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面文版式，福建通宝大致分为两个大版
一文，此版一文均为六条旗版
二文，此版二文分别有五条旗版和六条旗版
背景：福建人民推翻封建王朝统治光复之初,革命军政府所铸的“福建通宝”有孔圆钱,系福建省历史上最后一枚手工铸造的铜币,也是闽钱中的珍品之一。故考略如后:
一、版别
“福建通宝”面文宋体,对读。背文穿上下为“一文”或“二文”,以示币值;穿左为铁血十八星旗,代表革命军政府。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全国有十八个省相继响应,福建是其中之一。由于背文穿右的条纹旗的条纹数不同,通常认为“福建通宝”的版别有三种:一种是六条旗一文,一种是六条旗二文,一种是五条旗二文（待定）。
我们通过实物仔细观察,查阅史资料考证,认为所谓六条旗者应是一个误解。从钱币背文图像看,细纹六条的右边沿紧接内廊，与细纹第一和第六条构成旗的外沿,实际上是“阳六阴五”的五色共和旗(见附图1、2);而五条粗纹的其条纹右端与内廊有空隙,形成“阳五阴四”的五条旗(见附图8、4)。再从史实印证,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时高举的是五色共和旗;福建省光复后的第三天,各界悼念阵亡烈士时举的也是五色共和旗,从未见革命党人举过什么六条旗或六色旗。为此,可以认定“福建通宝”背文穿右应是五色共和旗,只是由于绘制工艺表现的手法不同,一种以阴纹表示五色,另一种以阳纹表示五色,才引起了人们的错觉。在否认所谓六条旗之说后,依据我们所见的实物,以背文主要特征的不同区分,认为“福建通宝”的版别最少有五种;
第一,面值一文,长旗杆、有飘带的阴纹五色旗,黄铜,直径19毫米,重2.4克(见附图一）
第二,面值二文,长旗杆、有飘带的阴纹五色旗,黄铜,直径24毫米,重4.4克(见附图2)
第三,面值二文,长旗杆、有飘带的阳纹五色旗,黄铜,直径24毫米,重4.4克(见附图8)。此种版别还有铅质,其面文略有差异(见附图6),并有淡赤铜者。
第四,面值二文,面文字体笔划较细,背文穿右铁血十八星旗围绕大星点的小星点少一个星,穿右阳纹五色旗,两面旗均为长旗杆,有飘带,白铜,直径24毫米多，重4.6克(见附图4)。鉴于其外廊稍大,可能为初铸钱。
第五,面值二文,短旗杆、无飘带的阳纹五色旗,黄铜,直径22毫米,重三点八克(见附图5)。鉴于其减重,饰纹简陋,可能为后铸钱。
二、铸造
“福建通宝”的形制系圆孔圆钱,用手工翻砂铸造。清末,我国铸钱技术已由手工铸造发展用机器冲模制造。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吉林省首先用机器铸钱,而后广东、福建等省也相继仿效。福建于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经度支部奏准设厂,第三年开铸铜币及银币,当时所铸“光绪通宝”满文宝福铜钱为圆孔圆钱,却保留方孔痕迹。“福建通宝”的制形可能受机制“光绪通宝”的影响,而采用圆孔,至于铸造工艺为何又倒退为手工铸造,不采用成本低、速度快,又美观的机制,可能是当时闻省军政府为排斥清王朝所铸钱币,既要赶制“中华元宝”银辅币,又要赶制市场找零所需的大量铜钱,机器设备不足,为优先满足银币生产之需,而“福建通宝”铜钱的铸造,只得采用手工翻砂浇铸,及早满足市面流通之需要。
从所见“福建通宝”实物的重量和币材的变更,以及图纹的精美和粗糙不同,我们认为阴纹五色旗币当铸于先,阳纹五色旗币应铸于后。其理由是:1.从重量的变化看(以二文钱为例) ,图2阴纹五色旗币重4.4克,而图5阳纹五色旗币重3.8克,与前者相比较,径小且薄,各朝铸钱的规律一般是减重者为后铸。2.从币材的使用看,阴纹五色旗币使用黄铜,而阳纹五色旗币的币材,除了黄铜质的以外,还有铅质的,这种金属的价值低于黄铜,铸造成本低,与使用黄铜减重降低铸造成本,殊途同归,币材规范的应铸于先。3.从图纹的变化看。阴纹五色旗者背文穿左右两面旗图像精美工整,旗的顶端并饰有飘带,而阳纹五色旗者有的两面旗图像简陋粗糙,不仅旗杆短,又无飘带,观之不雅。一般来说,在面值不变的条件下,铸币的图像饰纹粗糙者当为后铸。
从推行的货币政策看,阴纹五色旗一文的重量为2.4克,二文的重4.4克,与前朝闻铸大清铜币相比较,一文超重1.6克,为其3倍,二文超重2.8克,为其2.7倍。这两种铜币对抑制通货膨胀,稳定金融虽有积极作用,而民国元年各式各样的当十机制铜元,一枚重7.7克,阴纹五色旗“福建通宝”的单位面值含铜量与之相比,一文为3.3倍,二文为2.85倍。当时铜价看涨, “福建通宝”若仍维持原有重量,闽省军政府的财力则难以承受,因而后铸的阳纹五色旗二文的重量便由一枚4.4克,减重为3.8克,并改用廉价的铅铸钱。
三、发行
福建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军政府成立之初所发布的一系列政令中,就有“不发纸币,维持金融稳定”之条款,并设立了印铸局,由陈起涛任局长。至于何时铸行“福建通宝”,所见史料未明确记载,但从钱币上的饰纹看,军政府为了排斥清王朝的旧钱,在钱币饰纹上消除封建统治的影响,对“福建通宝”饰纹的设计变更了我国古钱历来以文字为主的传统,在背文穿左右特饰以代表革命的两面旗帜;这一特征可能还受民国初期所出现的铜元饰纹的影响。中华书局出版的《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第436页中的三枚拓片:一是面文“闵省通用”,背文“二文”(见附图7),二是面文“福建省造”,背文“二文” (见附图8),三是面文“福建通宝”,背文“二文”、“省造”(见附图9),这三枚钱的实物,我们在福建尚未发现,可能是试样钱,如用其与常见的“福建通宝”实物对比,表明“福建通宝”是在图9试样钱的基础上,略加变动,将“省造”两字改为两面旗帜而成型的;也表明当时铸行“福建通宝”曾经过一番讨论研究才确定的。因此,我们认为“福建通宝”铸行的时间,应在闽铸“中华元宝”之后,可能在1912年初,或者更迟一些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