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风/文
配图皆为个人自藏
北京市房山区境内有一座大安山，1922年那里出土过一批珍稀古钱，主要是铜铁两类永安钱，按面值有永安一十、永安一百、永安五百、永安一千，以及少量铁货币、铁顺天元宝、铁五铢等。
这让人想起史书所记的一段传闻，说是五代时期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在此山上营建亭台楼阁，一边炼制仙丹，一边劫掠美女。他还命人开凿山洞，把聚敛来的数百万钱都装到里边，然后杀死所有工匠灭口。后唐曾经试图派人挖掘这笔财宝，但一无所获，最终可能被辽国寻得。
民国时期大安山现世的古钱大约就是辽国挖剩的宝藏，大收藏家方药雨从贩子手中高价收购了不少，并翻山越岭，亲自考察出土地，断言永安一千等铁钱的铸造者就是刘仁恭及其子“燕帝”刘守光。
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一点奇怪——中国从先秦起就铸铜钱，怎么刘仁恭父子治下有这么多种铁钱？铁钱其实自古以来一直都有，但除梁武帝短暂铸行的铁五铢外，剩下的都是民间私铸，夹杂在铜钱里浑水摸鱼，到了五代十国这个空前乱世，铁钱竟被多个政权当作法定货币大量铸行。
乱世枭雄们要打仗、要享受、要进贡，无处不需要钱，于是在铁钱之外，更加廉价的铅、锡，乃至泥土都被用来铸造钱币，让混乱的币制也成为五代十国乱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南方诸国铸铁钱
在古代，“十国”境内大多缺乏铜矿，有限的铜都被统治者拿去铸成了佛像、铜钟。闽国统治福建约四十年，兴建了460多座寺庙。后梁贞明四年（918年），王审知在福州太平寺铸释迦、弥勒像，即一举用去“铜蜡三万斤”。于是南方产量较大的铁、铅代替铜，“有幸”升格为主要铸币原料。
铁钱在五代时期一面世即“非同凡响”——唐朝开元通宝规格统一，普遍在直径2.4cm、重4克左右，而马楚、闽国、南唐等国所铸大铁钱的直径往往在35-40厘米，最重达40克，堪称“庞然巨物”。
开平元年（907年），后梁封割据湖南的马殷为楚王，不久又让他做“天策上将军”。这个职务是当初李渊给李世民量身定制的，地位、权力在百官之上，可以自行招揽人才、设置属官，建立“小朝廷”。马殷名正言顺地成为一方诸侯后，开始铸造钱币。除少量“天策府宝”钱外，马楚批量铸行的是“乾封泉宝”大铁钱，有背“天”、“策”、“天策”、“天府”等多种，长沙地区马楚墓至今常有出土。
乾封泉宝大铁钱“用九文为贯，以一当十”，即1枚大铁钱等值于10枚开元通宝铜钱。事实上，铁钱价值远低于铜钱，遵循经济学“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铜钱大多被人们雪藏，市面上只见铁钱流通。外地商人在马楚境内把货物卖掉赚得铁钱，而铁钱一旦离开湖南，就是一堆无用的废铁，以至不得不再把铁钱花掉，买成湖南土特产带往他处。史书说马楚靠着这项政策“国以富饶”。
马楚的南方邻居闽国也铸大铁钱，其开创者王审知生前尊奉唐朝，钱文沿用“开元通宝”，背后单铸巨星纹，或同时铸“闽”字和月纹。933年，王审知之子王延钧称帝，正式建立闽国。不久，王延钧被其子王继鹏所杀，王继鹏又死于叔叔王延羲之手。王延羲即位改元“永隆”，铸有“永隆通宝”大铁钱。1974年，泉州承天寺等处发现大批永隆通宝钱范，证明闽国曾在泉州设立铸币机构。
永隆三年（941年），王延羲之弟王延政称帝，国号“殷”，建元“天德”，因他只有建州数县，被人讥笑为“五县天子”。王延政铸有大铁钱“天德通宝”，此钱极为罕见，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枚。
闽国铸造的几种大铁钱直径、重量基本一致，但不同时期币值差异很大。王审知时期铸造的开元通宝大铁钱“以五百文为贯”，也就是500枚大铁钱等价于1000枚小铜钱，比值为1:2；永隆通宝大铁钱则是“以一当十”，铁铜比变为1:10。闽国统治者抬高大铁钱的名义价值，自然导致严重通货膨胀。
灭亡了马楚和闽国的南唐割据江南，国力较强，原本铸造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铜钱，可在李璟连连对外用兵，又大败于后周的背景下，不得不通过铸行铁钱来缓解财政压力。“永通泉货”有铜铁两种，后者按规定是“以一当十”，1枚大铁钱能当10枚小铜钱，公然开启对民间财富的掠夺。
五代十国时期的铁钱有大，也有小。后蜀、吴越等政权曾铸造铁开元通宝、铁广政通宝等小平钱。
铅钱与泥钱的滥觞
铅质地柔软，以铅铸造的钱币流通不了多久就会磨损、破裂，成为废物；同时铅含剧毒，一旦不慎进入人体就会伤害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危及健康。铅钱缺点明显，不管是五代以前，还是之后都只是作为冥币随葬入墓，枭雄们则发挥想象，让铅钱破天荒地成为流通货币。
前面说到铸铁钱的马楚、闽国、南唐、后蜀、吴越，也都不约而同，或多或少铸过铅钱。马楚仿造唐武宗铸行的“会昌开元”，铸背“潭”的开元通宝铅钱。
闽国及其分裂出的殷国，也铸开元通宝铅钱，不过背的是“闽”、“福”、“殷”、“建”等字。闽国比马楚更胜一筹，铅钱都要铸大个的，于是有了历史上绝无仅有大型铅钱，它与同期大铁钱一样，正面书“开元通宝”，背面铸“闽”字和月纹。铅钱价值极低，闽国规定1枚大铁钱可当100枚铅钱。
对于吴越铸钱情况，现存史书都没有记载，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杭州、湖州、绍兴等地数以千计的开元通宝铅钱、铁钱被发现，基本可以证实，钱镠或其后人统治时期，曾经铸行了大批劣质钱币，用它们换取民间金、银、锦缎、香料、茶叶等物资，以满足自身享乐和向中原王朝进贡的需要。
铸造铅钱的政权虽多，可比起割据两广的南汉，那都是小巫见大巫。南汉统治区内出土的铅钱包括开元通宝、开平元宝、五铢和乾亨重宝等。其中铸量最大的是刘䶮称帝改元后的年号钱——乾亨重宝，它有光背、背“邑”、背“邕”等几种。从1953年到1985年，广州地区由考古发现的乾亨重宝铅钱即达2000多斤。按每枚铅钱平均4克左右计算，2000斤就有大约25万枚之多。
南汉官方汇率是10枚铅钱等价于1枚铜钱，同时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俸禄非特恩不给铜钱”，即官员俸禄也以铅钱为主，仅有特别受宠的大臣才有机会获得铜钱。
有意思的是，南汉依仗自己优越的地理位置，着力发展贸易，把铅钱推广到了海外。东南亚海域近些年发现的“印坦沉船”“井里坟沉船”里除瓷器等货物外，都有为数不少的乾亨重宝铅钱。
无论铁钱、铅钱，至少还是金属，咱们开头提到的刘仁恭则充分发挥想象力，开了用黏土铸造流通钱币的先河。《旧五代史》说刘仁恭“以瑾泥作钱，令部内行使，尽敛铜钱于大安山巅……”所谓“瑾泥”无非就是硬度较高、质量较好的黏土，用它们制成的钱币自然一文不值。刘仁恭强制自己辖境内的百姓使用泥钱、铁钱，而把铜钱聚敛到大安山，便宜了对手辽国，以及后世钱币贩子。
中原王朝坚守铜钱
说了“十国”，回过头再看看“五代”。中原王朝国祚都不长，后汉更是仅仅存在了数年，可在铸币这件事上，它们的确比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权更克制。
后梁、后唐两朝几乎没有铸币，现存“开平元宝”“天成元宝”等都是极罕见的珍品。后晋一度允许私铸“天福元宝”，不久发现民间所铸铜钱里夹杂太多铅锡，随即叫停。后汉“汉元通宝”、后周“周元通宝”是颇为规整、足重的优质钱币。“五代”都没有铸过铁钱、铅钱，更不用说泥钱了。
中原王朝为维持市面上的币值稳定，严禁销毁铜钱，改铸铜器，也不许南方各国铸造的铁钱、铅钱在北方流通。唐庄宗曾下诏，命令长江沿岸的州府严格检查往来船只，防止南方劣钱入境，扰乱市场。
后唐大臣郭在徽建议铸当十、当三十、当五十的大钱，并且希望朝廷借鉴刘仁恭铸铁钱、泥钱的“成功经验”。唐明宗看到上书后大怒，下旨斥责，说刘仁恭铸造泥钱祸害百姓，早已恶名昭彰，郭在徽身为大臣，竟然要朝廷重蹈覆辙，简直居心不良！在唐明宗看来，连铸造虚值大钱都是不可行的馊主意。
之所以“五代”有坚守铜钱的底气，那是因为中原相比于南方各国和北方刘仁恭等割据势力，领土更为广大，产业、资源丰富，此外还能坐收各方贡品。马楚几代君主屡屡给中原王朝纳贡，乾祐二年（938年）一次就给后汉送去了“绢二万疋，白金一万五千两，玳瑁宝装龙凤床一具，盘龙椅子、踏床子各一合，戏龙二，银食器六十八事，真珠花、银果子共千两”。
五代统治者自己什么都有，但民间非常缺“钱”，只能继续唐朝以来的习惯，把布帛用作交易货币，补充市面上铜钱的不足。直至周世宗下令毁佛铸钱，北方的“钱荒”状况才有所缓解。
北宋在后周基础上统一全国后，也没能彻底改变“货币乱世”的遗留问题。后蜀铁钱泛滥，以至北宋只能把四川划为货币特区，继续铸行宋元通宝等铁钱。铁钱分量重、价值低，携带不便，买一匹绢就得上百斤铁钱，于是商人们发明了一种纸质的“存款凭证”，在交易中替代铁钱实物，这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交子”。
两宋时期，铜钱、铁钱、纸币与日益货币化的银、金一同流通，它们彼此间不存在主币、辅币之分，换算繁琐，使中国古代货币变得愈发多元、复杂。
参考资料
1.[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2015年。
2.[清]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1983年。
3.赵忠格主编：《古钱钞文存》，台海出版社1998年。
4.方药雨：《言钱别录》，见桑行之等编《说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5.徐晓望：《闽国史略》，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
6.吴庆康：《马楚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7.刘森：《中国铁钱》，中华书局1996年。
8.何逞锋：《永隆通宝钱范》，中华书局2005年。
9.杨心珉：《钱货可议：唐代货币史钩沉》，中华书局2018年。
10.刘健平：《湖州仪凤桥发现吴越国铅铁钱》，《安徽钱币》2009年第2期。
11.余石泉：《唐国通宝铅质钱》，《安徽钱币》1997年第1期。
12.杨津涛:《南汉铅钱：广东货币史上的一段奇闻》,《同舟共进》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