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园地十年，今编成一书，抗战时期的官窑，萍乡窑。

2011年在园地注册，弹指一挥间，已过十年。记得刚来园地还是初学者，开始玩小平清钱，咸丰昌十，到后来玩起了母钱，当千，至正权钞。在2018年时候 ，突然萌生了出一本关于萍乡瓷业的书。

记得那年我刚好开店，遇到一个湖南醴陵的老藏家，他来我这里买一件釉下五彩瓷。当我与老藏家交流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醴陵釉下五彩瓷技术是跟我们萍乡学的，萍乡创烧了釉下五彩瓷，可那又有什么用呢！

他嘲笑的说，我们湖南醴陵重视这些文化瑰宝，看看我们宏大的瓷谷，看看那些珍藏起来的精美釉下五彩瓷，她们撑起了我们醴陵这座世界文明的第二大瓷都。再看看你们萍乡，你们萍乡老板很多但这方面没有人，

你们萍乡瓷还故意挖补填款混成醴陵瓷卖给我们呢。从那时起我就想出一本关于萍乡窑的书，像世人展示已被历史遗忘的萍乡窑。我变卖了收藏多年的钱币和杂件，凑钱一件一件的收起了萍乡窑瓷器。时至今日，已过将近

三年。昭萍瓷考终于印刷出来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 ，感谢园地这十年来给我的平台学习交流，感谢身边一直支持鼓励我的泉友和兄弟们。将此书奉献给生我养的我家乡——江西萍乡。

        我的家乡在江西萍乡，我的祖辈们都生活在芦溪的上埠。从儿时起,每年清明时节一家人便会随父亲回到老家——上埠镇涣山村，去上山扫墓。 当傍晚时分，准备启程回市区的时候。奶奶总是会出来送我，每回都会拉着我的手，指着身后的老屋说，你的老家在这，你的根在这里。
 我从小就喜爱收藏，特别是关于家乡的历史文化。对于本地题材收藏中，份量最重的莫过于用家乡的土，家乡的木，家乡人的汗水与智慧所凝练而成的陶瓷了。在我们萍乡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自古就有“黑龙”，“白龙”的传说。所谓“黑龙”便是闻名遐迩的煤炭，而“白龙”则为散布在上埠、南坑等地的瓷土。这是上天赋予萍乡最独特的宝藏。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历代典籍均未记载萍乡开始制瓷的确切年代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 并且大量的萍乡窑瓷器精品毁于战火及社会动荡。能保存至今的已是凤毛麟角，这些年来。由于萍乡釉下彩瓷与突飞猛涨的醴陵釉下彩瓷极为相似(本就血脉相承)。许多黑心商家挖款填补，张冠李戴。至使无法再考证，这为我们研究萍乡陶瓷历史带来巨大的困难。
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和研究萍乡制瓷的历史，笔者近年来翻阅了大量的地方县志和史料。寻找出散落在历史中关于萍乡瓷业的只字片语。广为搜罗了大量萍乡瓷的实物和图片。并在萍乡市艺术品鉴赏研究协会所有会员的鼎立支持下，从两百多件萍乡窑瓷器中，精选出一百多件具有代表性藏品拍图结册成书。目的是向世人展现已被历史遗忘的萍乡窑。
萍乡窑的起源很早，商周时期便能烧制陶器，但真正掌握烧造细瓷的时间却相当的晚，也非常的短暂。当时的中国恰处在近代史上最贫穷羸弱的时期。内忧外患，列强入侵，国货不振，洋货充斥。民族手工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萍乡本地的乡绅豪杰们为以实业救国，创立了萍乡瓷业有限公司。并且创烧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温釉下五彩瓷，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这是萍乡瓷业的第一次高潮时期。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拥有雄厚实力的醴陵瓷业兴起，本地制瓷人才的大量流失，萍乡瓷业陷入了低谷。抗战爆发后，萍乡作为稳定的后方，收容了景德镇陶局骨干和陶校师生，为支援前线烧造电瓷并保存了中国瓷业的星星之火。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使中国的陶瓷业未因战乱而中断，反在战火中蓬勃发展，并将中国瓷业由传统落后向现代化先进技术转型。同时也为抗日战争时期萍乡乃至整个中国的瓷业崛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萍乡瓷业的第二次高潮时期。随着解放后为支援新中国工业的发展，萍乡本地基本以烧制电瓷为主，生活日用瓷已衰落不前，至于美术瓷更是寥寥无几，现如今几乎停止了生产，就连萍乡本地的人们也极少知道这段辉煌的历史。网上甚至把萍乡窑这个釉下五彩的鼻祖说成是醴陵窑的一个分支，萍乡釉下五彩大师张晓耕在书上竟标成了湖南萍乡人。难道萍乡窑就这样被历史所遗忘了吗？
每当我与一些老藏家交流的时候，他们都很清楚的知道醴陵釉下五彩瓷技术是跟我们萍乡学的，萍乡创烧了釉下五彩瓷，可那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总会嘲笑的说，我们湖南醴陵重视这些文化瑰宝，看看我们宏大的瓷谷，看看那些珍藏起来的精美釉下五彩瓷，她们撑起了我们醴陵这座世界文明的第二大瓷都。再看看你们萍乡，你们萍乡老板很多但这方面没有人，你们萍乡瓷还故意挖补填款混成醴陵瓷卖给我们呢。从那时起我就想出一本关于萍乡窑的书，像世人展示已被历史遗忘的萍乡窑。我变卖了收藏多年的钱币和杂件，凑钱一件一件的收起了萍乡窑瓷器。尽管大量的萍乡窑瓷器已悉数被卖出了萍乡，所幸最珍贵的一些还保存在萍乡市艺术品鉴赏研究协会各位藏家手中。这给我们研究和欣赏萍乡窑带了巨大的希望，正是在协会会长邓丰和各位老前辈鼎立支持下，才有幸今天能出版此书。由于笔者年轻，学识浅薄，尚有不足之处还望有识之士指正，笔者一定多加改正并不断完善此书。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孔子家语中，关于萍乡邑名之由来的那句话。孔子曰，萍者，浮泛不根之物，乃结而成实，虽千百年不易得。此乃散而复聚，衰而后兴之兆。此刻笔者抚摸着那件经历了战火动乱而依然留在家乡的陶局萍厂尊瓶，仿佛她在诉说，萍乡窑在等这么一个人，等着这么一些人，在等着实业诸家，本无畏之精神，起而经营，恢复旧观，重续那千年的窑火，让世界看到萍邑制造。愿我萍乡窑之精瓷有如浮萍之实虽散落四方必有齐聚之日，萍乡瓷业虽于历史潮流中衰落，定有复兴之时。

恭喜！有志者事竟成！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了上海和南京，景德镇作为中国闻名于世界的瓷都,受到了日寇疯狂的轰炸。当时只要有窑烟囱的地方便是轰炸的主要目标，据记载当时景德镇中华路十八桥以下，仅烟园口至红星瓷厂一带，基本被夷为平地，无数厂房被炸毁。当地的窑工,技师,百姓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灵涂炭，举世闻名的瓷都此时已如人间炼狱。
日寇欲灭亡我中华，妄图先灭亡我中华之几千年陶瓷文化。在此危难之际，国民政府决定，快速把景德镇陶局骨干，技术人员，学生以及物资材料转移到后方继续生产，以支援抗战，这个最理想的后方便是萍乡的上埠镇。
此时萍乡上埠这个拥有上千年制瓷历史的小镇，再次登上了制瓷的巅峰，并集全国制瓷之顶级力量烧造了民国抗战时期最高水平瓷器，其龙泉单色釉瓷之精美堪比历代官窑，为中华陶瓷史上添上了重重的一笔。
在当时萍乡之所以能成为较安全的后方陶瓷生产基地，论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萍乡地处江西最西部，三面环山，境内丘陵，山地盆地错综复杂。这种多山的天然地形条件是抵抗敌日寇侵略的有利屏障。第二，萍乡上埠有上千年悠久的陶瓷历史和得天独厚的制瓷资源。特别是自晚清就已经创建的萍乡瓷业有限公司，就有现成的厂房和技术工人。虽在当时有所衰落，但上埠附近瓷石产量丰富，品质很纯，有充足的制瓷原料。加之萍乡树木繁茂，又是江南媒都，煤炭储量大，可为制瓷提供柴煤等燃料。极为重要的是第三点，感恩抗日战神薛岳和国军将士，是他们浴血奋战守护了萍乡的门户长沙。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为萍乡争取了6年宝贵时间，在整个抗战时期萍乡几乎都是国统区，直到长沙陷落，1944年五月间日寇才进犯萍乡。没有战神薛岳和国军众将士的奋战，就没有抗战时期萍乡制瓷业的辉煌时代。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8月，原设在景德镇的江西陶业管理局（之后简称陶局）除陈伯卿,唐定国,吴干这三人留守外，其余所有陶局骨干，科研人员，技术工人等。随同陶局物资机械设备陆续迁往萍乡上埠。10月10日陶局接管了萍乡瓷厂（原萍瓷公司）。并向江西裕民银行借款十万元作为创办之初瓷厂的经费。就在原萍乡瓷厂旧厂址内，利用已有的厂房和设备进行修缮改建。经过7到8个月紧张筹备，快速恢复了生产。
此时一大批陶瓷界顶级人物云集于萍乡上埠，从事陶瓷生产管理与教育，他们之中大多都为海外归来的学者，为报效祖国的能人志士，他们与陶校有着深厚的渊源。首先是奉命前来创办萍乡瓷厂的汪璠（留学日本），他既是厂长又是陶校迁萍的首任校长。其堂兄汪琛（留学日本）为普通瓷部主任。陶局局长张犀侯（留学日本）任驻厂指导。陶校第二任校长邹如圭（留学日本）为萍乡瓷厂电瓷部主任。被誉为彭门三才子之一的彭友贤（留学法国）任美术瓷部主任。其专门研制开发改良瓷。彭绍虞为烧窑部技术指导员。此外还有原江西陶业学校毕业的伍礼鎔,潜方鸿,以及原景德镇熟练技术工人，李广炎,张盈顺,何云生,王喜魁,金元梁等。他们分别担任萍乡瓷厂的行政领导和各级技术指导员。有的还兼任陶校的领导和教师。
在管理方面，萍乡瓷厂设五股，厂长兼技术股主任，徐拔群任会计主任，伍礼鎔任出纳股主任。当时的萍乡上埠可谓集全国陶瓷界顶级人才于一起，绝对是无法复制的陶界全明星阵容。这也使得萍乡上埠地区一跃成为抗战时期全国最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

      同年12月刚从九江迁往靖安不久的江西省立陶业学校(简称陶校)也一并迁到了上埠。校址就设在上埠附近的龙王桥村，距萍乡瓷厂不到四里地。起初学校校长由萍乡瓷厂厂长汪璠兼任（在舒信伟到职之前曾短暂担任陶校陶长）。由于萍乡瓷厂厂房拥挤，校舍则租用民房，就设在龙王桥彭开全家。学校前期（1938-1940年）拥有学生约百多人，分四个班，设有高级班和初级班两种级别。实行三三学制。初级班为初级陶专性质，高级班为中级陶专性质。到后期（1941-1944年）学校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学生增加到二百多人左右。拥有初级班四个，高级班两个。此外还增设了艺徒班。教职员工约有30余人，建制健全，管理严密。据原陶校学生黎鼎昌,沈爱华,张功裕,张功发,袁席珍等回忆，当时学校在校长的领导下设有教导处,训育处,军训处,后勤处等机构。当时由舒信伟（留学日本）任校长，戴亮侪（留学日本）任教导处主任，褚昌言任训育处主任，谢作福任军训处教官。教师有江云（留学日本）,梅瘦生任教数学,潜伯陆,幸鹏,钟贡章,晏清（ 高级班毕业后留校任教语文）等。学校的办学方针是培养陶瓷专业人才，教学方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设置的课程有一般普通中学的文化课，如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历史、地理、公民等，有陶瓷专业的理论课，如烧窑、原料配方、成型工艺、陶瓷机械、地质、釉、水泥、玻璃、琳琅、陶瓷美术、中国画、西洋画等。由于在战争时期还开设了军训课。
尽管抗战时期陶校设施条件简陋，物资缺乏。可面对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陶校师生们亲爱精诚,努力奋斗，与萍乡瓷厂一体化办学，共用师资,共享技术,共育人才，开创了“厂校合一”的新型办学模式。这种教学方式深受学生们欢迎，当时在陶校读过书的学生们一致公认为陶校的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水平高于蜚声省内外的萍乡中学（笔者的母校）。据原陶校的学生黎鼎昌先生，曾对此深有感触地发表过言论“现在回忆起来，我在萍高读书时，对教师的印象不是很深（黎鼎昌读陶校初级班后，再读萍中），对陶校的老师印象却极深，记得有一位叫江云的老师（留学日本），三十多岁，平头，穿普通便装，平易近人，他讲授物理，不看教本，得心应手，引人入胜，深人浅出，直到现在仍记忆犹新”。

      由于在战争时期，美术瓷生产最为稀少却极为精美，很多式样仅试制样品并未量产。有的器形甚至仅只做一件样品，极为珍贵。据统计美术瓷年产量不到两万件，生产了中西各式餐具、茶具、文房用品、花瓶、瓷板挂盘，以及精致的雕塑瓷陈设品。在美术瓷方面有两大创新，第一是在用釉方面，萍瓷公司自1905年成立后，便开始使用“祁门釉果”。虽优于萍乡传统的“灰釉”，但其价格昂贵，且每箱重达百斤辗转搬运极为不便。哪怕是和平稳定时期也经常供给脱节影响生产，此时为战争时期更加困难。为此，萍乡瓷厂组织人员四出勘査，终于发现上埠附近风化较浅的瓷石可以配釉。其镁质耐火泥不但可以配釉，也可配釉熔剂，通过多次试验，制成了可用于美术瓷和脱胎瓷的白釉和各种颜色釉5特别是所制龙泉釉和牙色釉，其釉面莹润肥厚，色泽凝重如脂，仿如和田籽玉一般，润泽细腻。远看又似一汪清泉，令观者神往。且釉色富于变化，有豆青、粉青、梅子青、天青和釉下加白等多个品种。
二是在式样方面，由于厂校大量精英为国外留学生，他们受到外来新思潮影响，带来了西方异域文化。所设计得瓷器样式打破传统，首创多种中西结合的独特造型，给人一种超时代感。还有彭友贤等人设计推出了仿古瓷系列，式样古朴，别具一格，使人眼前一亮。这些新颖的器形再配以这种光润如玉的釉色，使之这类瓷器成为民国时期单色釉瓷的巅峰之作，堪比历代官窑，无愧为萍乡窑中的大名誉品。
很快这类造型新颖，釉色美观，质量上乘的单色釉精品瓷吸引了上流权贵，军政要员的目光。他们纷纷订制这种无论从胎质、釉色、型款都彰显出官窑一样的瓷器。民国32年（1943年）时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以及上海市长吴铁诚等，都在萍乡瓷厂订制了此类龙泉釉瓷器。此时萍乡制瓷业再次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光绪三十年（1904年）景德镇瓷业工人葛兴顺由于参加了“火烧法国天主堂”后，为摆脱清政府的追捕，流落到上埠镇。当时上埠地区最大的制瓷业主当属周福臣，他在上埠苎麻园开办的土瓷碗厂建有七间阶级窑，在中屋,崖仔下,江下,鸭塘都设立了作坊点，仅上埠街北面三分之二的店面都是他开的碗铺。他还专门聘请瓷业技工几十人。葛兴顺也进入周福臣开设的土碗厂做工。在制瓷的过程中他发现上埠瓷泥颇佳，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且烧造粗瓷已有百年基础，认定上埠也可制造细瓷。于是向周福臣提出建议，可改良窑炉，试烧细瓷。周福臣深感此举必能光大萍乡瓷业，确实可行，但又担心仅凭一己之力还不足备。便联合了当时上埠另外两个最大的土碗厂厂主。郭焕臣和黎汉仙，以及商户王清臣，共同在上埠镇苎麻园合并开设细瓷瓷厂。同年派晏某携带上埠瓷泥赴景德镇请教制瓷高手烧制细瓷之法。从此景德镇制作细瓷技术传入萍乡，并试制一举成功。
很快萍乡上埠也能烧制细瓷的消息一下就传开了，本地的政府官员，乡绅商户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振奋。他们之中很多受到“立学堂”“设公司”的新思潮影响，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创办实业。为抵制洋瓷入侵，振兴民族瓷业，萍乡本地的举人乡贤，瓷厂商户们共同商议，合资创办新式公司。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公元1905年8月）由喻兆蕃,文乃麟,黄爱堂,黎汉仙,黄师竹,漆介屏,叶迪安,周莲友,段道咎,李少白,黄协普等人集资三万两白银，以周福臣, 郭焕臣,黎汉仙,王清臣等人合力创办的瓷厂为基础，扩大规模，完成窑炉改造。就在萍乡城内花庙前正式成立了萍乡瓷业有限公司（简称萍瓷公司）并在江西工商矿局注册，这便是中国最早官商合办的瓷业公司之一（比相邻的湖南瓷业公司早了一年）。公司成员由挑头集资的喻兆蕃任总办,漆介屏任座办,黄协普任协理,黄师竹任庶务（不久接任座办）。由熟悉瓷业生产的郭焕臣任窑务总监。公司还专程招聘景德镇熟练技术工人三十余人，带教本地陶徒，依照景德镇制瓷工艺逐步改进技术。就在同年七月（公历8月底）首次试烧成功了两窑红花细瓷。这标志着萍乡窑进入了新的历史高潮。

       且说这两窑红花细瓷，其胎质釉色竟不亚于景德镇之瓷器。所用釉石，做坯之泥皆本地所产，无须异地取材，因其价格实惠品又佳，颇受当时用户喜爱。自此萍瓷公司出品日盛,销售日旺,卓著成效。商户们为之振奋，若能切实经营，增加产量，扩大经营，将来必可独擅厚利。为此萍乡瓷业有限公司登报招股。正分为二万股，每股龙洋十元，初定招足股本龙洋二十万元。并开始大兴土木，扩大规模，相继建成名为“均益”,“高泰”,“汇丰”,“亨丰”的四座正窑，买下了瓷泥矿,砂泥矿。并再次招收景德镇制瓷高手，留洋归国能士四十余名，还有一些本地较为著名的民间艺人和落魄秀才。如袁幼清,单品坤,戴卓仁,朱子江等也一并进入了萍瓷公司，并在今后称为了公司的骨干。
 此时萍瓷公司所制瓷器品种由建厂前的粗碗,碟仅十数种，猛增至四十余种。特别是新增的陈设品和艺术瓷类，品种繁多且器型富于变化。例如有各种尺寸大小花瓶,尊瓶,凤尾瓶,玉壶春瓶,帽筒,文房笔洗,笔筒,印泥盒,瓷板,挂盘等，五花八门，除此之外还有灯,盏,笔舔,汤匙等“小货”。并且除一些传统青花瓷,单色釉以及釉上彩类瓷器品种外，还首创了一种开中国历代先河，前无古人的新品种——高温釉下多彩瓷，釉下五彩之鼻祖。
        萍瓷公司的高温釉下五彩瓷按其风格可分为两种，第一种为萍瓷公司特有之作。是由海蓝色的青花画远山近景，以红叶为点缀，再配以浓淡变化的绿树山石，这种青绿山水构图映衬在洁白细腻的胎质上，给人一种清新脱俗，悠然世外之感。此类釉下多彩瓷为萍瓷公司成立初期最早作品，为釉下五彩瓷之鼻祖。这个品种的釉下多彩瓷存世数量不少，常见有盖罐,大瓶,茶壶,和瓷板等器型。底款有青花手书光绪年萍窑造，寄托款大清康熙年制（行内人称此款为小康熙，是光绪时期仿前朝瓷器常见之款识）以上款识为清代时期作品，到了民国时期统一为青花手书萍瓷公司。
 第二种釉下五彩瓷通过从景德镇引进祁门釉果和一些从日本输入的洋画膏极大丰富了萍瓷公司釉下五彩的颜色。采用独特的“双勾分水填色”技法，也叫“墨裹法”。就是先用特质的墨彩线勾描出图案的线条和轮廓，再用反复试验调配的釉下材料填色，经过烧制到一定温度后墨线挥发消失，留下空白处，以彰显花茎枝叶的轮廓,细节,和花瓣叶片的正反面层次感。这类釉下五彩瓷早期作品仅绘画寥寥几笔红花绿叶葡萄纹，釉下颜料肥厚呈凸起状，之后颜料均匀分布于釉下且颜色种类增加，有红,橙,黄,绿,蓝,黑,紫，五颜六色，加之各颜色之间过渡并且带有浓淡色泽的变化，丰富之极可谓应有尽有。色彩的增加也让绘画内容更加丰富饱满，有各类花卉,禽鸟,虫蝶等，这种鲜亮明快，清新淡雅的画面，给人一种身心舒适愉悦之感。早期作品大都胎体厚重瓷质细腻润泽，洁白如玉，中后期胎体变薄。底款书写方式五花八门并且用不同彩料书写，早期清代的款识有：光绪年萍窑(川)造，萍窑制造，萍窑造某某(人名)作，朱印萍邑制造，戊申秋日健飞作于萍乡瓷业公司，民国时期多为手书萍瓷公司，也有萍安慕陶室定造。
  很快这种色彩斑斓，艳而不俗的釉下五彩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萍瓷公司的产品不仅在本省，连武汉,长沙,湘潭,等地也逐渐开拓了市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无一不被这种新颖亮丽的色彩所深深吸引。更妙的是这类釉下彩瓷颜料全在釉下具有安全无毒，永不褪色这两个独特的优点。使得萍乡窑的釉下五彩瓷在陶瓷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打破了洋瓷充斥市场国货萎靡不振的局面。这也让刚成立不久的湖南瓷业公司看到了这类釉下五彩瓷的前景，专门高薪聘请精通釉下五彩瓷制作和绘画的高手，像萍乡的张晓耕等一批顶尖艺术大师都去了醴陵。使得釉下五彩瓷更加绚丽的在醴陵发扬光大。

       宣统二年（1910年）6月5日，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了中国历史上首届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南京劝业赛会。共设34个展区，集全国22个行省和14个国家及地区参加展览，展品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时人称之为“我中华五千年未有之盛举”。萍瓷公司也应邀请参加了这次赛会。并送去了萍乡窑瓷器三百余种，共有一千多件。其中萍乡山水美人瓶，富贵根基美人瓶，霁青天球瓶，洋式常用瓷器，因选料严格，制作精巧，以上这四件瓷器都获得赛会奖章和证书。特别是由黄先初制作刘兆斌彩绘的一个四尺多高的白釉彩绘荷叶大花瓶，因其独特的工艺，鲜亮的色彩，受到参观人员的一致赞赏。萍乡窑的瓷器被陈列在江西会馆的最大馆内。作为重点向国内外参观者广为介绍推荐。会后记入《南洋劝业会图说》。
        萍乡窑的瓷器首次进入全国性展出，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简直是一鸣惊人。自此萍乡瓷业名声大振，一时间商贾云集，求购者应接不暇。此时萍乡的制瓷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萍瓷公司周边各大小瓷厂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像萃记美丽公司这样的合股厂家也应运而生，就连萍川瓷校,振华瓷校等制瓷专业学堂都与各大瓷厂合作生产细瓷。总之整个萍乡上埠地区大街小巷都在红红火火制瓷忙。 怎奈萍乡瓷业这种空前鼎盛的状况未能持续多久，1917年前后由于股东集团内部倾扎日趋激烈，公司管理层与员工貌合神离。本地瓷工与外地工人又素存芥蒂。且周边醴陵瓷业异军突起，重金广为搜罗人才，萍乡瓷业虽人才济济。但凡有所闻者，无不罗致于湖南瓷业公司。就连对萍乡瓷业起至关重要影响的葛兴顺也脱离萍乡另谋高就去了。自此萍乡瓷业逐渐衰落，后来只剩下萍瓷公司，萃记美丽公司，和“协义兴”，“ 同和”等几个私营小厂还在惨淡经营，支撑萍乡瓷业这半壁江山。由于制瓷技艺工人大量流失，萍乡窑所出产的瓷品大不如前，产量也在锐减。生意惨淡，货物积压，迫不得已微薄利润拿去湖南瓷业公司承销处代售。产业工人由1913年的两千余人递减到只有几百人，并且还在连年减员。
 萍乡瓷业夹在景德镇和醴陵这两大瓷都之间，生存日益艰难，所幸此时萍乡瓷业中出现电瓷夹板，上埠茅布岭甘氏专营此项生产，附近农家也有少量效法者，只是产量甚微尚未被人重视。就是这一息尚存的电瓷产生，为今后萍乡瓷业点燃了星星之火。
       民国十六年（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公开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浩浩荡荡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一时间到处都充斥着白色恐怖。同年随着湖南长沙“马日事变”不久，萍乡也出现了“六五事变”。是年六月九日，萍乡靖卫队侦缉队长刘晴岚率队骚扰萍瓷公司，驱赶工人，抢劫颜料，捣毁坯车，搜捕领导该公司工人运动的黎财盛等人，致使萍瓷公司自此一蹶不振，于该年停工。往后这四五年中，国民党军队将上埠街作为据点，驻扎军队，修筑堡垒，到处追捕共产党人，杀戮无辜工农群众，并以此向半华里外的苏维埃政权红八区对峙。
  时局动荡不安，何言安居乐业？萍瓷公司几经艰难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财经委会继续开办，不到一年又停工了。此时上埠仅有“永美祥”,“精益社”,“联志”等四五家民营小厂还在惨淡经营。产业工人不过两百人，年产量约合二大碗250万件，年产值15万元。就这样萍乡瓷业在兵荒马乱中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低潮。直到几年后，萍乡财经委员会才派专员接管萍瓷公司，改名为复兴瓷厂，不久又改名为萍乡瓷厂，陆续招收工人，恢复生产。到1937年时萍乡瓷厂有工人两百余人，资本二十万元，附近小厂也增至三十余家。萍乡瓷业在抗战前夕又有了复苏的迹象。

镜花缘：

恭喜！有志者事竟成！

感谢 陈哥的支持

昭萍瓷考 一本专业讲述萍乡瓷业的书，这里讲述了釉下五彩瓷的起源，也记录那段抗战时期，战火中烧造的龙泉单色釉瓷。是书采用海德堡专业机器印刷 ，长30厘米，宽23厘米 厚重 。印刷工本费168元 包邮。

虽不懂瓷器，但看得出作者很用心，那个花浇真不错，婀娜多姿，风情万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