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再论契丹“天子乘龙背十二生肖”大花钱的主题 一口气写完 和张德华先生讨论“天子乘龙背十二生肖”大花钱主题的三篇文章后，觉得意犹未尽，似乎应对目前仍占据初学收藏和研究辽代花钱者头脑中的、影响最大的、最后一种似是而非的、认为该钱主题是“九子母或一母九子”及“西王母”的观点予以解析和批驳，以澄清契丹花钱研究中的混沌状态。认为契丹“天子乘龙背十二生肖”大花钱主题是“九子母或一母九子”及“西王母”观点，比认为该钱主题是“乘龙快婿”、“九子登科”、“进士三元”、“婴戏图”、“群童嘻戏”等观点产生时间要晚的多。最早系统见于文章的可能是赵阳先生的《宋明神怪人物花钱简述》（见《开元泉刊》2004年5月创刊号），后经郑轶伟教授吸纳进《中国花钱图典》。至此，这个产生最晚的认为辽十二生肖大花钱主题是“九子母或一母九子”及“西王母”的观点，成了所有初学收藏或研究契丹花钱者认可的观点。不仅在国内受到吹捧，而且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为什么这样一个浮浅地借用汉族神话和佛经故事，张冠李戴地强加到契丹按萨满教义祭祀祖先铸造的祭祀钱上的错误观点，会这么快地得到年青收藏者和研究者的追捧呢?不怕年青朋友生气，简要说就是四个字：浮躁和无知。浮躁，表现在不能对钱币本身进行细致观察，别人说啥就信啥，随帮唱影不动脑子。人家说：穿上是个云髻高耸的女人，他就跟着喊是个女人。不看看钱上人物高耸的是“云髻”还是其它什么东西?说是女人，有什么性别特征证明他是女人?人家说穿上是鬼子母，他不想想鬼子母能乘龙吗?谁见过鬼子母乘龙的形象?无知，表现在对契丹的宗教、礼仪、风俗、服饰的完全不了解，对汉族信奉的宗教和契丹族信奉的宗教有什么区别不了解。以为汉族信奉的宗教其它民族也必定信奉。缺乏这方面知识原本不算什么问题，但如果你要收藏或研究契丹钱时，以上有关知识就成了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缺乏这些知识就只能跟着别人瞎喊、盲从。年青人的浮躁和无知促进了错误观点的传播，错误观点的广泛传播反过来又加强了错误观点的地位，使契丹钱币研究蒙上了层层人造迷雾。本文今天试从大花钱本身、契丹宗教礼仪，以及西王母、鬼子母的产生传播等方面解析“九子母或一母九子”及“西王母”不可能是契丹“天子乘龙背十二生肖”大花钱主题的原因，廓清对该钱主题认识的混乱状态。由于笔者的孤陋寡闻，文中难免存在偏颇失误之处，万望众泉友及时批评指正。一、花钱主角男非女，失误应怪心不细。不管说花钱主人公是“西王母”也好，“女歧”也好，“九子母”也好，“鬼子母”也好。前提必须是：花钱主人公，即乘龙人是女人而不是男人。由于花钱面积狭小，翻铸的人物只具形象轮廓缺乏性别特征细节。既使刀雕祖钱，如果雕模工匠不刻意突出性别特征细节或用文字说明，观赏者绝不可能仅凭人物轮廓就可以准确判断钱上人物的性别。张德华先生的认为钱上人物是齐天皇后也好，赵阳先生的认为钱上人物是西王母、鬼子母也好，都是二先生头脑中先有这类女性人物故事，而且自我感觉某些情节似乎和花钱主题能扯上关系，于是就想当然地断定钱上人物是女性，把他们头脑中的故事先入为主地强加到契丹钱上。我在与张德华先生讨论“乘龙人背十二生肖”大花钱主题的陋文《主题美好 基础不牢——初析〈试解辽代十二生肖花钱背纹主题〉》中，已从契丹服饰方面论述了钱上人物，不是女性而是戴皮冠男性的原由。这里，我想再从契丹人信仰的宗教出发，揭示一下两位先生认定的女性神灵不可能进入契丹人祭拜的神灵行列的事实。契丹是个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的民族，无论本民族的原始宗教，还是来自外族、外国的宗教，他们都友好相待听之任之。儒、道、释、景、袄、摩尼、拜火等诸教，无不在契丹找到了知音发展了信徒。尽管契丹人对外来宗教尊而敬之，但他们自始至终在国家礼仪中把自己民族崇奉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作为唯一尊崇的精神指导，甚至在佞佛达到峰巅的圣、兴、道三朝也没有丝毫改变。契丹有具体祭拜对象的礼仪约有十七种，主要分布在吉仪、军仪、岁时杂仪之中。涉及的神衹，在《辽史》中有记载的约二十几位，他们是：山神（木叶山、黑山）、河神（辽河神）、路神、军神、太阳神、福神（君基太一）、冥（死）神、社禝（土地、地祇）神、天神（白马神人、白马神）、金神、火神、雨（风、云、雷、电、水）神、生殖神（男女生殖器）、家神（白衣观音）、始祖神（奇首可汗、可敦，八子）、祖神（历代帝后）、赤娘子（青牛天女）。除白衣观音是外来神，其他均为契丹本地自然神。这个契丹人崇拜的神祇表，充分体现了萨满教万物皆神的宗教观念，把自然神灵崇拜、祖宗（英雄）崇拜、生殖崇拜都具体化到每一具体形象上。这些具体的神的形象，即应是契丹祭祀庆典钱上主题人物的形象。这里面看不到西王母、女歧、鬼子母、九子母的丝毫踪影，《辽史》通篇也无一字记载契丹人祭拜她们几位的痕迹。契丹人祭拜的女神中：白衣观音、奇首可敦、历代皇后、赤娘子，无一人有乘龙的经历，更无一人有和九子（应为九人，姑且顺赵说当作九童子）在一起的形象。史籍上契丹观音形象是“花冠，美姿容，衣白衣，佩金带，执骨朵，辎軿（车乘）甚盛。有异兽十二随其后”（《契丹国志》）。历代皇后、赤娘子形象均是“木人，着红锦衣”（宋王易《燕北录》）。和赵说诸女神形象无一相似之处。综上所述，可知契丹人崇拜的女神只和祖先有关、族源有关，与西王母、女歧、鬼子母、九子母等女神崇拜内涵显著不同。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女神在契丹宗教礼仪崇拜中，除观音外，只是配享从属神，即所谓“仪注”（宋王易《燕北录》）。和男性神祇相比，契丹女神的地位稍低。契丹礼仪祭典中主神除观音外，均为男性，是契丹礼仪最独特和鲜明的民族特点之一。作为契丹礼仪祭祀的纪念品——礼仪祭祀庆典钱之一的、祭奠祖先乘龙升天的、“天子乘龙背十二生肖”大花钱，主题人物就只能是戴着皮冠的男神辽太祖耶律阿宝机，而不可能是汉族的西王母、女歧、鬼子母、九子母等女神。二、 众神未入契丹籍，辽人难祀域外尊?上节已谈到西王母、女歧、鬼子母、九子母都是汉族或印度族的神祇，因其传入契丹较晚，没有被契丹原始宗教所吸收，故众位神仙在辽境内未被契丹人认可与尊崇，不具备充当契丹祭祀庆典钱主题图主人公的资格和条件。西王母是汉族远古神话的人物，最早记载她的是《山海经·西次三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披发戴胜，司天之厉及五残。”是个三分象人，七分似鬼，主管天下灾害及刑杀的恶（死）神。到了战国时期，王母已演变为西方一国之主，她曾热情地接待了中原君王周穆王。东汉末年，道教将王母请入道门，奉她为女仙之首。此时她已演化成风韵绰卓仪态万端的绝代佳人。因西王母掌管不死之药和蟠桃，她被赋予了吉祥赐寿的使命。纵观西王母从恶神演变为道家女仙领袖的过程，不见与生育乞子的直接关系，更不见其和九童嬉戏的半点信息。据笔者看来，把“管不着生子这一段”的西王母拉来充作契丹祭祀庆典钱主题主人公的做法，实属滑天下之大稽的“抬错花轿配错郎”。西王母与契丹生育神相差太远，更和契丹祭祀礼义搭不上丝毫关系，她的入钱资格自然应自动取消。女歧、鬼子母、九子母原是不同国籍的三个女性神祇，均主掌子息生育。女歧与九子母是中国血统源自先秦时期的传说人物。女歧出自屈原的《天问》，“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意为：女歧没有与男子交合，怎么会得到九个儿子呢?汉王逸注：“女歧，神女，无夫而生九子也。”（注：女歧为二十八宿中尾宿，因其周围有九颗小星，故古人衍称其为九子母星，并进而神之称为九子母神）。其实，九子母另有其人。她即是春秋时鲁之母师。汉刘向《列女传》卷一《鲁之母师》载：“鲁有寡母，育九子，有德行，鲁君嘉之，尊为母师，称九子母”。汉代中期天上的女歧人间的母师已合二为一，成为中原和荆楚地方生殖崇拜的九子母神。鬼子母亦称魔母，音译诃利帝母，系印度佛教血统。据《佛说鬼子母经》等佛经记载，魔母生有五百子女，因前世王舍城人逼她跳舞流产而死的仇恨，她逐日吞食王舍城人的孩子。佛祖知悉后劝化她改恶从善，她根本不听。于是佛祖用神力将她最心爱的小儿子嫔伽罗扣在托钵下以示惩戒。鬼子母寻遍天下而不得，悲痛欲绝，只好哀求佛祖施助。佛祖说，你有五百子，仅失一子，就如此悲痛，人家只有一两个儿女，你竟把他们的孩子吃掉，难道他们的父母就不痛心吗?鬼子母听后，恍然大悟，于是接受五戒，皈依佛法，改恶从善。从此她成了保护小孩的“诃利帝母”。凡“有疾病无子息者，飨食荐之，咸皆遂愿”。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后逐渐世俗化，并广泛吸收中国元素，女歧、母师九子母形象和诃利帝母事迹渐渐合三为一，图像统一成为“一怀抱婴儿妇人左右侧各四个小孩造型”。（这个形象与“天子乘龙九州同庆”大花钱图案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唐代画师周昉曾三绘《九子母图》。他笔下的九子母体态丰肥，面容祥和，雍容华贵，被人称作“周家样”。在唐朝，人们对中外混血的九子母既崇敬又畏惧，称她作九子魔母。因其能给人子息保护儿童，故崇敬之；又因其为鬼母，故畏惧之。而在唐人小说中，九子魔母却完全是另一种形象，或为年轻美艳的女子，或为妖媚无比的美妇，行走人间，或戏弄为其塑像的信众，或勾引年少的行者，全然不见母亲及儿童守护神的特征。由于九子魔母的鬼气太重，与契丹崇母的传统观念相距较远，她的母亲形象远不如契丹族的母亲神——月亮神、青牛天女纯洁、美丽。所以，契丹人拒绝了九子母的入境。以至契丹立国二百多年，建寺庙数千座，不见一例祭祀九子母（含女歧、母师）的实例。以上事实说明汉人推崇的民间俗神并未被契丹人所接受，九子母、鬼子母、西王母、女歧等外来神因种族、宗教、信仰差异，未能进入契丹人崇祭的民族神的行列。所以，他们绝不会成为契丹礼仪祭祀的对象，更不会成为契丹人特别看重的契丹国家祭礼庆典钱的主题人物。三、解读辽花莫主观，辽史辽眼须精研。研究契丹花钱必须以契丹人的眼睛，头脑去观察去解读；必须到契丹族的历史、民俗史、宗教史、社会史、礼仪史中去发掘资料；必须善于利用文物考古的最新材料、实物检验印证历史资料。这样，才能较为准确地读懂读透契丹花钱的内涵。不从契丹人的立场出发，不从契丹独特的民间习俗着眼，不从契丹真实的历史入手，对契丹花钱的研究就绝不会得出正确的成果。这就是众位先生把契丹“天子乘龙背十二生肖”大花钱主题误读成“乘龙快婿”、“九子登科”、“进士三元”、“婴戏图”、“群童嘻戏”、“九子母或一母九子”及“西王母”等名称的根本原因和症结所在。如果众位先生能认真研读一下契丹族的宗教史，就肯定不会把汉族地区的民间俗神发配给契丹了，因为契丹的民俗神都是家里人；如果众先生能认真研读一下《辽史·礼志》，肯定不会认为花钱上的乘龙人是女人了，因为契丹祭祀的主神都是男性；如果众先生能认真研读一下《辽史·太祖纪》，肯定不会把“天子乘龙背十二生肖”大花钱主题误读成“乘龙快婿”、“九子登科”、“进士三元”了，因为书上“升天皇帝”的传纪明明白白写着阿宝机是乘黄龙升天的；如果众位先生能认真研读一下《兴宗仁懿皇后哀册》和《韩匡嗣墓志铭》，就肯定会认同对大花钱“天子乘龙升天，九州万民同庆”的解读，因为千年前阿宝机的重臣和子孙早已在铭辞中称他为：“龙辔排霄而高驾”的“九五龙飞之主”。契丹礼仪中多达十二种的吉仪，虽然每种仪式繁琐程度有别，侧重重奌不同，但核心都含有乞求祖先福佑情节。说穿了，契丹所有祭祀其实都是在祭祖。这说明阿宝机“化家为国、化祖为神”的战略布署在契丹立国全程确实得到了认真落实，并为巩固国祚长达二百多年夯实了坚实的基础。契丹统冶者借萨满教把历代帝后都塑造成庇佑国家和臣民的神祇，并制定成国家礼仪让子孙和臣民顶礼祭拜的做法，是契丹统治最突出的特色之一。“天子乘龙背十二生肖”大花钱正是契丹“化祖为神”的产物，是契丹祭祀庆典钱中最早铸造的、最重要的品种，是纪念太祖乘龙升天成神的特种纪念币。其初铸品的珍罕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其传世数量较多的原因，是历代辽帝凡祭祀即续铸或翻铸，这也是该种花钱质量叁差不齐、钱经大小不一的主要原因。辽代花钱研究是中国花钱研究中最艰难的课题，其品种多数量少、缺乏资料的特点，超过所有朝代。研究中出现点偏差误断是正常的，只要研究者不固执己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认真研读契丹资料，真正以契丹人眼睛看待事物，必定会掌握辽代花钱精髓，获取丰硕的研究成果。泉痴山人2008-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