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存在的时间很长,但铸行的钱币种类很少。三百年间,除了一直通行的开元通宝外,只有唐高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分别铸行了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
其中,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两种钱在传世史籍中不见记载,有关其铸造者,千年以来众说纷纭。以下是我自藏的两枚
有人认为是唐朝官方在绛州、铜源、洛源等地钱监铸造,有人认为是民间私铸,还有人认为是西域的安西都护府自行铸造。1996年,王永生在《中国钱币》发表《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兼论上元元年以后唐对西域的坚守》之后,经过二十多年,“西域铸造说”已经被广泛接受。
这篇文章写的挺长,主要有两个论据,一是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集中出土都是在新疆地区;二是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之后,安西、北庭二镇与朝廷失去联系。王永兴就此推测,安西都护府的唐军困守西域期间,为了筹措军饷,继续对抗吐蕃,以唐代宗、唐德宗年号铸造了两种新钱。
下面咱们再来看另外两种观点。
杨心珉在《钱货可议——唐代货币史钩沉》中有一节名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非安西都护府铸造说:兼谈单字钱的性质问题》,驳斥了王永生上边的观点。杨心珉认为,从史料看,上元元年之后,西域社会稳定,并没有完全被吐蕃封锁,安西都护府不存在自行铸币的动机。同时,新疆库车地区所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的原料不是西域常见的红铜,它们很可能不是在本地铸造。
私铸说的代表人物是前辈学者彭信威,他在《中国货币史》里说,“看大历钱的制作,很像私铸”“建中钱比大历钱还更加轻小,更加少见”。对这个结论,彭信威自己也不确信,说“私铸的人多是仿铸旧钱,不应当创铸一种新钱,所以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且大历、建中年间的私铸,并不全是大历钱和建中钱,大部分应当是开元钱”。
好了,三种观点列举完毕,我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觉得王永生的“西域铸造说”站不住脚,道理很简单——就像彭信威对私铸说的不自信一样,安西都护府假若缺军饷的话,为什么不直接铸造开元通宝、乾元重宝,而要发明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且不说自行铸币违法,就说安西都护府治下的百姓、将士,怎么可能坦然接受一种见都没见过的轻薄小钱?完全想不出安西都护府这么做的理由。
其次,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并不仅仅在新疆能见到,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出土。从公开报道看,至少在安徽省青阳县、吉林省农安县、江苏省苏州市等地都有发现。这与五代人张台在《钱录》里记录的建中通宝“未施用,今民间往往有之”相吻合,说明它们不仅仅在西域流通。下图引自张建功《唐代大历、建中钱探微》(《收藏》2010年第11期):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零星记载,比如《西安金融》1996年第9期介绍:
那么,究竟是谁铸造这两种钱?我认为,只能是唐朝政府(传世史料《泉志》引《代宗实录》、《新唐书·食货志》明确说,代宗、德宗年间曾开新炉造钱)。安史之乱时期,史思明铸造了顺天元宝、唐肃宗铸造了乾元重宝,很可能掀起了一阵铸年号钱的潮流,使得之后的唐代宗、唐德宗也有样学样地鼓铸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但是因为当时铜价昂贵,铸造的数量不大、质量低劣。
到了建中二年(781年),安西都护府、北廷都护府的使臣进入长安,唐德宗获知西域还有领土掌握在唐军手中,欣喜若狂,一方面给将士加官进爵,另一方面肯定要给予赏赐。我猜测赏赐的物品中,很可能包括了新铸的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
接下来,使臣把皇帝的赏赐带回西域,于是相当数量的大历钱、建中钱就留在了那里。至于在中原地区,老百姓可能并不看好质量明显次于开元通宝的两种新钱,几乎没有使用。唐德宗之后的皇帝,自然失去了铸造年号钱的兴趣。
以上算是开了一点脑洞,欢迎大家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