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中国钱币演进历程

近来，我潜心研读了《钱币史话》与《中国货币史》这两部专业著作。在深入学习之后，我反复斟酌、试着梳理出中国钱币历史发展进程里那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关键节点。一来是将其作为自己研习这段历史的知识沉淀与积累，二来也希望能把这份总结分享给古泉园地中的各位泉友，与大家共同探讨交流，一同在钱币文化的浩瀚海洋里遨游，汲取知识养分。

首先应当明确一点，纵观钱币铸造的漫长历史，在相当程度上，它也是一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实施经济掠夺的历史。回溯历朝历代，民间私铸钱币现象从未断绝，即便处于所谓的盛世，私铸行为依然屡禁不止。究其根源，在于统治阶级凭借武力、政权等暴力手段垄断了铸币权，继而以征收铸币税的形式，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搜刮财富。百姓为求生存、谋生计，无奈之下只能冒险私铸钱币，试图在严苛的经济盘剥缝隙中寻得一丝生机。

钱币起源

在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中，随着生产工具的持续革新与进步，社会分工开始初现端倪。人们的生产效率逐步提升，产品渐渐有了剩余，这就为交易行为的出现创造了必要条件。当物品交换活动日益频繁，为满足交换便利性的迫切需求，钱币应运而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钱币在诞生之初，其来源呈现多样化态势，并非源自单一途径。历经漫长的实践摸索与发展，直至某类特定商品能够稳定且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用以衡量与交换其他各类商品时，它才被正式赋予 “货币” 这一专有名号，标志着货币体系逐步走向成熟与规范。

商

在殷商时期，社会经济活动初现端倪，货贝开始充当一般等价物。彼时，熔炼技术尚欠发达，而货贝自带天然的计量单元，这使其具备成为货币的基础条件。古人使用货贝时，通常将它们串成一串，如此一来，一串货贝便构成一个使用单位，在殷周时代，人们把这一单位称作 “朋”。当时，金属偶尔也用于赏赐，不过鉴于那个时代交易量相对稀少，在重量单位尚未制定确立前，金属自身缺乏天然的计量划分，其并不适宜直接充当货币来流通使用。后来，殷商人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开创性地将金属与货贝相结合，催生出铜贝这一形式，成功解决了货币计量的难题，让铜贝满足了作为货币流通的各项要求，为当时的经济交往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媒介。

周

西周初年，生铜已然成为关键的支付方式，依托重量实现转让流通。伴随农业技术稳步迈进，生产工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逐渐超越装饰品。农业用具的交易愈发频繁，这促使农业用具顺势担当起一般等价物的角色。故而自周起始，钱币大多由实用工具具象演化而来，像刀（源于渔猎工具）、铲/布（源自农具）、圜钱（脱胎于纺轮）、楚鬼脸（仿形于贝）等不一而足。

彼时，由于全国尚未达成大一统格局，各地政权分立，钱币的形制也就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态势。其间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是，刀币的流通区域不及布币广泛，主要集中于北方与东方地区。大致缘由在于，古代中原地区民众大多以农耕殖产为主业，因而选用农具形制的布币作为货币；而东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带的居民，多从事渔猎活动，日常与刀具打交道频繁，所以便以刀为原型打造货币用于流通。这种基于地域生产生活特性所衍生出的货币差异，直观地反映出周时期不同区域的经济风貌与人文特色。

秦

在秦国发展初期，圜钱（呈圆形且中心有圆孔）是主要的流通货币形式，诸如 “重一两十四铢” 等品类。随着秦国国力的发展与变革，到了后期阶段，圆形方孔钱开始大量铸行，像吕不韦主持铸造的 “文信” 钱，还有 “长安”“两甾” 等币种。

待秦朝实现大一统之后，迅速着手对全国币制展开统一规划。明确规定了统一钱币的具体种类、规范名称、标准形制以及精准的单位计量。同时，铸币权被政府全面垄断，这是历史上首次从制度层面严禁民间私铸钱币的行为，并颁布了最早的货币专项法令 ——《金布律》。该法令针对钱币的市场流通环节，制定了详尽且严谨的条文规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极具历史意义的秦半两如潮水般涌入市场，广泛流通开来，就此掀开了秦朝货币统一、规范有序流通的崭新一页，也使得圆形方孔这一形制成为后世货币的经典样式，深远地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货币发展走向，贯穿了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

西汉

汉朝初立之际，历经秦末长期的战乱纷争，经济遭受重创，社会生产停滞，物资极度匮乏，经济濒临崩溃边缘。面对如此困境，为刺激经济复苏，汉王朝放开了民间铸造钱币的限制。彼时，秦半两因重量较大，每枚达 12 铢，在交易流转过程中颇为不便，于是将其减重，减至 3 铢左右，为榆荚半两。然而，此举却引发了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市场上货币供给失衡，物价急剧攀升，钱币购买力严重下滑。

至汉文帝时期，朝廷着手干预，开始铸造四铢半两，试图稳定币值。不仅如此，文帝还将铜山赏赐给邓通，邓通借此铸造了声名远扬的 “邓通半两”。但这一时期，私铸现象依旧屡禁不止。

汉武帝即位后，凭借其雄才伟略，决心扭转币制混乱局面，再度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彼时，因汉朝频繁征讨匈奴，军费开支浩大，国库空虚，为筹措资金，汉武帝下令铸造 “白金三品”，采用银锡合金材质，作为虚值大钱投入流通。由于其铸造成本与钱币面值相差甚远，巨大的利润空间诱使民间盗铸之风猖獗盛行，短短一年多时间，“白金三品” 便难以为继，被迫废弃。

直至武帝元狩五年，朝廷果断废弃半两钱，转而铸造五铢钱。自此，流通长达 100 多年的半两钱正式告别历史舞台，我国古代货币也由此迈入全新的五铢钱时代，为后续数百年的货币流通与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莽

在历史的长河中，王莽堪称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尤其是在钱币铸造领域，展现出了独特的复杂性。作为那个在时代浪潮中掀起惊涛骇浪、仿若 “穿越” 而来的人，不得不承认，王莽在铸币一事上着实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短短 7 年时间里，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多达 34 次币制改革，相继铸造出 37 种货币，这些货币质地各异，式样繁杂，计量单位与比价也各不相同。如此繁复、混乱且品质参差不齐的币制体系，宛如一团乱麻，让市场无所适从，最终彻底击碎了王莽原本有望成功的币制改革蓝图。

诚然，王莽的币制改革以失败告终，然而从艺术和工艺的视角审视，他所铸造的钱币却有着颇高的造诣。其钱币铜质精良，制作工艺精湛，钱币上的书法更是堪称一绝，达到了上乘水准，无论是铸造技术还是艺术审美，在我国古代钱币发展史上都占据着显著的高位。也正因如此，王莽博得了 “中国古代铸钱第一高手” 的美誉。但这一意外收获，显然并非他发起一轮又一轮铸币变革的初始心愿，其初衷或许是为了实现经济调控、巩固统治，只是最终事与愿违，徒留这些精美钱币供后人品鉴、喟叹。

东汉

西汉末年，更始皇帝刘玄主政时期所铸造的“更始五铢”，在五铢钱体系中堪称精品之作。待到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所铸的“建武五铢”，相较西汉时期的五铢钱，呈现出颇为显著的差异。其字体显得粗大，且立体感欠缺，在工艺风格上独树一帜。

步入东汉末期，社会动荡不安，盗铜现象猖獗肆虐，“剪边五铢” 与 “延环五铢” 这类被私自改造的钱币大量涌现于市面。汉灵帝在位时所铸的 “四出五铢”，甚至被百姓视作天下即将分崩离析的不祥之兆，这深刻反映出当时政治的极度混乱，汉室王朝已然无力掌控局势，对经济领域的监管更是形同虚设，民心也在这一系列乱象中逐渐丧失。

董卓专权之后，为满足其穷兵黩武等诸多需求，肆意妄为地铸造了 “无文小钱”。此类钱币制作粗劣至极，毫无工艺美感可言，一经流入市场，便如洪水猛兽一般，直接将本就摇摇欲坠、不堪重负的东汉经济彻底冲垮，进一步加速了东汉王朝走向覆灭的进程，成为东汉末年经济崩溃、政权瓦解的一个关键缩影。

三国魏晋南北朝

在历史的演进脉络中，三国、魏晋、南北朝这几个时期常常被放在一起探讨。究其缘由，彼时军阀混战不休，各方势力割据一方，全国始终未能达成统一局面。在此背景下，货币经济市场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各式各样的劣币肆意横行，对正常的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虚值大钱泛滥成灾，几乎随处可见，钱币的铸造工艺也极为粗劣，难以令人恭维。就拿蜀、吴两国来说，蜀国铸造了 “直百五铢”，吴国则有 “大泉当千”“大泉两千” 等这类远超实际价值的大钱充斥市面。

然而，即便身处如此混乱无序的时代，却也不乏诸多创新之举闪耀其间。一方面，年号钱应运而生，像 “汉兴”“孝建”“太和”“永安” 等带有年号标识的钱币纷纷登场，开启了钱币史上的新篇章。另一方面，非记重钱币开始崭露头角，诸如 “布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 等，它们摆脱了传统的以重量记值的模式，为钱币的发展拓宽了路径。从书法角度来看，这一时期钱币上的文字不再局限于篆书，隶书、楷书相继登场，相较于篆书，这些字体书写更为便捷、认读更为容易，使得钱币在实用性上大大增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翻砂技术也在这一乱世之中孕育诞生，为后续钱币铸造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推动古代钱币制造技术进步的关键力量。

隋

隋朝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宛如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存续时间颇为短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朝代，在货币制度层面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隋初，朝廷着力推行统一的隋五铢钱币的铸造与流通事宜。历经多年战乱纷扰，自魏晋南北朝起，货币流通就深陷长期的混乱泥沼，各种劣质钱币鱼龙混杂，扰乱经济秩序。隋五铢的出现，如同拨云见日，一举终结了这一乱象，为衰退萎靡的商品货币经济注入了生机，使其逐步恢复元气并获得一定发展。

起初，隋文帝出于种种考量，赋予各位皇子铸造钱币的权力。晋王杨广在鄂州铸钱时，为降低成本、谋取私利，在铜料里掺入了大量的锡镴，致使铸出的钱币钱体色泽泛白，时人称之为 “白钱”，又称 “五铢白钱”。这类 “白钱” 相较于正规的隋五铢，品质已然下降，却也凭借皇子铸钱的背景流入市场。

到了隋炀帝时期，这位帝王好大喜功，频繁发起大规模的征伐与营建活动，人力、物力被源源不断地消耗殆尽，国家财政迅速枯竭。为解燃眉之急，他采取减重的办法来铸造五铢钱。新铸的五铢钱重量仅有 “开皇五铢” 钱的 70%，但在流通环节却强行要求与 “开皇五铢” 平价交换。如此一来，市场平衡被彻底打破，物价如同脱缰野马般飞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愈演愈烈，民众苦不堪言，经济根基遭到重创，最终成为隋朝走向覆灭的重要诱因之一。

唐

自唐代起，华夏大地再度实现大一统格局。唐代在钱币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终结了延续数百年的记重钱币历史，开启崭新的 “宝” 时代，自此，有着 700 年历史的五铢钱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唐朝钱币的发展大致可清晰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安史之乱前的盛唐时期以及唐朝后期。在盛唐时代，经济繁荣、国力昌盛，朝廷铸造出了闻名遐迩的开元通宝。此钱币铜质纯正精良，制作工艺精湛，其钱文书法更是出自大家欧阳询之手。当时，这一钱文还有读作 “开通元宝” 的情况，而 “元宝” 一词的起源便与此相关。据说，欧阳询在拟定钱币文字时，顺应当时盛行的道教文化潮流，选用了蕴含道经术语及经义的 “开元通宝” 作为钱文，寄寓着开创新纪元、通行财宝之意。

步入唐朝后期，经历安史之乱的重创，社会陷入剧烈动荡，经济极度凋敝。唐肃宗为筹集急需的军饷，开创性地铸造了乾元重宝，“重宝” 这类钱币名称也就此诞生。之后，朝廷又铸造了重轮乾元重宝，规定一枚重轮乾元重宝可当 50 枚开元通宝使用，这种虚值大钱的大量出现，使得货币市场迅速失衡。民间见有利可图，私铸之风骤起，百姓纷纷熔化铜器来铸造钱币。无奈之下，唐王朝只得让重宝贬值，规定一枚重轮乾元重宝当 3 枚开元通宝，普通乾元重宝当 2 枚开元通宝，可即便如此，民间依旧私熔钱币，将其改铸为铜器牟利，进而导致钱荒现象愈发严重。

为化解钱荒难题，会昌五年，朝廷采取了极具争议的毁佛铸钱举措，允许各州自行开炉铸钱。率先行动的是扬州节度使李绅，他在所铸钱币背面铸一 “昌” 字，用以标明会昌年号，这类钱币被称作会昌开元。人们所熟知的 “佛钱” 便发源于此。由于会昌开元是由各地分别铸造，缺乏统一标准，制作工艺相较之前的开元通宝显得粗糙许多。但它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承载着唐朝中后期经济困境与应对策略的诸多信息，为后世研究唐代货币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