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记载看“天国通宝”钱 太平天国癸好（即癸丑）三年（１８５３）定都天京（即南京）不久，作为一个新建政权，发行货币势在必行。有关铸钱情况，官方文书未见刊载，而私人笔记则多有记述。按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癸丑六月，贼在江宁于所掳铜匠中觅能铸钱者，得十二人，封四人为铸钱匠，职同指挥。设厂开炉鼓铸……其大小如番钱，正面天国圣宝四字，幕无字。铜匠迫于威胁，既不谙，又不愿，铅铜不匀，铸不如法，屡铸皆不成轮廓，字亦模糊莫辨，遂停止。”该书还有一段自述：“其恨贼愚忱，谬谓将欲破贼，必先知贼。故视听所及旋即记之。”我们知道张德坚是一个专事刺探太平天国情报的人，他的话是可信的。他的记述至少告诉了我们４件事：一、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不久，封铸钱匠４人为职同指挥。按太平天国前期官制分１３等，“指挥”为第３等，这表明太平天国政权对铸钱的重视；二、所铸之钱其钱文为“圣宝”，并不见“通宝”之说；三、“铜匠迫于威胁”，说明太平天国对铸钱之事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四、“铅铜不匀，铸不如法……遂停止。”说明太平天国初期铸钱，一时尚不得要领。但从《增订本》所标示的１２种面文“天国”背“通宝”折十钱图版看，字体各异，铸法精良，质地纯净，轮廓清晰，字字工整，这些都与张德坚所记不相契合。 为了进一步考实“天国通宝”钱是否为太平天国铸钱，我们还可援引清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贼之伪铸钱，职同伪总制，有正副。贼之铸钱，正面直书‘天国’二字，背直书‘圣宝’二字，铸有十余万。无人敢用……悉收于伪圣库也”。按太平天国攻克南京时，涤浮道人尚居住南京城内，他的所见所闻应是当时纪实。所谓“起初以用‘天国通宝’为钱文，足以表明这是太平天国通用之宝的意思，所以先铸天国通宝钱”，这一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再者，清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载：“黄文安，伪殿前丞相，广西人，总理铸伪钱。”说明天王洪秀全对铸钱之事极为关注，在建都天京不久，即委派官阶显赫的丞相去管理事务。按“丞相”一职为最高一等职官，黄文安是拜上帝会的老兄弟，太平天国辛开（即辛亥）元年（１８５１）秋在广西永安州时任巡查，定都天京时封丞相。《增订本》所言“天朝奠都伊始，各种纲领制度来不及即时全盘确定和明文规定。而当时钱局中的主事者，亦未必完全明白应铸何种革新的天朝钱……”这一说法，未必合乎历史。笔者以为不论是丞相还是主事者指挥、总制等官员，他们都清楚太平天国革命宗旨和宗教信仰，如果说他们连天朝应铸何种钱币都不明白，显然是说不通的。从佚名《粤逆纪略》所记，也说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建天京铸钱情况。“伪铸钱衙，贼铸钱之所也。其文阳面曰‘天国’，阴面曰‘圣宝’，约重一两至五钱不等。”再从清凌耀生在其社友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附识见闻，“在朝天宫开炉铸钱，轮廓大如洋钱，一面‘天国’字，一面‘圣宝’字。”这两则记载说法是一致的，明确地告诉我们太平天国初期所铸的是“圣宝”钱，而绝非《增订本》所云“通宝”钱。 有关太平天国初期所铸钱文不是面“天国”背“通宝”钱，还可从时人诗文中得到印证。清马鹤船在《金陵癸甲新乐府》中写道：“……贼人虏得铜无数，大开烘炉资鼓铸，谁为老成垂典型，古来款识都变更，一面直行书‘圣宝’，一面直行书‘太平’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１８５４）一月二十三日《杨秀清答复云冈石窟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载：“天国圣宝即将颁行，妖钱定将禁绝。” 从以上引征诸家所记，均属第一手史料，证明不论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建都天京时初铸，还是甲寅四年继铸，乃至后期所铸之钱，一律用“圣宝”，而非“通宝”。 从民初太平天国假古董兴起看“天国通宝”钱 民国初期，太平天国这段历史引起国人关注和研究。２０年代前后，当北京、广西等地的史学家及有关部门学者前往江浙一带调查太平天国史迹时，古董商们闻风而动，开始造假，尤其无锡、苏州、南京、杭州等地的古董商捷足先登，赶造了一批太平天国假古董兜售。这批伪品不断渗入公、私收藏，有的还流传到海外。诸如太平天国宝钞、太平天国会盟书及翼王石达开草书楹联等等，都是出自此时古董商之手。这批假古董制作精工，色泽陈旧，一眼看上去很像百年外之物。鉴定时稍不审慎，是很容易上当的。 《增订本》还写道：“这类天国通宝大钱，国内共发现十余枚，而且很少有同一版式的。”所述这一情况，正好说明２０年代前后古董商争相仿造的一种社会现象，版式自然不同。这种形形色色的伪品版式，据不完全统计达１３种之多，远远超过人们共识的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初期所铸面文“天国”背“圣宝”钱品的版式。 由此可见，面文“天国”背“通宝”折十钱，乃民初出自古董商之手的赝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