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风/文
说起中国古代钱币，大家脱口而出的肯定是方孔圆钱，如开元通宝、乾隆通宝等等，其实在方孔钱诞生之前，刀币、布币、铜贝、圜钱等各式钱币都曾长期流通，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武帝改革钱制，方孔钱才借着半两、五铢的影响力，取得了2000多年的统治地位。故此，日本学者加藤繁称秦朝是中国“货币史上实行罕有其类的大变革的时代”；香港学者宋叙五又说西汉“找到一条正路，奠定了中国货币制度的基础”。半两、五铢在货币史上如此特殊，以至从不缺少研究者。
我是一个古钱币爱好者，收藏有历代钱币，也读过不少货币史，乃至专门的秦汉钱币研究，可再看刘三解新著《青铜资本：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依旧觉得耳目一新。
钱币研究新路径
从个人阅读体验看，潜心研究钱币的人主要有两类，一是钱币收藏家，他们精于鉴别真伪、辨识年代，着重关注钱币在字体、尺寸等方面的版别差异，代表作有杜维善《五铢图考》、阎福善《北宋铜钱》等；二是钱币学家，他们研究钱币历史，细心考订铸造原因、铸造数量、购买力等，有时会延伸至经济史、社会史，代表作有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陈彦良《币制兴衰四百年》等。
传统历史学界则往往轻视对钱币的研究。历史学者杨心珉在《钱货可议》后记中写道，一些同行认为“货币文物与历史发展之规律方向无甚直接关联”，说他“眼光太窄”“学术视野不够开阔”。其实，方孔钱虽不像西方打制币那样留有丰富历史信息，但与文献结合，同样有助于解释历史发展逻辑。
与大多数钱币研究者不同，刘三解不仅了解钱币，更对政治制度史有着深入研究。他在写作《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过程中，意识到铸行钱币对秦汉统治的重要性，进而通过对各类史料“竭泽而渔”，从货币史层面重新阐释了秦亡汉兴这一重大问题。
书中研究的“半两”“五铢”，顾名思义就是重半两和重五铢的铜钱。战国时期一两约合现在15.8克，相当于24铢，平均下来每铢就是0.66克。因此，半两和五铢的法定重量分别为7.9克、3.3克。
可是，在实际铸造和流通中，半两、五铢轻重参差、大小不一。以半两来说，有9.8克的，也有2克的，相差五倍。秦朝墓葬出土的半两70%在2.6-6.5克之间，与7.9克的法定重量相比有明显差距。对于这种现象，收藏家、钱币学家大多将“重钱”视为秦早期铸币，“轻钱”为经过减重的后期铸币。刘三解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以上这些半两可能铸造于同一时期，并不存在明显的先后顺序。
西汉初年继续铸行半两，杜维善等钱币学家依据墓葬年代、钱文风格，给文帝、景帝、武帝三朝所铸的“四铢半两”做了分期，发现文景时期“四铢半两”的平均重量达2.89克，超过4铢（2.64克）的法定重量，存在自发增重现象。刘三解指出，这种划分缺乏科学性，因为钱币入土时间不一定就是铸造时间，而同一时间不同地区，可能使用不一样的钱范，那铸造出的半两钱文也会有差别。
刘三解既不同意过往研究者的传统看法，那他在《青铜资本》中又是如何解释自己新观点的呢？
秦亡于债务爆雷
理论上，铜钱的价值应与其自身含铜量一致，可实际情况就像刘三解说的，秦朝半两“只要满足‘累加枚数’的条件，哪怕是纸片，也可以充当货币，货币价值与材质金属的价值完全可以脱钩”。秦始皇能做到现代货币理论所说的“名目主义”（货币是政府的发债凭证，面值也由政府规定，与其自身价值无关），靠的当然不是秦廷的信用，而是严苛的秦法。出土秦简记录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名女子因为在交易中拒收劣质的半两，被官府判处死刑，并暴尸十天，埋入乱葬岗。
刘三解还发现，秦朝从中央到地方，采购物资和论功行赏需要消耗大量钱币，但收税主要收的是实物和徭役，很少直接收半两，使得地方在用钱方面时常入不敷出。秦法规定，一个县如果财政出现困难，可以向邻县借贷，要是邻县也没有，那就直接申请借皇帝的私房钱（所谓“禁钱”）。如此一来，秦民与县廷、县廷与县廷、县廷与皇帝间就形成了“债务关系”，他们所使用的钱币半两即相当于“一般债务凭证”。
债务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英国学者詹姆斯·麦克唐纳写过一本《债务与国家的崛起：西方民主制度的金融起源》，认为英、法等国君主为了支付战争费用，不得不向新兴资产阶级借债，被迫分享部分权力，这才催生了民主制度的雏形。秦朝君主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只想借而不想还。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下令各县以“现金”赏赐为帝国征战四方的老兵们，同时刘邦等上百万的原六国百姓自带“现金”到秦廷所在地区服徭役，使得关中市面上的钱币数量剧增。当时布匹也是秦朝的法定货币，六国布匹产量巨大，也不断地流入关中。关中粮食不足，而半两、布匹越聚越多，导致物价飞涨。从官吏到百姓，拿着“一般债务凭证”却不能有效兑现债权，秦朝由此深陷债务危机。
到了秦二世时期，为修建阿房宫、驰道等工程，关中地区依旧常年保留着上百万“徭徒”，加上为秦廷服务的百官、宫人、士兵等，粮食问题依旧严重。秦二世于是下令各郡县向关中运送物资，而负责运输的百姓要自带干粮，禁止吃咸阳三百里以内的粮食——即使花钱买也不行。秦二世公然“赖账”，因为在他和秦始皇眼中，自己“有资格让黔首们奉献一切，包括他们的财产和生命”。
秦朝不断扩张、不断发债，又拒绝兑现的结果，就是得罪光了天下人，在债务危机中走向了崩溃。
汉兴于币制灵活
秦亡之后，历史进入了楚汉相争。刘邦起初综合实力不及项羽，但是抢先夺下了秦朝几个超级粮仓，同时允许民间私铸半两。我们前面说了，秦半两基本都是不足值的，很多只有2-3克，刘邦治下百姓私铸的半两就更小了，小到只有0.6克（1铢）左右。依照半两的“名目主义”特性，所有这些半两都能在市面上按“枚”流通，同样的商品，在汉国境内卖得自然就比在西楚等地贵。
在货币战争影响下，西楚的物资纷纷被大臣、商人们盗卖进刘邦统治区，项羽掌握的资源日渐稀少，以至在还握有战场主动权时，竟陷入“汉军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的绝境，使失败成为定局。
随着战争结束，刘邦叫停“令民铸钱”，西汉王朝进入货币政策调整期——吕后铸八铢半两、五分钱，汉文帝铸四铢半两，汉武帝铸三铢钱、白金三品、三官五铢等，刘三解在《青铜资本》里对以上币制改革的原因与影响都有独到见解。
这里只简单说下前文提及的四铢半两问题。汉文帝改革钱制，把铸钱标准由直径改为重量，过去一枚半两不管多重，只要钱径达到某个标准就算合格；现在只有重量不小于4铢（2.64克）的钱才能通行，故而刘三解称四铢半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种标准铸币”。西汉初年不同地区流通的钱币重量不一，既有不足4铢的“轻钱”，也有超过4铢的“重钱”，这仅与地区有关，而与年代无关。
币制改革最终由汉武帝完成，他把铸币权力完全收归朝廷，实现了以“三官五铢”一统天下。此后直至唐高祖铸行开元通宝止，七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历朝所铸钱币都是以“五铢”为钱文。更重要的是，由汉武帝确立的诸多原则，如以铜而非金银铸币、朝廷垄断铜钱铸造、铜钱主要用于纳税而非市场交易、铜钱价值不由含铜量而由朝廷决定等，一直被沿用到了清代。
表面上看，西汉与秦朝相比，变化的仅是钱币标准，其实整个财政体系都已大不一样。看过《秦砖》的人都知道，秦朝的财政支柱是“刑徒经济”，也就是众多罪犯们的无偿劳动；刘邦等西汉皇帝们则为收买人心而放宽刑律，并一再大赦天下，罪犯数量大减，无法再为朝廷供给足够的粮食与人力。西汉朝廷被迫加大货币税收，然后以之支付官员薪俸、功臣赏赐等，走向了“货币财政”。
在《青铜资本》中，刘三解为我们梳理了从先秦直至西汉中期的货币变迁，及其与商业发展、财政收支、历史走向的联系，我和为本书写序的李炜光教授一样，期望“作者继续中国货币演变史后半程的写作，撰写完成一部属于三解的、以货币为主线的完整的中国经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