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解放初年，学界普遍认为半两钱始铸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直到1979年，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葬M50出土七枚半两钱，与此墓同出的有两枚木牍，内容大致是秦武王二年（前309 年），王命丞相甘茂更修为田律等。据考证，M50的下限为秦昭襄王元年。M50的葬制是一棺一椁，椁室四周填充大量白膏泥，有中原地区，特别是楚墓的显著特征，出土的陶器和漆器，也和郝家坪墓群晚期的文化内涵一致。M50出土的漆卮（zhī）、漆奁（lián）、双耳长盒和漆耳杯等，属于郝家坪墓群有“成亭”戳记的战国晚期漆器群。它从髹（xiū）漆工艺、器形和纹饰等各方面，都有别于西汉初年长沙马王堆和江陵凤凰山等地的“成市”漆器，更不同于武帝前后的朝鲜乐浪郡和贵州清镇、平坝等地的“蜀郡工官”和“广汉郡工官”的“工官”漆器，从“成亭”→“成市”→“工官”，可见四川髹漆工艺从战国到西汉、东汉时期的继承和发展过程。
据M50出土木牍所称‘丞相戊’，其上限又当在武王二年之后，昭王二年，甘茂已不在秦国，则牍文所记，只能是秦武王二年。按历法推算,也与此合。又称:“牍文纪年由二年十一月至四年十二月止，则该墓下葬时间只能是在武王四年十二月之后。武王在位仅四年，昭王元年甘茂已不为秦相，若该墓下葬时间在昭王元年之后，则与丞相茂不合……可能是在昭王元年(前306年)左右”。一个是木牍时间（武王四年十二月），一个是该墓下葬时间（可能是在昭王元年左右）。按照考古学的原则，使用纪年材料，只能依据材料的下限（完成时间）,不能依据材料的上限（开始时间）。木牍纪年的下限是武王四年十二月，其下即为秦昭王元年。结合墓葬的下限也只能是秦昭王元年，二者是一致的。当然也可以把它定为秦武王四年十二月。由此证明秦半两钱至晚在战国晚期（秦昭襄王元年）已经始铸，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年）“初行钱”铸的可能就是半两钱。据《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群M50发掘简报》中发表的七枚半两钱拓片，可以发现3号半两钱与7号半两钱拓片重复，当属校准有误，后从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中得知“青川七钱”第七枚的真容。下根据其所铸范式与钱文风格等举例与其对应之“半两钱”。
“青川七钱”
《秦汉钱币研究》中的“青川七钱”之一
第一枚：直径3.2厘米，重4.3克。此枚半两钱茬口居左斜上、左，其右侧呈现典型秦半两的坡边状，无茬口，钱文方正，隶意内敛。实物收集发现有不少此类茬口的半两钱，同时发现的也有不少茬口居右斜上、右者，一般直径2.9厘米至3.1厘米，重4克上下，据咸阳城遗址发现之陶母范推测其为直流分铸式范所铸。
第二枚：直径3.2厘米，重9.8克。此枚半两钱茬口居上、下，较为宽大，钱文较第一、第六枚更显拙意，半字稍长，下横与穿口基本对齐。此类半两钱采用了岐山县、凤翔县半两钱铜范的分流直铸式范所铸，属块范竖式浇铸工艺。合范不严、茬口未修等原因导致其重量稍重几克也属正常范畴。
第三枚：直径3.17厘米，重6.7克。此枚半两钱茬口居上、下，较宽大，钱文较第2枚略为方正，半字稍长，下横较短，与第二枚同属分流直铸式范所铸。
第四枚：直径3.17厘米，重5.6克。此枚半两钱茬口居上、下，较宽大，钱文较第三枚更为方正，半字较长，下横较短，与第二、第三枚同属分流直铸式范所铸。
第五枚：直径2.7厘米，重2克。此枚半两钱一茬居上，茬口较窄，属中型半两钱，或为直流分铸式范所铸，此类范式多见于秦代半两钱钱范，在战国晚期墓葬出现实数少见，等待将来更多考古资料再做讨论。
第六枚：直径3.21厘米，重4.5克。此枚半两钱三茬口居上、左、右，与“青川七钱”第一枚较类似，属直流分铸式范所铸，其铸币范式钱腔布局与秦咸阳城遗址出土的半两钱陶母范一致。实物收集中发现此类半两钱存世量较大，以往有学者因其范式不明，推测其为多支槽钱范，并结合西汉初年的中流散铸式范推测为西汉初年的“八铢半两”，实则有误。
第七枚：直径3.14厘米，重3.9克。此枚半两钱二茬居上、下，较宽大，属分流直铸式范所铸，钱文较前几枚更小，“半”字与“两”字基本对齐，注意了钱文的比例，即“小字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