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国元宝、牡国元宝（壮国元宝）的归属，一直没有定论。现在最常见的说法，认为这两种钱是五代后晋将领杨光远铸造，属于风格近似辽钱的五代钱。
这一说法来自民国收藏家陈仁涛、王荫嘉1941年在《泉币》上发表的《助国牡国钱考》一文。文章首先引用了欧阳修《新五代史·晋本纪》里的一条史料：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宣武军节度使杨光远进助国钱”。在此处，他们把所谓“助国钱”和“助国元宝”画上了等号。
接着，陈、王两人又说，助国牡国钱“其文制、轮郭，不特与同时之天福元宝无异，即前于此之唐钱乾元重宝，及后于之南国钱唐国通宝、大唐通宝，亦至相类。”同时，杨光远辖地“邻于契丹，人习于契丹，则其钱之饶契丹风致焉，宜也”，大康元宝、大安元宝就很像助国牡国钱。
我们可以看到，能把杨光远和助国元宝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因为他进献过“助国钱”。其他一些推断都有问题，像天福元宝种类繁多，助国元宝多大程度上能与之“无异”呢？宣武军节度使主要管辖的是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并不挨着辽国，不知道陈、王两人为什么会说杨光远“邻于契丹”。
其实，所谓“助国钱”没什么神秘的，完全可以单纯地按字面意思，解释为“资助国家的钱”，再延伸一下的话，就是“贿赂皇帝的钱”，指的绝非钱文。
自民国以来，诸多钱币收藏家、研究者似乎都不知道，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杂传八》部分，明确提到“自庄宗以来，方镇进献之事稍作，至于晋而不可胜纪矣。其添都、助国之物，动以千数计。”这里说“助国之物”，说明用于“助国”的除了钱，还有其他物资。
稍微翻一下《册府元龟·邦济部·济军》，我们就能看到满眼的“助国”和“助国钱”。进献过“助国钱”的人很多，杨光远不过其中之一，其他还有苌从简、康福、高行周、李金全、安审信、李从温、符彦卿等。要是他们进献的“助国钱”都是“助国通宝”，想必这种钱的存世量就不会那么少了。
我们还能看到，“助国钱”以外，还有“助国绢”、“助国茶”、“助国银”、“助国马”等等，反正是来者不拒，下面人进献什么，后晋皇帝石敬瑭就收什么。
牡国元宝因为常与助国通宝一起出土，所以也被认为是杨光远铸造。现在，杨光远铸造助国元宝的说法既然被推翻了，那牡国元宝肯定也与他无关了。
如果助国牡国钱不是五代后晋铸币，那最有可能来自哪里呢？答案其实早在1941年陈仁涛、王荫嘉提出“杨光远说”的同时，就已经有了。在《助国牡国钱考》一文之后，王荫嘉就附录了收藏家戴葆庭的观点——“此钱多出辽地”“殆亦萧梁之物欤？苦无典籍资考”。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把助国元宝归为辽钱，国家博物馆也依据出土地和形制，认为助国牡国钱有“辽后期钱币的风格”。不过依旧有人试图独辟蹊径，如乔晓金在《关于“助国元宝”和“牡国元宝”的假象》中，论证这两种钱为渤海国钱币。
至于助国牡国钱的真实铸造者是谁，还需要更多资料被发掘之后，才能给出新的猜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