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建州丰国监

:丰国监是宋代“四大钱监”之一，其置废时间一直存有争议，对个中原因的深入探讨亦较为鲜见。根据对史料的重新审阅，丰国监始设于宋真宗咸平年间。建州不仅是北方移民入闽第一州，交通便利，历来是战略要地，极受重视，而且铸币历史悠久，当地及周边自然资源丰富，便于就地取材，节约成本。出于以上考虑，宋廷选择在建州设立钱监。丰国监的衰落经历了一个持续数十年的漫长过程，彻底撤废约在南宋中后期。其时纸币滥发、铜钱外流，“钱荒”形势严峻，南宋政权已无力继续大规模铸钱。且宋室南渡之后，局势动荡，各地钱监多遭废并。建州当地又兵变、起义不断，周边矿冶出产不足，生产成本激增。丰国监在此局面下最终罢废。

丰国监是两宋时设在建州的一所钱监，遗址在今建瓯市公安局与建瓯市第一中心小学之间。宋承前制，于矿冶、铸钱、煮盐之所置监。但不同的是，宋代的监分同下州之监、隶州之监与隶县之监三等。《宋史·地理志》中将丰国监与建宁府下辖诸县并列，《元丰九域志》载其位于州城东北，且据嘉靖《建宁府志》载丰国监“在中和坊行都司之左”。上无属县，下无管县，这都充分说明其是一隶州之监。

建州丰国监代表了两宋时福建铸钱的最高水平，与饶州永平监、池州永丰监、江州广宁监并称为宋代“四大钱监”之一。既是如此，对其进行全面考察便很有必要了。

关于宋代钱监置废的研究并不鲜见，如许怀林对饶州永平监置废的研究；武小平对韶州永通监置废的研究；九江市钱币学会对江州广宁监置废的研究，都很具有代表性。但同时，关于丰国监置废问题的讨论还很不足，学界研究只集中在铸钱额及所铸钱宝上。目力所及，仅有刘敬扬专门撰文探讨了南宋时期丰国监的裁撤问题。他认为，南宋高宗至宁宗数十年间，丰国监废存无常，至少被废五次，最后在宁宗庆元元年（1195）彻底撤废。但是，刘敬扬一文仅及裁撤时间的考证，并未深究与设监相关的史事，对裁撤原因的探讨也稍显简单。

其他一些讨论丰国监铸钱或北宋钱监的文章中，也有涉及到丰国监置废年代的问题。如宋金荣认为，丰国监前身在五代时出现；蒋九如在《闽泉谱》中认为丰国监于绍兴五年（1135）罢铸；《丰国监与建州钱》一文认为丰国监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完全停铸；刘森则认为丰国监应在咸平三年（1000）设置，南宋后有四次停废，于绍熙三年（1192）复置后，至庆元三年（1197）仍存。但以上所举，多为钱币爱好者、研究者的文章，如宋金荣的两篇文章，并不能称作完全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各文对史料的采摘考订也不够完备，刘敬扬便指出刘森提出庆元三年（1197）仍存有丰国监的观点所据史料多有讹误，在此不再赘言。部分学者的著作中也关注到了丰国监的置废时代问题，但对具体的裁撤时间并无一致意见。朱维幹据康熙《建安县志》中对丰国监在淳熙年间改为府治北院的记载，认为丰国监应在淳熙年间废罢，自设监到废监，共存在180年左右；汪圣铎据《宋史》《元丰九域志》与《宋会要辑稿》的记载认为丰国监在咸平二年（999）初创，咸平三年（1000）命名。后在南宋淳熙初停产，保留监名，至庆元元年（1195）不再设监官；李昌宪则在其著作中将丰国监的裁撤年限列至1276年，其时南宋已近灭亡。虽然对此并无专门考述，无法得知其所据为何，但通过书中所述可知他认为丰国监终南宋之世并未有彻底的罢废。以上几位学者对丰国监裁撤时间的探讨虽然精到，但还太过简略。

本文以宋代史料为核心，除《宋史》《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时人记述外，还着意运用《三山志》《建宁府志》《八闽通志》等地方志书以补充，对近人著述也多加总结与把握。以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丰国监置废问题进行整体上的讨论。

本文旨在解决有关丰国监置废的两大问题：一是丰国监何时及为何在建州设置？二是丰国监在南宋时何时及为何被逐渐罢废？相较之下，丰国监的撤废比设置更复杂也更值得探究，故本文将用更多的篇幅探讨与丰国监撤废有关的问题，解决以上两个问题能够充分说明丰国监置废的前因后果。通过对丰国监个案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两宋政权置监、废监的内在原因，进而对宋代的钱监制度乃至经济制度有更深刻理解，为研究制度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提供依据。

汪圣铎据《宋史·地理志》与《元丰九域志》所记不同而推断，咸平二年（999）为丰国监创立时间，咸平三年（1000）则为正式命名之年。咸平二年（999）张齐贤进言，因“钱货未多”，希望“择使臣按行出铜易得炭薪之处”设立钱监铸钱。正因此议，不久即在建州设置了丰国监。到了咸平三年（1000）五月庚辰时，“饶、池、江、建州岁铸钱百三十五万贯，铜铅皆有余羡”。咸平二年（999）始进言设监，而咸平三年（1000）五月便完成了鼓铸任务，可见其设置必在咸平二年（999）到三年（1000）五月间。由此看，汪圣铎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

设置钱监的原因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当地流通的货币不足。如果人口大幅度增加，经济规模亦会不断扩大。经济规模既扩大，在货币流通速度没有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必然需要更多的铜钱来稳定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人口数量统计往往偏离现实，只有户数统计相对接近实际，这一点学界早有共识。上表统计的人口数量变化或许不确，但户数的增长状况应当较为可信。吴松弟先生的研究更细致地统计得出，北宋初太平兴国年间的著籍户数较唐天宝年间增加了416%，宋元丰三年（1080）时的著籍户数又从太平兴国年间的46万余增长到了104万余。由此可见，唐宋之间，尤其是北宋初年，福建人户数量确有快速增长。而彼时福建少有铜钱流通，宋初令铸大铁钱亦不久即废，钱货未多，择地设监铸钱当然是最好的办法。

那么，北宋政权为何偏偏挑选了建州之地来设置钱监呢？

丰国监虽在北宋初置，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乃至更早。闽永隆四年（943）王延政在建州自立为帝，改元天德，即在建州铸“天德通宝”、“天德重宝”大铁钱。此时所铸虽非铜钱，但却是建州大规模铸钱之始。南唐攻灭闽国、取得建州之后便在此处设永丰监负责鼓铸钱宝。永丰监铸钱在宋初似乎也有一定继承，谓之东南铸钱“承南唐之旧，为之未广也。”但此时，建州铸钱应仍是以铁钱为主。太平兴国八年（983）二月甲申颁《许漳泉福建汀剑兴化邵武军盐通商、建州铸大铁钱诏》，诏中即称：“先是民间少铜钱，宜于建州铸大铁钱。”铸造铁钱这一背景必然对铸铜钱、设铜钱监有着积极影响。

货币既需流通，铸币之所的交通便捷程度显然也至关重要。宋代铸钱业摆脱了“即山鋳钱”的格局，铸钱监能在距原料产地有一定距离的交通便利之处设置。建州作为入闽第一站，处建溪、松溪交汇处，水、陆交通均十分便利。时人称：“当闽之上游，东闽剧地。”直至明末，顾祖禹仍称誉其为东南胜地，“形势四通，为全闽之藩屏”。两宋时期在建州设有福建路转运司、常平司，可见其是当时中央与福建地方物资流转的重要节点。在此设立钱监一方面能够方便铸钱原料的收集，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地将铜钱流转到福建各地或是上缴中央。

自然，开展铸钱活动还需要有稳定的原料来源，以保证铸钱的持续性。宋代福建草莽初辟，多铜铁薪炭，很快成为东南主要的矿业基地之一，方便丰国监就近取材，节省成本。其时，建、汀、漳、南剑等州及邵武军多有铜铅出产。宋代福建铜矿约有44个，铅矿在34个左右。福建矿冶众多，用途也多在铸钱。

早在绍兴二年（1132）二月丙寅，丰国监即因范汝为之乱而“监兵避乱散逸”，“权罢鼓铸二年”。虽诏称罢铸两年，但实际当年四月己丑即恢复鼓铸。绍兴五年（1135），福建转运司属官郑士彦又上奏乞废罢丰国监，当年闰二月丙辰也确有“罢福建铸钱”，“令转运、坑冶司办集”一事。

转运、坑冶司即是转运司与提点坑冶铸钱司。是时转运司已回驻建州，故不赘言。福建路铸钱此时则隶属置于饶州的提点淮南福建江南东路坑冶铸钱司，丰国监即是饶州铸钱司的下属机构。“罢福建铸钱”，即丰国监此时已罢铸钱。“令转运、坑冶司办集”，则原先铸钱上供的任务，须交由转运司、提点坑冶铸钱司去处理。

到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饶州提点坑冶铸钱司在建州设检踏官一员：

欲乞以本司所管路分州军内有紧要钱监、坑冶场职事去处，将检踏官各认分定专管职事。内一员在饶州本司，一员在信州，一员在建州，一员在韶州，一员在潭州，从本司差委前去逐处，分头检踏逐处坑冶，催趁课利物料。

据嘉靖《建宁府志》所记，丰国监“改为检踏厅”，此检踏厅在绍兴中即“改葺”。这就是说，丰国监在绍兴年间经范汝为起义影响反复罢铸后不久，原铸钱监已改为检踏厅。时间应就在绍兴十一年（1141）左右。

北宋绍圣年间即有在“矿冶兴发处”设置检踏官，于“深山穷谷人迹不到之处”寻觅矿藏，为铸钱寻找原料。到南宋，检踏官隶属铸钱司为定例，建州的检踏官就是由饶州铸钱司派出的，负责全闽的坑冶检踏事务。检踏官与丰国监监官均为饶州铸钱司下属，应是平级。此时在建州设检踏官应与原丰国监监官相合作，甚至合署。鉴于在建州的检踏官仅有一员，很有可能是检踏官转去丰国监中办理职事，而丰国监原机构事务则另行自理。

在铸钱时废时续的这一段时间里，丰国监一名似乎并没有遭到废弃，反而一直延续了下来。绍兴十六年（1146），李元佐仍“监建州丰国监”，足见绍兴年间改置检踏官后，丰国监名仍存。此后丰国监铸钱职能应已让位于转发物料，但鼓铸并未完全废止。到绍兴丙子年又言停铸，可见期间尚有鼓铸。淳熙年间，建宁知府韩元吉将钱监故址改为府治北园，此后丰国监铸钱才确是名存实无。

淳熙二年（1175）二月，提点铸钱王楫建言废丰国监辖官：

建宁府丰国监已行住罢，今二年间并不兴铸，乞将监辖收支物料鼓铸钱宝官一员减罢，依省罢法。

此时，其说法是“已行住罢，今二年间并不兴铸”，说明此时的丰国监业已停铸，而其辖官乃是“收支物料鼓铸钱宝官”，正与检踏官相合。到光宗绍熙三年（1192）三月时：

提点铸钱司言：“窃见建宁府大挺铅场昨来系坑户扑认净利，日来兴发浩瀚，乞将丰国监监官兼监大挺铅场，往来管干两处职事。若将来大挺场采取尽绝，即仰往兼。”诏建宁府大挺场创置监官一员，依处州石堰、库山银铜场例，作堂阙差人。其丰国监令坑冶司相度，合与不合省罢。既而坑冶司言：“照得旧系建宁府、严州、赣州三监与饶州分铸，今并就永平一监，稍觉难办。况丰国监有交受南剑等州并大挺场坑冶铜铅，从本监转发前来永平监鼓铸，事体稍重，若省罢丰国监官，深虑福建一路坑场转发铜铅迟滞。欲乞仍旧存留，免将来再有申乞复置。”从之。以上又有省罢丰国监之议，虽未获允从，但坑冶司回复中的“从本监转发前来永平监鼓铸”、“深虑福建一路坑场转发铜铅迟滞”两句颇值得玩味，此时丰国监转发物料似颇为重要，反而铸钱之事并无提及。直至宁宗庆元元年（1195）十二月刘德秀再议裁撤丰国监：

右正言兼侍讲刘德秀言：“坑冶司凡所总管属，自主管文字而下至于监辖坑场几三十员，随事之轻重，职之崇卑，莫不皆有责任。唯建宁之丰国监，赣之铸钱院，旧各置监官一员，后缘铜料不继，罢去鼓铸，而监官至今犹存。治司旧有辟差窠阙凡六，近以其一归堂除，而今所存者尚有五阙，吉州置司检踏官、监潭之永兴场、监建宁之瑞应场，与夫处之石堰、库山场监辖使臣是也。乞废罢前两监官，少宽州县冗食之患；举后五阙皆归吏铨，以听公选。”诏吉州检踏官、潭州永兴场、建宁府瑞应场三阙今后堂除，余并依。其废罢两监官，见任人许终满，差下人依省罢法。

庆元元年是丰国监在史籍中最后的出现，此后当是彻底废除。

丰国监在绍兴年间初罢铸钱时即转变了主要职能，受到上司委派而来的检踏官在丰国监处负责转发物料至他处铸钱。此后丰国监铸钱时断时续，按照刘德秀的说法，丰国监监官在丰国监因为“铜料不继”而“罢去鼓铸”之后仍然存在，这也正解释了为什么罢铸不断的丰国监仍然保存监名数十年之久。

丰国监的撤废由上述论及可知，是历时数十年逐渐衰弱的结果。而这个过程中有诸多因素起到了重要影响。

货币形态的转变是其中重要一点。纸币滥发从整体上打击了铸钱业，南宋广发纸币，数量惊人。仅绍兴三十一年（1161）至乾道二年（1166）即印会子二千八百余万道。据学者考证，南宋纸币发行量从乾道二年（1166）的一千五百余万贯，到嘉定三年（1210）激增至一万一千五百多万贯，南宋末期币值较南宋初可能贬值了九万亿倍。在此恶性通胀的背景下，“钱荒”日益严重。与北宋因铜钱较少或币值币价不一引起的钱荒不同，此时铜币或被窖藏、被熔铸，或流向境外。时人称：“今日之钱，鼓铸不等，渗漏不赀，鉟销日蠹，私家藏匿，叠是四弊，固宜铜钱日少而无以济楮币之流行。”具体到丰国监本身，泉州港正好作了其铜钱流出境外的通道。在设置市舶司后，泉州对外贸易急速发展。“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范成大为此上扎子称海外国家“颇以见钱为贵”，广州、泉州等沿海州郡，“钱之去者，不可胜记。”泉州泄钱之多，可见一斑。在此背景下，国家出于防止铜钱流失的考虑，自然可能产生裁撤丰国监以断泄钱根源的想法。

在货币自身因素的影响之外，局势的动荡也使得铸钱业受到了冲击。建州虽位于东南，未遭金人直接入侵，但国家政治混乱之际，鼓铸之事亦几乎荒废。铸钱普遍减少的情况在南宋愈演愈烈。绍兴间虔州、饶州“并工鼓铸”后，江、池、饶、建四州，四岁铸钱才八万缗。长期负利的局面，阻碍了钱额的增加，“所铸钱视旧亦才二十之一尔”。据钟兴龙推测，北宋铸钱额的最高峰可能在元丰六年（1083）达到570万贯。至是，竟然不及十万缗，而终南宋之世，鼓铸均未及百万缗。原江南诸钱监此间多有省并。时人杨舜俞称“中兴以来，存者七监”，绍兴二年（1132）时，“江、池为兵冲，以永兴寓饶、广宁寓赣”。《中兴小纪》中也载由于“鼓铸殊损旧数”、“官吏虚糜廪给”的缘故，本着“移少就多”的原则，在绍兴二年（1132）“令永丰监卒寓役于饶，广宁监卒寓于虔”可见，南宋初年即有先例，将鼓铸较少、效益不好的钱监并于他处。据熊克所言，所移则为监卒，似钱监本身并未彻底停罢，这也是为何不久之后永丰、广宁二监即行恢复的原因。南宋政权似乎并不着意，或是根本无力整顿铸钱业。因而其做法只能是并废诸监，将尚有生产能力的钱监保存下来，裁去效益差、生产少的钱监。

南宋初建州户口仅比北宋崇宁年间多571户，是当时福建地区人口增长最少的一个州。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建州久遭战乱。仅是镇压范汝为起义，便有所谓“剿殄贼党以巨万计”。十数年间动乱不休，可以想见当时建州地区人口锐减、经济破坏的严重程度。丰国监旧有役兵五百人，绍兴二年（1132）四月复铸钱时役卒仅剩数十人，因此只能“减铸额之半”。丰国监旧岁额需要铸钱二十五万，此时仅铸十二万缗而已。

雪上加霜的是，建州周边铜铅出产不及于旧，铸钱的原料愈发匮乏，原先的资源优势此时已不足支持钱监运作。“铸钱先理会铜苗”，然而铜铅资源开采成本不断增高，铸币花费过大。丰国监铸钱物料的来源在闽江流域各地，而福建山林众多，坑冶“尽在深山高源去处”，运输铜料自然不易。东南地区“旧来所管坑冶虽多”，但是“其间有名无实者固亦不少，加以近年人工料物种种高贵，比之昔日，增加数倍，是致炉户难以兴工。”可见，坑冶数量可能并未减少太过，但是实际的开采效益却大不如前。铜铅岁入额变化十分明显，南方各地铜冶总额原为每年约7057260斤，乾道年间每年仅有263160斤左右；铅冶总额原每岁3213620斤又奇，乾道岁入仅191240斤。而如前文所引，南宋宁宗年间刘德秀便说丰国监是“缘铜料不继，罢去鼓铸”。可以看出铜料不足、成本激增、得不偿费乃是决定撤废丰国监的重要原因。丰国监本即依靠建州及周围铜矿供给，到了南宋，各地铜场所产减少、难以运抵丰国监，从始铸时“铜铅皆有余羡”到“铜料不继，罢去鼓铸”。而丰国监人员锐减，雇工成本也有所增加，这才使得“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文”。

北宋之初，为补给铜钱铸额，在交通便利、地位重要的建州设立了丰国监。鼓铸虽不是全国之首，但也极为重要。南宋以后，由于纸币的发行成本更低，兼而各地矿冶不兴、铜币流失，南宋政权索性放任，并废诸监。即便铸钱额减少，也并不特别着意增添鼓铸，而是转向大肆印发纸币。在此背景之下，丰国监由于其相对衰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撤废对象。或许是考虑到铜钱太过匮乏，某些时段仍会恢复鼓铸，但这并无济于丰国监整体衰败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