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即位后最初的几年并没有铸钱，直至万历四年(1576年)2月，才下令两京工部铸造万历通宝钱，嵇璜在《钦定续文献通考》中记录:“谕户工二部:万历通宝制钱照嘉靖式铸二万锭，每文重一钱一分五厘。内七分金背，三分火漆，与嘉靖、隆庆等钱兼行。”虽然新的制钱由两京工部共同铸造，但南京工部只是为北京工部分担铸造任务，制钱铸造完成后仍须运回北京，并在当地流通。
从上述万历通宝的铸造规格来看，这种将在北京流通的新钱是相当有质量的。因为它是以“金背”为主，其次是“火漆”。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有言:“我朝行用钱高色者，惟北京宝源局黄钱……黄钱又分二等，四火铜所铸曰金背钱，二火铜所铸曰火漆钱。”
“四火铜”是指在溶解四次的提炼过程中，提取出来纯度较高的铜料。然而，近些年也有中外学者提出用炉甘石（碳酸锌）点化赤铜为黄铜的的工艺称之为一火，二火就是点化两次，四火就是点化四次。无论如何，从《钦定续文献通考》的描述中可知，当时在北京流通的万历通宝有七成是由“四火铜”铸成的金背钱组成的。铜的质量高，虽然导致铸钱的成本上涨，但可使不法者作伪的机会大大减少。
强大的行政机器，充裕的财政，促使了这种高质量新钱顺利的在北京流通,尤其是当谕旨声明，为了避免新钱的出现导致市场对旧钱失去信心而作恐抛售，新钱在流通期间，旧钱仍然沿用。
万历通宝的问题，不在北京，而在地方。
万历通宝的发行规模，最初的计划止在北京一地，但很快就扩展到南京和全国十三省地区。事缘朝廷宣布北京铸钱后，巡按云南御史郭廷梧进言:“国初京师有宝源局，各省有货泉局，自嘉靖间，省局停发，民用告匮。况且滇中产铜，不行鼓铸，而反以重价远购海肥(即海贝)，孰利孰害?”结果郭廷梧的请求得到批准，云南也开局铸钱。
云南开局铸钱，使到户科给事中周良寅随即上书，指出:“[制钱]行之一省而不通行天下，利犹未溥也。”建议朝廷下令:“南直隶于南工部、十三省于各布政司专管直局，俾其一体遵依行事，则行之数年，将钱满天下而贯朽可立致矣。”在钱质方面，周良寅认为:“火漆价低，民情所不愿用；金背价高，分析有不便。”不过北京宝源局铸钱已久，不能尽变，建议直省铸造“金背”和“火漆”质量之间的“旋边”,每十文准银一分，这个建议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赞赏,4 月便下诏铸造“旋边”样钱，颁行天下，各省一体开铸。
自从朝廷下达直省开铸的命令后，曾有不少省份的巡抚一方面憧憬万历通宝将改善地方财政，另一方面也碍于张居正的情面，于是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在万历四至六年间，各省官员纷纷递上奏章，他们向朝廷表陈各种建议，其铸钱的热情十分高涨，期望万历通宝能达到通行天下的目标。
然而地方铸钱是存在不少困难的，主要问题是收买铜料，以及如何将制钱推向市场。据《明史·食货志》载:“嘉靖、隆、万间，因鼓铸，屡开云南诸处铜场”而当时除云南外的诸处铜场仅指“四川凉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现宁强）、略阳铜场”,由此可见铜料的来源只集中在滇、川、晋、陕一带，并且由于流通的困难，云南巡抚饶仁侃在万历八年(1580年)上书请求尊重云南地方货币习惯，暂停铸钱。
铜料的稀缺加上运输的不便，以及各地方民情的不同，部分省府州县并不曾落实张居正的铸钱命令,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的万历通宝也就没有十三个布政司那么多了。
参考文献：
1.《明史·食货志四》 （清）张廷玉等
2.《钦定续文献通考》 （清）嵇璜等
3.《天工开物》 （明）宋应星
4.《大明会典》钱法 （明）申时行等
5.《万历会计录》钱法 （明）张学颜等
6.《春明梦余录》 （清）孙承泽
7.《明神宗实录》
8．《万历疏钞》 （明）叶世英
9.《度支奏议》 （明）毕自严
10.《隆庆万历期钱法新展开》 （日）滨口福寿
11．《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12. 《江陵柄政下的万历通宝》 张瑞威
13.《中国古钱币》 唐石父
14.《陕西金融·明代钱币研究专辑》孙仲汇等
15．《潜园分级·明代中晚期制钱图考》 曹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