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都工商界以行帮为基础，成立了成都商务总会。民国初年，商务总会改名为成都总商会，行帮分会改名为同业公会。民国十九年（1930年），又将成都总商会改名为成都市商会。
成都市商民协会不同于当时武汉、上海等地的情况。成都市商协因不满总商会会长专权舞弊和筹款摊派不公,由副会长和帮董从总商会脱离发起,并谋求成为独立于官府的代表商民利益的组织。而在改组市商会过程中,成都市商协会占取了市商会的大部分执监席位,组成新一届市商会的主要领导班子。成都商协成立时从总商会拉走了大批商帮,形成地方商人组织的分裂。然而,这一过程,伴随着川军易帜和民众运动的推行这两大背景。因而本文对于商协会的成立,从两方面观察,一方面是川军易帜前后成都政治环境的变化,主要指左派党部和民众运动的发展、四川军阀对革命潮流的态度等;一方面是成都市总商会内部的矛盾情况,商人、商帮之间的利益纠葛。而商民协会与总商会分立之后,主要有关于钱款、公产和商务主导权的纠葛。
商协成立后不久面临国共分裂这一巨大政治变动。清党之后,共产党员转入地下,加之军阀的抵制,国民党地方组织很难发挥作用。成都的民众运动,进入无序状态。成都市商民协会,面对军阀当局,始终维持商人利益的原则。比如,在成都混乱的金融中,军阀私铸轻质银元、钱商操纵银钱市场,导致造币厂发行的厂半元价格低落,商协多方努力维持币制;驻扎成都的三军长为了下川东战事向成都商界筹款,商民协会勇于为中小商人发声;再者,商协领导了反对邓锡候摊派印花税的罢市行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商人团体进行整顿,在1929年《商会法》颁布及限期撤销商民协会的命令发出后,成都总商会与商民协会都开始筹备新的市商会,两筹备会长期不能调和,拖延至1931年5月,成都市商会才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