一下，也在园地发一下，做了一些细节改动。抛砖引玉，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毕竟是关于一项泉界沿用了近四十年的理论的讨论。
一、简述
乾隆通宝背光绪是新疆红钱独有的品种，两个年号，两种文字，汇聚一钱之上，别开生面。其版式较为简单，有两种面文，一种是仿照内地宝源局的规整面文，虞翔鸣先生在《新疆红钱图谱》中称之为“正字版”。另一种面文显然为铸造者自行设计，虞翔鸣先生称之为“小字版”[1]。为别于来自京局面文的“正字版”，本文权称其为“地方式”面文。正字版的背文有两种，一种带有上月标记，另一种不带。地方式的背文仅有不带上月这一种。在此前的所有关于此类钱币的著述中，均认为此种钱币皆系库车局铸造。但本文认为，其中地方式面文的乾隆通宝背光绪则应为阿克苏局铸造。
（地方式面文乾隆通宝背光绪）
（正字版面文乾隆通宝背光绪上月文）
（正字版面文乾隆通宝背光绪[2]）
图1 乾隆通宝背光绪红钱的三种版别
二、铸造背景
自同治三年（1864）热西丁举事以后，妥得璘、阿古柏、沙俄等势力接踵而至，全疆几无安境，尤以南疆受祸为烈。从同治三年（1864）到光绪四年（1878）和阗克复为止，仅有热西丁在同治六年（1867）以前铸造了不多的红钱样式的热西丁汗钱，此后整整十一年新疆没有铸造过方孔圆钱。在南疆，取而代之的是阿古柏所铸造的轻小普尔铜币和五分天罡银币。普尔铜币仅重五分，却与重一钱二分的红钱等值兑换，而五十枚普尔才能兑换一枚五分的天罡银币[3]。对比之前红钱四百文兑换一两白银的比价，相当于强行将百姓手中的红钱贬值2.5倍。而所铸的银天罡，则是“成色分量，任意低减，图售其奸”，使得南疆“市价相权，不能允协，民以为苦”[4]。南北疆十余年兵连祸结，原本稳定的制钱－红钱并行系统被严重破坏，货币体系混乱，市场运转困难。因此，重新建立新疆的货币体系，是左宗棠在善后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在新疆尚未完全收复时，由于此时陕甘大旱，协饷困难，清政府就已经准备在新疆本地开炉铸钱，但因“关外军务未靖”，左宗棠奏请“暂缓开炉铸钱”[5]而未能成行。
直到光绪四年，新疆除伊犁以外完全收复以后，南疆才开始正式铸钱。在收复最后一城和阗的三个月后，库车局率先开炉，左宗棠“发乾隆式钱之一钱二分重一枚者为模，派办理库车等处善后事宜委员龙令魁、潘令时策于光绪四年三月十八日在库车开炉鼓铸[6]”，标志着南疆重新恢复铸造红钱。开炉时所铸的红钱的样式为“每枚重一钱三分，钱之阴面均以半圆月圈为记”[7]。这也就是光绪时期所铸造的乾隆红钱背上月的由来。
图2 光绪初年库车局严格按照内地制钱格式仿铸的宝泉、宝源、宝浙局红钱和相近版别的内地制钱的对比
图3 库车局补铸背上月的乾隆通宝
同年阿克苏局也恢复铸造。光绪四年正月，由于阿克苏局曾经的工匠和管理人员“尚易于召集”[8]，张曜就已呈报拟重新恢复阿克苏局铸造，开始了准备工作。当年九月十五日，阿克苏局正式恢复铸造。“每红钱一文约重红钱一钱二分五厘，面铸乾隆通宝，幕铸清字回字阿克苏地名”[9]，这也就是当下常见的光绪补铸的阿克苏局乾隆通宝，这种背面仅有满文与察合台文纪局，不带任何其他记号的版式也是阿克苏局最先铸造的版式。
图4 光绪初年补铸的乾隆通宝阿克苏几种
乾隆通宝背光绪一部分面文为仿宝源局常见的源局面文，符合左宗棠“发乾隆式钱”的标准，同时其背面所带的月文也符合了“钱之阴面均以半圆月圈为记”的特点，因此其也是光绪初年补铸的诸多乾隆红钱中的一种。
三、前人的考证过程
乾隆通宝背光绪这种钱币并没有直接的记录，甚至曾被列为“待考局”。关于其背文的考证过程，在1988年朱卓鹏、朱圣弢先生所著的《新疆红钱》中有清晰的记录[10]，系由董庆煊先生率先译出，为察合台文“کانکشوی”，即“光绪”之意。钱币上断开为两截即“کانک”：光，和“شوی”：绪（ش保留三点，下面连写为一道横划，是常见的省笔习惯）。
图5 乾隆通宝背光绪红钱的背文（将钱币左旋90度为正确方向）
图6 光绪三体文五钱银币上的察合台文“光绪”（左旋90度）[11]
由于其背面带有月纹，在其背文破译之前，朱卓鹏、朱圣弢先生就认为其是“光绪四年三月起库车局补铸乾隆钱”[12]对于其铸造局为库车，董庆煊先生则提出了三个依据：一，其和库车局所铸的带有半月文的仿宝源红钱十分相似，应系“将背面满文‘宝源’二字”改为维文‘光绪’二字，以示后铸的年号而铸造的”；二，根据《新疆图志》的记载，“阿克苏局在光绪四年至九年这段时间内所铸的‘乾隆通宝’其背面为‘清字、回字‘阿克苏’地名’，是南疆红钱独有的格式，与内地制钱背面用满文二字标明铸造局名的不同。”因此，阿克苏局所铸造的红钱的形式与其不符。而“光绪九年（1883年）以后，阿克苏的乾隆通宝，背面都加‘当十’二字，要铸造那种背面只有维文‘光绪’二字的小平钱就更不可能了。”三，董庆煊先生还指出“笔者发现这种光绪朝后铸的乾隆通宝，是在成堆的库车铸光绪库十、宝库新十红钱之内，数量不多。从它多混在大量库车红钱中同时流通这一点上来看，也可证明它原来就是库车地区铸造的”[13]。
图7 董庆煊先生《新疆近二百年钱币图说》中的配图
董庆煊先生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此后关于此钱币的各种著述中，如杜坚毅先生的《新疆红钱大全图说》[14]、王永生先生的《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15]等均采用这一观点，将乾隆通宝背“光绪”钱划入库车铸钱的范畴。
但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不准确的地方，其中地方式面文的乾隆通宝背光绪则应为阿克苏局铸造。
四、为阿克苏局铸造的依据
（一）彼时阿克苏局和库车局在铸币上是步调一致的
首先需要明确，阿克苏局和库车局作为光绪四年同年恢复铸造的钱局，其所承担的任务是相同的，即“广铸红钱，以便民用”，起到重振圜法，驱逐阿古柏钱币的作用。因此，两局没有必要在钱文上避免雷同。比如常见的乾隆通宝仿宝泉局，即“有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红钱，根据整体形态和文字特征分析比较，可以认为是库车局和阿克苏局先后补铸”，[16]形成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对钱”。
同样的，阿克苏局曾为新疆建省工作的基本完成而铸造了乾隆通宝阿克苏局背上九钱，库车局也同样铸造了光绪通宝九年十以示纪念，这类成对出现的钱币也可以看出来阿克苏局和库车局在政治上所承担的铸币任务的高度一致。
因此，这种铸造惯例对乾隆通宝背光绪这种与仿宝泉、宝源局红钱一样，都是不标注实际铸造局的红钱，同样应当适用。
（二）地方式面文与阿克苏局面文极其相似
董庆煊先生认为乾隆通宝背光绪面文和库车局所铸的带有半月文的仿宝源红钱十分相似，但这只是正字版的特征。实际上，地方式面文则与光绪初年补铸的乾隆通宝阿克苏局更加相似。
图8 乾隆通宝仿宝源红钱背上月的三种版别（第一行）与地方式面文乾隆通宝背光绪（第二行）的对比
乾隆通宝仿宝源红钱背上月只有以上三种版式，其中图1，2的山底隆特征与地方式背光绪相去甚远，而图3种宝源上月的字体则明显为正字修模而来，其与地方式背光绪的小字、单点短通、乾字扁小且偏左等特征明显不同，故以此改范，恐怕很难得到。
而乾隆阿克苏局则有大量相似特征面文的钱币。光绪初期补铸的乾隆阿克苏局版式变化极多，大量版别由对母钱的频繁加刀修整变化而来。但其中的一种小字类（图9）（这一类版式的乾隆通宝阿克苏也是目前存世量最大的阿克苏局钱币），整体风格潦草，其面文歪斜，字体偏小、单点通且出现走之底分断、乾字扁小且常有偏左、隆字捺笔较长以至于几乎挨近内郭等特征均与地方式乾隆通宝背光绪的面文吻合。这两种面文的气质极其接近，是一目了然的。并且，此类乾隆通宝阿克苏中，为凸显隆字下“
”部的撇画时，常修模导致与其接近的横画瘦弱，甚至隐起、断笔或者缺笔，形成类似“η”的形状。这种阿克苏局特有的修模习惯也在地方式面文的乾隆通宝背光绪中得以保留（图10）。这类乾隆通宝阿克苏只需将背文修改，将面文稍作修正，即可得到地方式面文的乾隆通宝背光绪。
（乾隆通宝背阿克苏小字类）
（地方式面文乾隆通宝背光绪）
图9 光绪初年补铸的阿克苏局乾隆通宝与地方式面文乾隆通宝背光绪的对比[17]
图10 “隆”字的修模特征（第一行为乾隆通宝阿克苏，第二行为地方式面文乾隆通宝背光绪）
面文风格的极度相似，按照清代新疆红钱铸造的习惯，这几乎可以确定其系阿克苏局铸造的身份。
另外，“发乾隆式钱之一钱二分重一枚者为模”事实上只是左宗棠给库车局的要求，阿克苏局无需要按此要求严格采用相同的面文。加之按张曜所呈报之情况，阿克苏局的工匠、厂务等人“尚易于召集”[18]，可见阿克苏局铸钱的技术尚在，因此自行设计钱文对于阿克苏局来说是更便捷的。并且，以半月为记也只是对库车局初期铸币的特征的描述，并不是对全疆的行政命令，故而阿克苏局也不需要铸造月纹。目前所见的其他所有光绪年间的阿克苏局铸币，面文均系钱局自行设计，无仿照内地制钱铸造的面文，并且也均不带月纹。在库车局铸币中，这种背月文的情况也仅限于仿宝源和背光绪两种钱币。如乾隆通宝背库车（图10），其面文采用了内地制钱的面文，但背面则均无月纹。正字版乾隆通宝背光绪的带上月和不带上月者兼有，而地方式的背文仅有不带上月这一种，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地方式面文者与库车局并没有很强的关联。
图11 库车局补铸的乾隆通宝背库车
（三）《新疆图志》记录的钱币样式并不全面
关于董庆煊先生所提及的“光绪四年至九年这段时间内所铸的‘乾隆通宝’其背面为“清字、回字‘阿克苏’地名”而九年以后“阿克苏的乾隆通宝，背面都加“当十”二字，要铸造那种背面只有维文“光绪”二字的小平钱就更不可能了”，这也并不难解释。《新疆图志》事实上并没有强调乾隆通宝背阿克苏是光绪四年至九年阿克苏局唯一铸造的钱币，只介绍了光绪四年开铸的样式，和九年加“当十”二字的新变化，没有记述所有的钱币版别。比如目前存世量并不算很小，作为“新疆建省纪念币”[19]的乾隆通宝阿克苏背上九，作为极明显的版式变化，包括《新疆图志》在内的一系列史料也并未记述。
图12 阿克苏局铸造的乾隆通宝背上九（拓片）[20]
因此，《新疆图志》记载的开铸时的样式，并不是这一阶段阿克苏局所铸造的唯一品种。而事实上，这一记载也正说明了乾隆阿克苏局面文先于背光绪出现，也说明阿克苏局将已有钱币背文改范为“光绪”是合乎逻辑的。
（四）关于流通问题
至于这种钱币多混在大量库车铸光绪库十、宝库新十红钱之内，这也并不算意外。首先，库车局本身就铸造了正字版的乾隆通宝背光绪，董老在挑选的时候也并未区分版别，《新疆近二百年钱币图说》中配图即是库车局铸造的正字版乾隆通宝背光绪。再者，光绪年间库车局的规模已经超过了阿克苏局。光绪四年以后，库车局年铸造量均在11000串以上[21]，而阿克苏局在光绪四年到十八年平均年铸造量则仅在5300串左右[22]。甚至光绪十八年将阿克苏局移到库车鼓铸以后，库车局已经成为南疆唯一的钱局，直到宣统初年。因此，光绪年间库车局铸造的红钱远多于阿克苏局铸造的红钱，背光绪钱多混在库车局钱币内也是正常情况。笔者在南北疆也曾挑选过近百公斤红钱，库车局钱币与阿克苏局也大致符合这个比例。因此，乾隆通宝背光绪多混在大量库车所铸之钱内，也是正常的情况。
五、关于背文的推测
乾隆通宝背光绪正字式和地方式的背文也存在差异。正字版中“کانک”（光）的“کا”写作为u形，而地方版则更为准确。且在“شوی”（绪）字上，虽然有ش保留点，下面连写为一道横划的省笔，但地方式往往多保留一个点。并且整体来看，正字式的背文较为细瘦，与内外郭整体较为协调。而地方式的笔画更为圆钝，往往文字高于外郭，并且有侵压外郭的情况出现。在西域泉阁所藏有的，目前仅见的一品逆背版中，这种压郭情况更明显，尤其是“کانک”的“کا”（ka）部位。地方式的这些工艺特征在以往的阿克苏局红钱中也同样出现过，如咸丰通宝阿克苏当十背文大字，文字圆钝且侵压外郭的情况就极其明显（图13）。综合判断，此种背文应系将原有钱币背文铲去或砸平，以软性材料贴附于背面形成文字，再翻砂得到母钱所作。由于背面受力导致正面鼓出，加之新疆红钱只打磨边道，很少打磨钱面，因此这种鼓出的痕迹就保留在了后续翻铸的行用钱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所见的地方式面文的乾隆通宝背光绪背文高挺，但正面的“通”“寳”二字字口较之“乾”“隆”二字均较浅，且容易磨损显得扁平的原因。这个特征在拓片上反映得较为明显。
图13 地方式面文乾隆通宝背光绪
图14 地方式面文乾隆通宝背光绪逆背版
[23]
[24]
图15 地方式面文乾隆通宝背光绪
六、总结
本文通过对文献中关于版别的记录的考证，结合钱币实际形制与前人的考证思路，认为铸造乾隆通宝背光绪应为彼时阿克苏局和库车局一同接受的鼓铸任务，库车局沿用了规整的内地制钱的面文，铸造了正字版乾隆通宝背光绪钱；而阿克苏则自行将已有的乾隆通宝背阿克苏进行改范，铸造了地方式面文的乾隆通宝背光绪红钱。这种钱币为两局共同铸造，并非此前研究所认为的仅为库车局铸造。
综合来看，首先，光绪初期阿克苏局与库车局的重新开炉是清政府为恢复南疆经济、使当地自行筹备款项以减缓内地协饷压力的重要举措，也是新疆收复以后优先级较高的善后事宜。而库车与阿克苏局共同所铸的乾隆通宝背光绪钱与其他不标注实际铸造局的红钱一样，体现了阿克苏局与库车局在承担南疆货币流通任务方面步调一致的政治特性，见证了彼时以左宗棠、张曜等一批治疆能臣保卫祖国统一，建设新疆的积极筹划。同时，这种一枚钱币上面同时具有两种年号、两种文字的特殊形制，在钱币学上也自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诚挚感谢提供图片以及指出面文特征的长沟流月去无声泉友！感谢提供仅见品实物的西域泉阁楼泉友！
七、参考资料
[1][17] [23]虞翔鸣：《新疆红钱图谱》，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0年，第172-173页。在[17]中后三枚背光绪的配图出自此。
[2] 武汉长沟流月去无声泉友藏。此外未标注来源者均系笔者自藏。
[3] 弓月：《入侵者阿古柏及其发行的钱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第70-71页。
[4] 王树楠等：《新疆图志》卷35 食货志四 银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43页。
[5] 《清实录》卷五十七，光绪三年九月戊午（农历九月初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6][7][8][9][18] 王树楠等：《新疆图志》卷34 食货志三 铜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33、633、630、633、630页。
[10][12] 朱卓鹏、朱圣弢：《新疆红钱》，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11] 孙浩：《百年银圆：中国近代机制币珍赏》，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87页。
[13][19] 董庆煊：《新疆近二百年钱币图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0页。
[14][16] 杜坚毅：《新疆红钱大全图说》，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5-86、90页。
[15] 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2页。
[20] 王永生：《清代阿克苏局及其铸钱研究——清代新疆铸钱局研究之一》，《中国钱币》2008年第4期，第16页
[21][22] 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4、131页。
[24]王永生：《清代库车局及其铸钱研究——清代新疆铸钱局研究之一》，《中国钱币》2010年第3期，第56页
[25]上海 西域泉阁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