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头这枚咸丰元宝，铜锈里裹着百年的烟火气，最叫人摩挲不舍的，是背面“当千”二字下方那枚小小的“官”字——它不是寻常的流铜，是铸币局里工匠指尖落进范模的郑重，是“官铸”二字沉甸甸的分量。
咸丰三年的风，该是卷着江南的烽火和京畿的粮饷急报，吹进陕西宝陕局的铸钱工坊，或是光绪年，宝陕局复铸过一批咸丰大钱。在炉火舔着坩埚，铜水在范模里嘶嘶作响，负责监铸的官员拢着袖子站在一旁，看着工匠将“官”字的印记轻轻按进钱背——比民间流通的“私版”多了一分规矩，少了一分潦草。
那时候的“官”字，是铸钱局墙上“轻重得宜，毋稍偷减”的墨书，是匠人手里不敢走形的锉刀，是一枚钱从铜矿石到流通于市，要经过“看火、辨色、听声”三关的严苛。这枚钱的铜色偏深，是“点锡”比例恰到好处的痕迹，比普通“当千”更压手，敲起来声音沉而不闷——当年的铸钱官定是怕了“大钱贬值”的骂名，才在这枚钱里藏了十二分的用心。
如今再看这“官”字，早已和历史长在一起，像给岁月盖了一枚小小的印。它见过陕甘道上运饷的骡马，听过钱庄里数钱的算盘，或许还在某个商号的账房里，和银票一起压过镇纸。比起那些流通过于频繁、字口磨平的“行用钱”，它更像一个沉默的史官，把晚清时候“以钱养兵”的窘迫，和铸币局里那点“守土有责”的倔强，都封进了这一圈铜里。
偶尔会想，当年刻下这“官”字的工匠，会不会在收工后，对着炉火叹一口气——他知道这枚“当千”出了工坊，到了市面上未必能当一千文用，但他还是把“官”字刻得端端正正。这大约就是旧时光里的“本分”：管不了时局，却能管好手里的一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