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官窑—萍乡窑
吴扬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了上海和南京，景德镇作为中国闻名于世界的瓷都,受到了日寇疯狂的轰炸。当时只要有窑烟囱的地方便是轰炸的主要目标，据记载当时景德镇中华路十八桥以下，仅烟园口至红星瓷厂一带，基本被夷为平地，无数厂房被炸毁。当地的窑工,技师,百姓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灵涂炭，举世闻名的瓷都此时已如人间炼狱。
日寇欲灭亡我中华，妄图先灭亡我中华之几千年陶瓷文化。在此危难之际，国民政府决定，快速把景德镇陶局骨干，技术人员，学生以及物资材料转移到后方继续生产，以支援抗战，这个最理想的后方便是萍乡芦溪的上埠镇。
此时萍乡上埠这个拥有上千年制瓷历史的小镇，再次登上了制瓷的巅峰，并集全国制瓷之顶级力量烧造了民国抗战时期最高水平瓷器，尤其是龙泉单色釉瓷之精美堪比历代官窑，为中华陶瓷史上添上了重重的一笔。
在当时萍乡之所以能成为较安全的后方陶瓷生产基地，论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萍乡地处江西最西部，三面环山，境内丘陵，山地盆地错综复杂。这种多山的天然地形条件是抵抗敌日寇侵略的有利屏障。第二，萍乡上埠有上千年悠久的陶瓷历史和得天独厚的制瓷资源。特别是自晚清就已经创建的萍乡瓷业有限公司，就有现成的厂房和技术工人。虽在当时有所衰落，但上埠附近瓷石产量丰富，品质很纯，有充足的制瓷原料。加之当地树木繁茂，又是江南媒都，煤炭储量大，可为制瓷提供柴煤等燃料。极为重要的是第三点，感恩抗日战神薛岳和国军将士，是他们浴血奋战守护了萍乡的门户长沙。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为萍乡争取了6年宝贵时间，在整个抗战时期萍乡几乎都是国统区，直到长沙陷落，1944年五月间日寇才进犯萍乡。没有战神薛岳和国军众将士的奋战，就没有抗战时期萍乡制瓷业的辉煌时代。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8月，原设在景德镇的江西陶业管理局（之后简称陶局）除陈伯卿,唐定国,吴干这三人留守外，其余所有陶局骨干，科研人员，技术工人等。随同陶局物资机械设备陆续迁往萍乡上埠。10月10日陶局接管了萍乡瓷厂（原萍瓷公司）。并向江西裕民银行借款十万元作为创办之初瓷厂的经费，就在原萍乡瓷厂旧厂址内，利用已有的厂房和设备进行修缮改建。经过7到8个月紧张筹备，快速恢复了生产。
此时一大批陶瓷界顶级人物云集于萍乡上埠，从事陶瓷生产管理与教育。他们之中大多都为海外归来的学者，为报效祖国的能人志士，他们与陶校有着深厚的渊源。首先是奉命前来创办萍乡瓷厂的汪璠（留学日本），他既是厂长又是陶校迁萍的首任校长。其堂兄汪琛（留学日本）为普通瓷部主任。陶局局长张犀侯（留学日本）任驻厂指导。陶校第二任校长邹如圭（留学日本）为萍乡瓷厂电瓷部主任。被誉为彭门三才子之一的彭友贤（留学法国）任美术瓷部主任。其专门研制开发改良瓷。彭绍虞为烧窑部技术指导员。此外还有原江西陶业学校毕业的伍礼鎔,潜方鸿,以及原景德镇熟练技术工人，李广炎,张盈顺,何云生,王喜魁,金元梁等。他们分别担任萍乡瓷厂的行政领导和各级技术指导员。有的还兼任陶校的领导和教师。
在管理方面，萍乡瓷厂设五股，厂长兼技术股主任，徐拔群任会计主任，伍礼鎔任出纳股主任。当时的萍乡上埠可谓集全国陶瓷界顶级人才于一起，绝对是无法复制的陶界全明星阵容。这也使得萍乡上埠地区一跃成为抗战时期全国最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
由于时局动乱，萍乡瓷厂厂名曾经多次更改。所制瓷器款识更是五花八门，仅在这6年不到的时间内（1938年10月~1944年5月）变化更替5.6次之多，是历代陶瓷史上绝无仅有的。根据陶瓷美术教育家吴行敬先生所著的《彭友贤小传》一书中有如下一段记载，民国二十七年，江西陶业管理局从景德镇迁来上埠接管萍乡瓷厂，改称为“江西陶业管理局萍乡瓷厂”(对应底款陶局萍厂)。陶局撤销后，“先后归属江西建设厅”(底款江西省府建厅萍厂制)，“江西工商管理局”，“江西瓷业公司管理局”复更名为“萍乡瓷厂”(底款赣建萍厂)，后又改称为“民生瓷厂”(底款民生瓷厂，或者江西民生瓷厂出品，民生格子款等)。最后仍延用“江西萍乡瓷厂”，一直到解放后。
抗战爆发后，国防民用技术人才紧缺，发展职业教育显得尤为紧迫。1938年4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规定训练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与以适应之分配，以应抗战之需要。同样战时教育方针要求，职业教育与生产部门相结合，共同促进，以支援抗战。所以陶瓷管理和生产部门定址萍乡上埠后还必须抓紧培养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使得生产与教育完美一体化。
同年12月刚从九江迁往靖安不久的江西省立陶业学校(简称陶校)也一并迁到了上埠。校址就设在上埠附近的龙王桥村，距萍乡瓷厂不到四里地。起初学校校长由萍乡瓷厂厂长汪璠兼任（在舒信伟到职之前曾短暂担任陶校陶长）。由于萍乡瓷厂厂房拥挤，校舍则租用民房，就设在龙王桥彭开全家。学校前期（1938-1940年）拥有学生约百多人，分四个班，设有高级班和初级班两种级别。实行三三学制。初级班为初级陶专性质，高级班为中级陶专性质。到后期（1941-1944年）学校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学生增加到二百多人左右。拥有初级班四个，高级班两个。此外还增设了艺徒班。教职员工约有30余人，建制健全，管理严密。据原陶校学生黎鼎昌,沈爱华,张功裕,张功发,袁席珍等回忆，当时学校在校长的领导下设有教导处,训育处,军训处,后勤处等机构。当时由舒信伟（留学日本）任校长，戴亮侪（留学日本）任教导处主任，褚昌言任训育处主任，谢作福任军训处教官。教师有江云（留学日本）,梅瘦生任教数学,潜伯陆,幸鹏,钟贡章,晏清（ 高级班毕业后留校任教语文）等。学校的办学方针是培养陶瓷专业人才，教学方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设置的课程有一般普通中学的文化课，如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历史、地理、公民等，有陶瓷专业的理论课，如烧窑、原料配方、成型工艺、陶瓷机械、地质、釉、水泥、玻璃、琳琅、陶瓷美术、中国画、西洋画等。由于在战争时期还开设了军训课。
尽管抗战时期陶校设施条件简陋，物资缺乏。可面对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陶校师生们亲爱精诚,努力奋斗，与萍乡瓷厂一体化办学，共用师资,共享技术,共育人才，开创了“厂校合一”的新型办学模式。这种教学方式深受学生们欢迎，当时在陶校读过书的学生们一致公认为陶校的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水平高于蜚声省内外的萍乡中学（笔者的母校）。据原陶校的学生黎鼎昌先生，曾对此深有感触地发表过言论“现在回忆起来，我在萍高读书时，对教师的印象不是很深（黎鼎昌读陶校初级班后，再读萍中），对陶校的老师印象却极深，记得有一位叫江云的老师（留学日本），三十多岁，平头，穿普通便装，平易近人，他讲授物理，不看教本，得心应手，引人入胜，深人浅出，直到现在仍记忆犹新”。
陶校不仅学风良好，校纪也是非常严格的。据陶校初级班学生张功裕（1941年至1943年在该校读书，曾任萍乡电瓷厂助理工程师）回忆：“当时陶校学习很紧张，外地学生在校住宿，逢年过节均不得放假。学校管教也很严格，有教官教军训课，学生犯了错误是要关禁闭的。”可见当时陶校的校纪之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萍乡瓷厂和陶校联合办学，充分合作，使生产与教育紧密结合,以产养教,以教促产。并在课程教材，学生实践，毕业后期培养等多个环节，共用资源，优势互补，实现了双赢目标。
首先在课程教材方面，除文化课有统编教材外，其它陶瓷专业课程直接就由任课教师或厂方高级技术人员自编自撰。鉴于当时印刷困难，均使用油印教材。内容则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方面优势。陶校教务处主任戴亮侪（1953年任萍乡瓷厂总工程师）在抗战期间就编写了《初级陶瓷学》、《高级陶瓷学》、《燃料学》、《矿地学》等教材，并成为今后陶瓷教育专业用书之典范，至今仍被教育部定为大学专业用书。
在学生实践方面，萍乡瓷厂为陶校学生提供实践基地，瓷厂即是生产单位又是教学场所。学生在陶校上完专业理论课后，便及时到萍乡瓷厂去实习。一星期大约有三次之多，实习内容包括原料、淘洗、成型、上釉、烧窑、检验等成瓷的各道工序。并且在学生们实习期间，除任教老师教习外，还有厂方高级技术人员指导。有的领导和技术人员还兼任陶校教师。当时萍乡瓷厂的工人们一看到陶校学生来实习，厂里便热闹起来，大家尽量停下手中的作业，上前来手把手教导。完全就是瓷厂就是学校，学校瓷厂亲如一家。
在毕业后期培养方面，陶校把学习成绩优良的毕业生，大都留在萍乡瓷厂工作。其它毕业生分配到附近小厂就业，或就地自行就业，或到外地谋生。据记载当时分配在萍乡瓷厂工作的有沈爱华、邹美如、张功裕、艾必斌等。萍乡瓷厂对分配到厂的陶校毕业生进行重点培养，并分调到生产一线去锻炼，使之既能学以致用，又在生产中不断进行创新。把他们个个都培养成萍乡瓷厂今后重要的骨干力量。到外地或就近谋生的陶校毕业生有毛士博、谢谷初、褚维义、黎鼎昌、毛维仁、袁炳文、袁清文、袁席珍、胡善云、黎勇、刘宝庭、邓其源、邓易行、吴启茂、汪静闲、李学海、李树嘉、王质斌、张功发、李逢言等。他们之后成为了陶瓷企业的骨干，有的是高级工程师、教授、讲师、校长或是高级技术人员。他们虽然散布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却依然致力于陶瓷工作。
萍乡瓷厂还把精心培养出来的陶校毕业生派往全国以支援各地的陶瓷事业。萍乡瓷厂先后派出张圣兴、谢谷初、汪珏方去湖北恩施创办瓷厂，黄履兴去四川，熊鋆去广西搞陶瓷工作。总之萍乡瓷厂和陶校共同培养的大批陶瓷技术人才，将先进的陶瓷生产技术带到了全国各地，使中国的陶瓷业未因战乱而中断，反从战火中腾飞发展，并由传统落后向现代化先进技术转型。同时也为抗日战争时期萍乡乃至整个中国的瓷业崛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写到这里笔者情不自禁的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光，此情此景仿如萍乡瓷厂和陶校一般。记得那是在2006年的夏天，笔者在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建筑专业。那会建校还在南昌红谷滩，仍是老校区。学校宿舍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生活用电开关居然还是用拉绳式的。一个寝室住16人以上，仅一个卫生间。尽管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可学校的专业技术教育全省一流。教学老师很多都是学校历届毕业生，就在学校周边建筑工地施工管理。学校的教材多为在校老师编写，经常上完关键理论课后，老师便组织学生们一起去周边工地现场参观，当场教导，边看工人作业边学习。这种厂校几乎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就如当年萍乡瓷厂和陶校的形式一样。毕业后笔者凡去到每个工地工作，都会遇到历届建校校友，这给工作上增添了一层亲密。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萍乡瓷厂和陶校的教育办学，为今后的职业教育树立了典范。在当时教育界可谓标新立异，哪怕对于今天的职业教育，仍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它创造了教育与生产同时兴盛，同时促进发展的新型教学模式。正因为如此抗战时期萍乡瓷厂与陶校所制精瓷可谓是一朵奇葩。特别是龙泉单色釉这类品种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制瓷界的顶级水平，是一种划时代意义的官窑。
民国29年至31年（1940年-1942年）江西省政府先后拨款147万元用于支持萍乡瓷厂的生产发展和设备更新。萍乡瓷厂订制了发展扩建计划，在这几年中，先后在旧厂附近购地30余亩，建筑窑房、动力房、成型厂各一幢。80立方米倒焰方窑一座，23米烟囱一基，50马力蒸汽引擎一台。还增添了一些新式设备，有横式三连打彩罐、机械轱辘、柴油发动机、鼓式粉碎机、竖式搅拌机、钻孔机等。这使得萍乡瓷业脱离了传统古旧的纯手工生产方式，向现代机械化转型。
众所周知，陶瓷与人民生活，军用医疗息息相关，是必不可少的战争物资。特别是电瓷，在电力系统中起着绝缘和支撑作用。是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军需用品。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景德镇靠近前线，无法生产运输。醴陵尚未研制电瓷。萍乡瓷厂作为最理想的后方生产基地，便承担了抗战前线所需陶瓷物资的供给，也成为了全国最主要电瓷生产厂家。
萍乡瓷厂电瓷部采用机械生产，装设机械轱辘二十台，小型球磨机、练泥机、柴油机各一台。产品多为低压电瓷。据统计，萍乡瓷厂年产各式直脚或弯脚电碗、蝴蝶电碗、活动葫芦、先令、保险、碍子、夹板等电瓷200—250万件。以军政部，交通部为主要订购者。其次则销于省内外各交通与电讯机关，以及湘桂，黔桂铁路局，发电厂。起初萍乡瓷厂多为柴窑，由于随着生产的发展，萍乡窑柴日见短缺。以硬柴为燃料的正窑已不适合当时形势，改革窑炉已势在必行。1943年前后，萍乡瓷厂积极试验煤窑，建成八十立方米倒焰方窑一座，初步掌握了烧煤技术，这是江南最早出现的煤窑。这让萍乡窑脱离了传统柴窑，改成煤窑为主，极大的提高了瓷器质量和产量。通过萍乡瓷厂和陶校共同致力于电瓷技术的改革和创新，改变了旧中国完全依赖从国外进口电瓷的状况，实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标。
尽管当时的重点在生产电瓷以及化工耐火医药等专用瓷方面。对于普通生活用瓷，美术瓷类，萍乡瓷厂与陶校也时刻在试制和创新。普通瓷类生产圆器类、琢器类、脱胎类各式饮食产品，其生产规模亦不小。仅萍乡瓷厂一家年产量就达60-80万件。在当时的上埠，萍乡瓷厂作为“制瓷龙头”在前，附近小厂紧随其后，纷纷效仿学习。并在萍乡瓷厂的推动下，上埠及附近地区的现代化陶瓷小厂星罗遍布，不管是大街小巷，郊区农村到处都在制瓷忙。就连当地的农家也利用农闲时节生产碗、碟、盏等日用小件瓷器。在那段岁月里萍乡上埠地区从事瓷业生产的人数，农闲时有一千七八百人，农忙时也保持在千人上下，萍乡瓷厂的职工常年在三四百人之间。当时的大大小小厂家竟有130多家，厂名有江西永祀、正兴瓷厂、恒茂元、协义兴、永美祥、黄金顺等。整个上埠地区干的热火朝天，为抗战提供了大量陶瓷物资支援。
由于在战争时期，美术瓷生产最为稀少却极为精美，很多式样仅试制样品并未量产。有的器形甚至仅只做一件样品，极为珍贵。据统计美术瓷年产量不到两万件，生产了中西各式餐具、茶具、文房用品、花瓶、瓷板挂盘，以及精致的雕塑瓷陈设品。在美术瓷方面有两大创新，第一是在用釉方面，萍瓷公司自1905年成立后，便开始使用“祁门釉果”。虽优于萍乡传统的“灰釉”，但其价格昂贵，且每箱重达百斤辗转搬运极为不便。哪怕是和平稳定时期也经常供给脱节影响生产，此时为战争时期更加困难。为此，萍乡瓷厂组织人员四出勘査，终于发现上埠附近风化较浅的瓷石可以配釉。其镁质耐火泥不但可以配釉，也可配釉熔剂，通过多次试验，制成了可用于美术瓷和脱胎瓷的白釉和各种颜色釉。特别是所制龙泉釉和牙色釉，其釉面莹润肥厚，色泽凝重如脂，仿如和田籽玉一般，润泽细腻。远看又似一汪清泉，令观者神往。且釉色富于变化，有豆青、粉青、梅子青、天青和釉下加白等多个品种。
二是在式样方面，由于厂校大量精英为国外留学生，他们受到外来新思潮影响，带来了西方异域文化。所设计得瓷器样式打破传统，首创多种中西结合的独特造型，给人一种超时代感。还有彭友贤等人设计推出了仿古瓷系列，式样古朴，别具一格，使人眼前一亮。这些新颖的器形再配以这种光润如玉的釉色，使之这类瓷器成为民国时期单色釉瓷的巅峰之作，堪比历代官窑，无愧为萍乡窑中的大名誉品。
很快这类造型新颖，釉色美观，质量上乘的单色釉精品瓷吸引了上流权贵，军政要员的目光。他们纷纷订制这种无论从胎质、釉色、型款都彰显出官窑一样的瓷器。民国32年（1943年）时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以及上海市长吴铁诚等，都在萍乡瓷厂订制了此类龙泉釉瓷器。此时萍乡制瓷业再次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萍乡瓷厂和上埠瓷业虽然在不断的蓬勃发展，但毕竟是在敌后生产，遭遇了巨大的艰难困苦。当时九江、南昌及附近各县，均已沦陷，江西省会已迁往泰和。赣湘铁路陆续拆毁，产品运输极为困难，长沙大火以至沦陷，对萍乡瓷厂威协最大，迫使萍乡瓷厂几次濒临停产，幸赖全体职工精诚团结，齐心协力，才多次渡过难关。尽管条件异常艰苦，萍乡瓷厂年终时仍对全厂职工发放福利。一般分红采用计件工资制，以期增加工人收入。还办了供销合作社、公共养猪场、公共菜圃，组织了工人俱乐部，每周出版《萍讯》，以报道生产情况及职工活动。
民国33年（1944年）6月13日，日军主力3万余人由湖南浏阳窜入萍乡上栗湖塘乡，分两股入侵萍乡县城。同年7月12日和9月间，日军先后三次侵犯窜扰萍乡，两次深入萍乡腹地，先后盘踞47天之久，萍乡就此沦陷了。萍乡瓷厂事先采取了应急措施，早在距上埠35里的大安里山间，储备了粮食及生活必备品，安置老弱职工及家属，妇女儿童躲藏在山洞内。专门派邹建金、萧珍甫二人专门照料，又派徐拔群、金辅仁、邹中兴及四名工人组织护厂队，保护瓷厂财产。据厂长汪璠回忆，当时他和一北方青年职工直到听见南坑（离厂不足20里）响起了枪声，才连夜撤离到大安里山内。护厂队则在附近躲藏，寇退了便立即回厂。这次日寇侵窜萍乡，到了上埠也到了萍乡瓷厂。等敌人骚扰撤退后，工人们回厂继续恢复生产。可一个多月后，敌又来萍乡骚扰，萍乡第二次沦陷。在这种情况下，萍厂瓷厂已无法继续开展工作，经商议只好发给远道职工遣散费，由他们自由还乡，以保安全。很多职工携儿带女，沿着安福、吉安，步行到樟树，再转回家乡。厂长汪璠和张犀侯，陈定华、舒诚，则从吉安去泰和，向江西瓷业公司汇报萍乡两次沦陷，瓷厂被迫停工的经过。自此，江西唯一的省营瓷厂，经营了六年，被迫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停止了生产。萍乡瓷业就这样走过了它的第二次鼎盛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