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收藏古钱币的往事，张积、张宗子、朱安祥等许多学者都已做过介绍，为人所熟知。我觉得其钱币收藏特点可总结为：持续时间短、涉及品种多、金钱投入少。接着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鲁迅没用太多精力研究古钱币，而又想花很少的钱去凑较多的品种，怎么就没有成为现在人们常说的“国宝帮”呢？
所谓“国宝帮”，指的是那些坚持把赝品视为真品的人，这些赝品大都假得离谱，在绝大数人眼中都是“一眼假”。他们往往具有“钻研”精神，相信自己眼光独到，能够在市场上精准捡漏。
古钱作伪早已有之，鲁迅经常在北京琉璃厂光顾的广文斋，以售卖古钱闻名，其店中所陈即不乏赝品。钱币收藏家郑家相回忆，广文斋内的古钱“真伪不一，须用精锐目光选择之，方不为所欺。”造假者为追求利益，仿铸的基本都是珍稀钱币，而鲁迅在广文斋购入的都是些普通钱币，如1913年8月16日“买古泉十八品”，不过花去一块银元，或许正是由此免去了购入赝品的烦恼。
市场上赝品既多，就必然会催生国宝帮。上世纪20年代，也就是鲁迅热衷收藏古钱那几年，据郑家相在北京东安市场等处店铺、地摊所见，古钱赝品极多，其中也包括让鲁迅打眼的“新莽六泉十布”。1915年2月21日，鲁迅闲逛琉璃厂，大约怀着捡漏心理，花20枚铜元买了新莽六泉之一的“壮泉四十”，后在日记里自言该钱“系伪造品”。
许广平1938年在《关于汉唐石刻画像》中曾说，鲁迅收藏的金石拓本等古物中“自然也有不少赝品，则是他刻意购置”。许广平引用鲁迅的话说，“先看廉价的坏东西，看得多了，真的到手，即一目了然，无所逃遁”。
具体到这枚“壮泉四十”，其实我们不清楚鲁迅究竟是明知其假，买来当样品把玩；还是捡漏回家之后才发现东西不对的，以常理来说，后一种可能更大。
郑家相说，这些赝品古钱“或据真泉而仿铸，或依年号而杜造，铸造不已，更有改刻，种种奇形怪状，不胜枚举”，即既有伪造的大蜀通宝、壮泉四十等，也有臆造的端拱元宝、建文通宝等。卖家告诉郑家相，这些赝品“销路颇广，购者甚众”。郑家相分析说，“盖世之初玩古泉者，只知名誉钱之可贵，好贪便宜，莫不上当”，他继之叹息，“有日久鉴别渐精而明白者，有始终自得其乐而不觉悟者”——这些购假上瘾而不觉悟的人，即成为我们所说的国宝帮。
说回鲁迅，他在北京的朋友中似乎没有古钱收藏家，只能自行研究，先后买了《古今泉略》《古金待问录》《古泉丛话》《四朝钞币图录》等泉学著作。靠着这些书，鲁迅不太可能学会如何分辨古钱真伪，但能大致了解各种古钱存世量的多寡，使自己在购买古钱时不至被卖家蒙骗。
从1913年8月到1919年6月，鲁迅一直在购买古钱，每次花费少则数十铜元，多也不过一两块银元（法定100枚当十铜元可兑换一块银元，实际可能需130枚左右），几年时间大约把价廉易得的品种都收入了囊中，如果要继续扩充藏品，就只能去买价格较高的珍稀古钱了。
我们现在知道鲁迅收入不菲，教育部月俸达300块银元，且不说北洋政府时常欠薪，即便每月都能按时领到，用来收藏钱币也远远不够。正如那时的收藏大家方药雨所言，“好古泉必须有今钱，有今钱方能得古泉”。花二三十元，甚至上百元买一枚古钱，实非当时的鲁迅所能承受（他需要攒钱买房、接济亲属，纵有余钱也会优先用来买书）。
简单来说，鲁迅没有成为国宝帮，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注重自学，优先收藏较为常见的品种，以提高鉴赏水平；二是量入为出，不为追求“大珍”而踏入捡漏陷阱，在日常收入无法支撑钱币收藏的时候及时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