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风/文

我去年给《货币文化史》的前两卷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凤凰周刊》，原题为《货币文化也能影响历史进程》。

一个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想要生活下去，都必须“花钱”。现在大家接触纸币、硬币的机会越来越少，人们习惯了信用卡或电子支付。一个有趣的现象由此产生——我们每天花钱，对“钱”的样子倒陌生起来。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2019年第五套人民币中，5角硬币的颜色和材质，从金黄的钢芯镀铜，变为银白的钢芯镀镍；就连形状也从儿时记忆里的圆形，成了现在的多边形。如果是在古代，货币材质、重量、样式的变化，会是牵动每个人生活的大事，不可能被集体忽视。

几千年来，人类使用的货币种类在变，铸币观念、金融思想等也在变。为了理清这其中的变化规律，美国金融人类学的奠基者比尔·莫勒，与德国古钱币学家斯特凡·克姆尼切克等合作，汇集全球40多位学者，主编了六卷本《货币文化史》。该书前两卷的中译本已经问世，分别是《货币文化史Ⅰ：希腊罗马时期钱币的诞生与权力象征》和《货币文化史Ⅱ：中世纪黄金的盛宴与贸易兴起》。

了解古代欧洲各国的铸币情况后，再把它们与同时期的中国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古代东西方有很多共同点，包括统治者都会通过钱币宣示合法性，并且竭力降低钱币的贵金属含量等；另外又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之处，比如西方钱币具有一定宗教属性，影响了金融发展的方向。虽然这套《货币文化史》关注的主要是西方货币，但其中不少内容，都可以给中国古代货币研究带来启发。

钱币上的图文都是政治

在古代世界，钱币基本由金属铸造，有金银，也有铜铁，上面刻着各式各样的文字、花纹。以中国古代最常见的方孔钱来说，早期钱文主要是表示重量的“半两”“五铢”等，到了唐朝以后，新政权建立或新皇帝即位，往往要铸造带有国号或年号的新钱，如“宋元通宝”“乾隆通宝”等。相比之下，西方钱币没有“方孔”这一设计，可以刻上更多图文，给当年使用者和我们后人，传达更多信息。

在《货币文化史Ⅰ》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了钱币在经济以外的功能，“即充当身份认同的现象和政治交流的媒介”。雅典钱币的正面是守护神雅典娜，背面是雅典娜那只象征智慧的猫头鹰，展现了雅典人的身份认同；到了古罗马时代，钱币上开始出现君主，通常正面是皇帝头像，背面是颂扬帝国政策的标语或建筑等。比如罗马皇帝提比略时期，钱币上仁慈、正义等词汇就是对其统治理想的颂扬。

铸币厂官员们设想，这些钱币图文的受众，一是皇帝本人，他需要被颂扬；二是普罗大众，他们需要了解皇帝的伟大。在价值低廉、应用广泛的贱金属钱币上，刻的往往是民粹主义主题，有一种铜币的背面就是皇帝尼禄向罗马平民分发财物，并让象征智慧、慷慨的两位女神侍立一旁。古罗马人选择陪葬品时，也喜欢使用刻有“永远纪念”一类吉祥话的钱币，可见人们对图文内容的关注。

在研究中世纪钱币的《货币文化史Ⅱ》里，也能找到类似案例。伦敦大学的丽贝卡·R·达利认为，中世纪钱币上的人物肖像要描绘的不是外貌，而是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展现他们的统治能力。

统治者用钱币宣示合法性，反抗者则通过铸造新钱来展现独立。公元1世纪到2世纪，犹太人两次发动起义，反抗古罗马统治，在这期间，他们铸造了刻有古希伯来文等以色列文化标识的钱币。在中国古代也是一样，成规模的造反者都会自行铸币，比如元末张士诚的“天佑通宝”、陈友谅的“大义通宝”等。

古罗马镇压了犹太人起义后，曾大规模销毁他们铸造的“非法”钱币。统治者怕这些钱币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而老百姓在使用钱币时，可能更在意成色和重量。迦太基被古罗马灭亡100多年后，在其位于北非的故地，也就是古罗马设立的阿非利加行省，依旧在流通迦太基铜币。中国其实也是如此，唐朝灭亡后，中原的“五代”、地方的“十国”，都继续把唐钱“开元通宝”视为优质货币。

无论如何，钱文都该被重视起来，美国钱币学家内森·T·埃尔金斯即说：“古代钱币上的意象，可以为现代学者提供很多有关古代国家、政府和公共权力机构如何看待自己及其政治观点的信息。”

古代日常生活少不了钱币

前面说了钱币可以发挥的政治作用，接下来说说它更核心的经济职能。在影视剧里，我们经常看到古代欧洲人或中国人，拿着金币、银锭、铜钱到处买东西，与现代人逛商场没什么区别。其实，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金属钱币在古代都只是“多元货币”里的一种，粮食、布料、牲畜和黄油等，都常被用来交换物品。不要忘了，中国直到清代，官员俸禄都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大米。

但我们不能低估钱币在古代社会的地位，如《货币文化史Ⅰ》所说：“钱币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古人真实的消费场景几乎已经没有办法还原，所幸被火山灰覆盖的庞贝古城留下了很多有关“钱”的细节。城中的“米南德之家”有一个大箱柜，里边钱币和珠宝被保存在一起；在另一个房间内，一些钱币串被藏在了床铺下。古罗马人显然具有储存和使用钱币的习惯。

到了中世纪，随着城市化发展和人口增长，钱币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在伦敦一座公墓里，考古学家发现一具女尸身上有两个钱包，一个挎在腋窝处，里边放着大额钱币；另一个挂在腰上，装着若干零钱，说明她生前经常会用到钱。即使是农民，也一样需要拿钱币交税、交租，或者买东西。

这时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新问题：欧洲的大小王国，以及王国内的公国、城市等，铸造了图文、材质和面值各不相同的钱币，难于跨地区交易。举个例子，各国朝拜者聚集在罗马，他们要想购买生活物品，就必须找货币兑换商帮忙。在法国的图卢兹，1337年也已经有80个货币兑换商。这种情况在东亚的国际贸易中则不会发生，因为日本、朝鲜、越南都效仿中国，铸造同样的方孔钱。时至今天，“宽永通宝”、“常平通宝”、“明命通宝”等所谓“邻国钱”，还经常在中国境内被发现。

古代欧洲钱币间兑换不易，人们干脆减少兑换，而选择“簿记”。双方把手中的钱币或物品，按价值换算为一种共同认可的中间物，黄金、白银、某一种广泛流通的钱币（如英镑），甚至格陵兰岛的海象牙，然后再交易。与同期的中国人不同，欧洲人信任物品的内在价值，拒绝启用纸币。

从12世纪开始，欧洲新矿场和新铸币厂同步增加，市面上流通的钱币数量显著增多。意大利1050年有铸币厂16家，1300年是70家。英国人和爱尔兰人1158年人均使用1-4便士，不过100多年后，到1290年，已经是人均40-53便士了。交易越来越频繁，小额钱币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13世纪后，大面额、高纯度的银币、金币日益普及。可是老问题依旧在——铸币机构不同，市面上各种钱币的金银含量千差万别。欧洲人判定金银成色的办法，就和我们在古装剧中看到的一样，使劲儿用牙咬。有意思的是，德国银币被咬的频率比英国银币高很多，说明那时人们对英国铸币的信任度更高。的确，英国长期保持着统一，铸行的钱币质量在欧洲最稳定，备受欢迎。

最终，具有商业头脑的意大利人发明了银行和汇票，从此人们无需再冒险带着大量现金出门，交易时也不必再检验金银纯度、换算钱币价值。汇票的使用范围，很快扩展到伦敦和布鲁日。

欧洲走上的不同道路

说完了西方钱币与中国的一些共性后，咱们再来看一看不同之处。《货币文化史Ⅰ》和《货币文化史Ⅱ》里，有好几章谈到了宗教与货币的关系。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人们把钱币用于祭祀或者祈福的仪式中。比如，古罗马人会故意把钱币埋入建筑的地基、墙壁，以求神灵庇护。这很像是在中国的一些景区，游客喜欢把硬币投到池塘、水井等地方，以求平安。欧洲进入中世纪后，情况与中国变得完全不同，教会参与到了经济生活中，对钱币的发行、使用，带去了出人意料的影响。

教会不排斥货币，甚至会借用它做很多事。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把钱币与信仰联系在一起，宣称基督徒检视内心，要像货币兑换商检验金币的图案、纯度那样仔细。神学家安塞尔姆认为，金钱“不是万恶之源”，其本身不存在好或者坏的属性，只有在人们用钱做事情的时候，才会有善、恶之分。

在中世纪，基督徒习惯向教堂奉献财物，用来供养神职人员或帮助穷人。十字军东征期间，教会为支持战争，反复向各地教区征税。一个意外结果由此产生——因为不管多么偏远的教区，都要向教会缴纳资金，进而加快了欧洲的货币化进程。如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斯韦恩·H·古尔贝克所言：“罗马教廷成为中世纪欧洲最大规模的金融活动的中心。”另外，很多国家的教会甚至曾掌握铸币权。

过去，人们对欧洲公元500到公元1500年的历史充满偏见，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现在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中世纪的光明一面逐渐被发掘出来。其中在货币方面，中世纪继承古希腊、古罗马的铸币传统，形成了由铜币、银币和金币构成的完整货币体系，以及便士、马克等常用单位；人们为了应对各国钱币不一的情况，还发明了汇票；加上教会对于货币流通的促进，商品经济日益壮大。中世纪末期，新航线开辟，欧洲与亚洲、美洲、非洲建立起商贸关系，奠定了商业革命的基础。

总之，目前已出的《货币文化史》前两本，很好地展示了从古希腊、古罗马，直到中世纪，欧洲人在“花钱”方面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影响。相比于西方钱币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中国学者对钱币的重视远远不足，依旧停留在对钱币本身的关注，很少延伸到古代社会、金融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货币文化史》也能给中国学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