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存在的时间很长，但铸行的钱币种类很少。三百年间，除了一直通行的开元通宝外，只有唐高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分别铸行了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
其中，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两种钱在传世史籍中不见记载，有关其铸造者，千年以来众说纷纭。以下是我自藏的两枚
有人认为是唐朝官方在绛州、铜源、洛源等地钱监铸造，有人认为是民间私铸，还有人认为是西域的安西都护府自行铸造。1996年，王永生在《中国钱币》发表《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兼论上元元年以后唐对西域的坚守》之后，经过二十多年，“西域铸造说”已经被广泛接受。
这篇文章写的挺长，主要有两个论据，一是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集中出土都是在新疆地区；二是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之后，安西、北庭二镇与朝廷失去联系。王永兴就此推测，安西都护府的唐军困守西域期间，为了筹措军饷，继续对抗吐蕃，以唐代宗、唐德宗年号铸造了两种新钱。
下面咱们再来看另外两种观点。
杨心珉在《钱货可议——唐代货币史钩沉》中有一节名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非安西都护府铸造说：兼谈单字钱的性质问题》，驳斥了王永生上边的观点。杨心珉认为，从史料看，上元元年之后，西域社会稳定，并没有完全被吐蕃封锁，安西都护府不存在自行铸币的动机。同时，新疆库车地区所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的原料不是西域常见的红铜，它们很可能不是在本地铸造。
私铸说的代表人物是前辈学者彭信威，他在《中国货币史》里说，“看大历钱的制作，很像私铸”“建中钱比大历钱还更加轻小，更加少见”。对这个结论，彭信威自己也不确信，说“私铸的人多是仿铸旧钱，不应当创铸一种新钱，所以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且大历、建中年间的私铸，并不全是大历钱和建中钱，大部分应当是开元钱”。
好了，三种观点列举完毕，我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觉得王永生的“西域铸造说”站不住脚，道理很简单——就像彭信威对私铸说的不自信一样，安西都护府假若缺军饷的话，为什么不直接铸造开元通宝、乾元重宝，而要发明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且不说自行铸币违法，就说安西都护府治下的百姓、将士，怎么可能坦然接受一种见都没见过的轻薄小钱？完全想不出安西都护府这么做的理由。
其次，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并不仅仅在新疆能见到，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出土。从公开报道看，至少在安徽省青阳县、吉林省农安县、江苏省苏州市等地都有发现。这与五代人张台在《钱录》里记录的建中通宝“未施用，今民间往往有之”相吻合，说明它们不仅仅在西域流通。下图引自张建功《唐代大历、建中钱探微》（《收藏》2010年第11期）：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零星记载，比如《西安金融》1996年第9期介绍：
那么，究竟是谁铸造这两种钱？我认为，只能是唐朝政府（传世史料《泉志》引《代宗实录》、《新唐书·食货志》明确说，代宗、德宗年间曾开新炉造钱）。安史之乱时期，史思明铸造了顺天元宝、唐肃宗铸造了乾元重宝，很可能掀起了一阵铸年号钱的潮流，使得之后的唐代宗、唐德宗也有样学样地鼓铸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但是因为当时铜价昂贵，铸造的数量不大、质量低劣。
到了建中二年（781年），安西都护府、北廷都护府的使臣进入长安，唐德宗获知西域还有领土掌握在唐军手中，欣喜若狂，一方面给将士加官进爵，另一方面肯定要给予赏赐。我猜测赏赐的物品中，很可能包括了新铸的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
接下来，使臣把皇帝的赏赐带回西域，于是相当数量的大历钱、建中钱就留在了那里。至于在中原地区，老百姓可能并不看好质量明显次于开元通宝的两种新钱，几乎没有使用。唐德宗之后的皇帝，自然失去了铸造年号钱的兴趣。
以上算是开了一点脑洞，欢迎大家拍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