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又称民俗钱，在古代叫厌胜钱（为方便叙述，本文统称花钱），不能花的钱叫“花钱”，能花的钱叫“行用钱”，花钱与行用钱外形相似，花钱历史悠久，最早起源于汉代，为驱邪祈福而铸造，供人佩戴赏玩或是镇宅辟邪，后又衍生出很多功能。古代花钱以铜质为主，大体可分为官铸和民铸两个大类别，每个地区所铸的花钱都有独特的风格，比较有名的几个炉别是：京炉、苏炉、贛炉、川炉、云炉、贵炉……
今天老万要聊这枚花钱看风格应属贵炉官铸，贵炉花钱泛指清代贵州钱局铸造的压胜钱。贵炉花钱题材丰富，主要特征有三个：一是铜质略微发红；二是文字风格笔意饱满、拙中藏雅；三是常常出现一些晦涩难懂的词；贵炉花钱常见一面文字配一面图案，喜用龙凤图案，最大的两个体系有水纹龙凤（又称：宋式龙凤）配图和云纹龙凤配图。
贵州除官方铸钱外，还有少数民族铸钱。一般把官方铸钱的地方称之为官炉，少数民族的直称民族炉，较为著名的有贵州黔南州地区水族先民铸造的水书钱，本文不展开聊。贵州官炉清代开始铸钱，不单铸有行用钱，还铸有大量花钱，而少数民族只铸花钱，铸造年代较为久远，发现当地的少数民族花钱从宋到明代都有铸造。那为什么官炉直到清代才开始铸钱呢？那下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秦统一中国后，中央政权对贵州南部等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羁縻政策，所谓“羁縻政策”是历代中央王朝在多民族国家中对社会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种民族政策，源于秦汉，兴盛于唐宋至元明以及清早期的土司制度，这些政策与制度核心就是由当地族人首领来管理，因其俗以为治，实行以夷制夷的方式，类似于香港回归采取“港人治港”的方式。从这个角度说，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一直脱离于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逐渐变成蛮夷之地，直到清雍正前一直都是“未归王化”的“化外之地”。
明朝中央政权开始改土归流，派任流官来管理，曾引起了大规模抗争，为了防范与隔绝，明朝政府甚至开始修建南长城，清代“千里苗疆”主要就是指贵州雷山、丹寨、榕江以及与之相毗连的黔南水族聚集区的三都、荔波。史书把他们归纳为“生界苗”。直到清雍正六年，凡是不服从清王朝统治的地区，均派重兵弹压”以鄂尔泰、张广泅为首的边疆大臣,在贵州“生界”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强行推行改土归流。先后在“千里苗疆”设置了八寨厅、丹江厅、清江厅、古州厅、都江厅、台拱厅。总称“新疆六厅”，意思就是新来疆土六个厅。从那时起，贵州南部这一史上包含水族在内最大的“生界”才真正纳入中央管制，实现“向来王化外，今入版图中”。
清帝国“开辟”黔省苗疆的动因主要是铲除“苗患”，维持地方治安。开辟苗疆投入人力、财力巨大，“弃置苗疆”的论争并非苗民斗争导致，清廷让步的“阶级斗争论”隐含着清廷内部以鄂尔泰为首的满族官员与张廷玉为首的汉族官员之间复杂的政治斗争。两党相争，直接影响到清帝国“巢抚兼施”治苗方略的实施，变成重“剿”轻“抚”。
贵州苗疆遥居腹里之地,山箐阻深,素来民风刁悍,雍正时期，一下子就把苗疆“生界”直接纳入清帝国的版图内，导致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清帝国对“新疆六厅”的治理引起“苗乱”的原因有:天灾、人祸、民族歧视、商业欺诈、财产纠纷、蚕食苗地、乱派夫役等方面。清帝国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治苗方略，沿用明代“屯田”“隔离”和“教化”等治苗政策。在这三种政策中，相当长时间内偏重于“屯田”“隔离”而轻“教化”。清廷不但把苗民用屯军包围起来，还颁布种种禁令，诸如“蛮不出境，汉不入峒”，把他们封锁在苗疆，防止其危害周边“民村”。从“生苗”至“熟苗”再至“民人”；从“苗籍”至“新民籍”再至“民籍”；从“理苗府”至“军民府”再至“理民府”；从“新疆”至“旧疆”再至“腹地”不断转换，目的都是为了化生为熟，化熟为民，使“苗疆”变为“内地”。这是一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化苗”之道。
清帝国与“新疆六厅”互动下的王化进程既有清帝国对苗民国家认同的积极引导，又有苗民对清帝国政治权威、司法体系的认同。清帝国不断实施“苗疆再造”，推动“新疆六厅”王化进程的措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清廷对参与“开辟”和“清理”苗疆的通事或向导大加封赏，设置了大量土司。在交通要道、战略要地建立屯堡，移入近万户屯军，钳制苗民的反抗。每一个屯堡名称都蕴涵着深刻的意义，肩负着清帝国对“新疆”教化的殷切期望。原先在苗疆“生界”通行的“苗例”，因为清帝国势力的进入而被重新加以改造。
因苗疆民风彪悍反抗斗争不断，内地官员多不愿到此赴任。为更好的解决贵州苗疆的官员就任问题,缓和流官与土民之间的矛盾, 清政府在这一地区实行了一系列不同于汉地的官员选任制度，对黔省的疆域也作了较大的调整，基本上奠定了今天贵州疆域的基础。清政府设置“苗疆缺”，文武兼有，在俸禄和提拔上均有特殊照顾，原因是为了稳定流官队伍,减轻其对苗民的剥削,加强对苗疆的统治。
多年来，因苗疆地区没有受中原文化演变进程影响，处在相对封闭环境中，导致文化与中原脱节，非常落后。清朝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统治后首先在文化上进行改造，清廷有一整套化苗为民的文化措施，如修建学宫、会馆、庙宇、牌坊、祠堂等，引入中原地区的儒释道文化，极大地影响着苗民的文化价值观。在清帝国的积极引导培育下，苗民开始具有朦胧的国家观念。
清廷大力倡导和推行苗疆义学，希图“渐移其俗”，改变苗民“落后”的风俗。在文化推广方面可谓煞费苦心，除广泛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开办私塾学堂灌输三纲五常、忠臣孝子的封建伦理价值观外，在花钱这个特殊的载体上也颇下功夫，对钱文异常重视，饱含国学文化精髓，力求精益求精，钱文常常出现一些博大精深的诗词典故，又或是四书五经中提炼出的文字精华，甚至蕴涵易学、禅学深意的词汇也层出不穷，令人充满无限遐想，花钱也就成为文化渗透和文化推广、传播的工具。民俗花钱的意境取决于制作技师的文化素养，当然像贵州这样的“新入版图”急需文化熏陶的蛮夷地区，花钱铸造内容应该由中央统一下达，再到地方官员亲自督制。这便是为什么钱币圈常说“贵炉出精品”的缘由。也给吾等后世热爱钱币收藏之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有人说：望重南金是铸在寿钱上的四个字，以表达对父母的敬重。这样的揣测未免太过草率。
最初看到“望重南金”这四个字时，笔者也以为是一句成语，但查阅书籍及网络搜索后，发现它并不是一句成语，而是由“望重”和“南金”两个词组成的，而这两个词又分别来自两个成语。“望重”二字取自成语“德高望重”，指道德高尚的人被人仰慕和尊重。司马光曾称颂北宋重臣富弼为“三世辅臣，德高望重。”出处：《晋书·司马元显传》：“元显因讽礼官下仪，称己德隆望重；既录百揆，内外群僚皆应尽敬。”
明·归有光《上总制书》：伏惟君侯，德高望重，谋深虑渊。
而“南金”取自成语“南金东箭”，古代认为南方的金石和东方的竹箭是贵重物品。金：黄金。南金也指南方产的铜。竹箭：一种细小坚实可作箭竿的竹子。世以"南金东箭"喻美才，比喻优秀杰出的人才。出处：《尔雅·释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
《晋书·顾荣纪瞻贺循薛兼传论》：“顾、纪、贺、薛等并南金东箭，世胄高门。”
楹联学开山之祖梁章钜著有惊世楹联：器重南金才横东箭，辩雕春囿德莹秋天。
乾隆爷创作的一首诗《赐安徽学政刘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尔堪拟东箭，其善拣南金。
钱币的背面配图是出水芙蓉图，图案由青莲构成，谐音“清廉”，用在这枚钱上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清正廉洁！这个图案也是贵炉的系列套花，所见还有十余种文字配面，这里不赘述。
文字用在不同的地方就会产生不同的含义，这就是中华文字博大精深之处。就拿泉界熟知的“仁寿同登”四个字来讲，民国十年(1921年)九月，适逢徐世昌执政三年和67岁寿辰时，天津造币总厂铸中华民国十年九月徐世昌“仁寿同登”纪念银币以表纪念。这里的“仁”是指为官，“寿”指的是生日，加上“同登”便是官运和寿辰同时庆贺。
而这四个字原本的出处是：清朝海南四大才子之一张岳崧，赠给广西巡抚梁章钜（梁是著名的楹联大师）的著名对联。上联为“凤质龙文光华相映”，下联“景风淑气仁寿同登”。上联应是对主人气质与才学的高度评价，下联中的景风淑气是对家人及居住环境的赞美。景风淑气，居住的自然环境风光无限，人文环境善良美好。淑：善良美好。仁，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仁寿同登，意思是说这里的主人的道德与寿命都会是达到一种令人羡慕的境界。
回到“望重南金”上，表面上是一句赞颂人才的词句，但在那段收复苗疆的特殊时期，笔者推测这句话或许还有更深邃、厚重的含义：
把“望重南金”四个字分拆开来看，“望”指从远处看着，遥望、仰望、厚望；“重”代表重要、重视、重托；“南”代表南方，用在这里自然指的是贵州；“金”代表珍贵的品质；再结合贵州地处苗疆特殊的地域文化及贵炉官铸的属性，笔者大胆推测，“望重南金”蕴含的深意更像是中央政权对驻守苗疆官吏的期望与寄托，意思是：朝廷一直重视着远在南方保家卫国、镇守边疆的官员们，虽身处苗疆凶险之地，也希望你们像金子一样发光，为国家建功立业，做一个像富弼那样道德高尚、清正廉明的官员，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有价值的人才！
天圆地方，小小一枚民俗花钱承载着朝廷的重托，见证了清帝国是怎样把开拓的“新疆”逐渐融入大一统的中华秩序中，也传承着深沉、厚重的历史风云和绚烂多彩的民俗文化。
万思成（霸泉）
2022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