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钱小史

宋代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宋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宋神宗熙宁六年，每年已达六百万贯。但由于商品入口，宋代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

 宋高宗时期，南宋都城临安，这个无比富庶繁华之地，也曾被“钱荒”困扰。“钱荒”指的是市场上可以流通的铜钱不足，民间“钱尤难得”，街市上的商品因而滞销，老百姓深受其害。此时恰逢秦桧当政，民怨沸腾之际，据说老谋深算的秦桧放出风声，说是旧钱不能用了，命令铸造新钱，一时间，临安的豪富人家纷纷出手，将自家贮藏的铜钱纷纷投向市场，现金流像泉水一样在临安市场上喷涌。临安“钱荒”被秦桧的一场阴谋化解，暂获喘息之机。
浙江沿海的台州城则在“钱荒”风暴中遭到沉重打击。宋理宗淳佑年间，日本商人在温州、台州一带低价出售日货，交易铜钱，此后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台州城内几乎找不到半枚铜钱，城内交易几近瘫痪。大臣包恢惊呼：“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

从都城到沿海，在江南形胜之地，“钱荒”一直成为赵宋帝国的梦魇。发端于唐朝中叶，一直到明朝才被白银治愈的“钱荒”，在两宋时期频频发作，给帝国以沉重打击。


宋代的“钱荒”分布极不均匀。“钱荒”有季节性因素，譬如丰收时节，集中上缴税负时容易出现“钱荒”；另外还有地区因素，譬如江浙一带最易发生“钱荒”。北宋时候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等地生产最发达，物产最丰富，但是帝国的货币量却一直供应不足，因而“钱荒”高发。这与赵宋帝国高度中央集权有关。譬如北宋时的“钱监”，也就是造币厂，主要位于东南地区，但是产出的铜钱需先大量供给京师汴梁以及西北边防地区，进入国家财政系统后，才能流通到江浙，客观上阻碍了货币在江浙的供应。

宋代“钱荒”或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及原因，但绝不是真的缺钱。宋代是最富创新精神的年代，把整个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罗盘”均出现在宋代；北宋的都城汴梁成为世界大都会，拥有150万人口，而同时期的欧洲，伦敦仅有市民1万5000人，巴黎市民不到9000人。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煤的大规模开采也出现在北宋。美国学者哈特维尔估计，11世纪的宋代煤的产量，大致与17世纪整个欧洲煤的产量相当。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经济文化的繁盛，造就了宋代货币的繁荣。宋代是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货币品种最丰富的朝代。除了铜钱，同时使用的货币包括铁钱、金银，以及包括茶引、盐钞在内的“有价证券”及流通“票据”，还有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宋代也是中国铸造铜钱最多的年代。特别是北宋时期，铜钱铸造数量之大，让其他朝代望尘莫及。而以铸钱较多的唐代为例，最多的天宝年间造币也不过32万贯。据中国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估算，连同前朝旧币，当时全国货币流通量应当在两亿五六千万贯。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以宋仁宗时代为例，当时北宋政府预备将官田私田化政策，把大量民田交给私家地主和个体农民经营，每亩地最初作价约为二贯五百四十文，而宋初一个中下级官员的俸禄大约为二十五贯左右。

货币前所未有地渗透进了宋代人的生活。到市场买东西需要铜钱，老百姓缴纳赋税需要铜钱，朝廷发放的部分官俸和兵饷也是铜钱。苏轼被贬居黄州时，曾经幽默地记述过自己的货币生活。刚到黄州时，经济困窘，每个月只能领很少的俸钱。苏轼将其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次只用画叉挑下一份钱来使用，避免超支。偶有结余，就用来款待朋友。

铜与盐一样，成为了官家的禁脔专卖品。实施“铜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民间私铸钱的泛滥，但其因为政策人为干预导致的民间“铜荒”，最终还是引发了“钱荒”。因为这使得宋代铜钱在国家垄断下，其钱面上的名义价值长期低于其币材所拥有的实际价值。假如不存在巨大的价差，铜钱供不应求时，民间铜钱持有人就不会选择持币，而是会将之投入流通获利。币值降低时，部分铜钱就会退出市场，被铸造为铜器，从而自发形成平衡。而在现行政策下，被人为压低了的铜钱实际上在不断退出流通领域，在民间沉淀下来。因为铜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支付手段，而是成为了可以保值的财富，如同积蓄金银，宋朝的豪富人家纷纷窖藏铜钱。而在海外，来自大宋的铜币，正如同硬挺时期的美元，在海外各国价值超高，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国内。《禁铜钱申省状》记载了宋代铜币的海外增值现象：“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

在铜价差的厚利趋势下，商人们设法绕过了海禁，贩卖铜钱到海外；民间则冒死犯“铜禁”。既然国家禁铜，民间缺铜，艺人工匠就会想办法筹集铜，并偷偷销溶了铸成铜器出售，可以获取五倍乃至十倍的利润。宋代的铜镜据说至今在藏品市场一直卖不出高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私下铸造，流传到今天，因为数量较多，价格泯然众人矣。

由此可见，宋代严苛的“铜禁”造成的“铜荒”，才是导致“钱荒”的深层次原因。在王安石变法时期，“铜禁”与“钱禁”曾一度有所松动：譬如规定在缴纳一定比例的税收后，允许携带铜钱出境；而在国家垄断原铜生产的基础上，也放松了对铜器铸造和贸易的限制。

可惜这样的改革开放，不过是昙花一现。随着新法的失败，“铜禁”、“钱禁”恢复旧观。行政调控代替了市场的自发调节，“铜荒”继续漫延，“钱荒”变本加厉。


终宋之世，宋朝都被“钱荒”的阴影笼罩。宋代一向给人以“积贫积弱”的消极印象，所谓“贫”，其实并不是指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低下，而是指国家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宋代建朝300多年，始终处于列强环伺之中，除了守卫国土的巨额军费开支，不得不向四邻支付“岁币”买平安。再加上“钱荒”的打击，曾经活跃的宋代经济体，开始逐渐孱弱下去，乃至采取了饮鸩止渴的货币策略。

为了缓解“钱荒”问题，宋代政府可谓殚精竭虑。宋仁宗时期，在西北发行铁钱；宋徽宗时代，蔡京又推行了夹锡钱，含铜只有57.14%，其余为黑锡和白锡，规定要当两个铜钱用，事实上是将钱币变质，贬值了一半多。此外还发行过诸如“当十”等大钱，公开减重和贬值。比如当十钱含铜只有小铜钱的两倍多，钱面值却增大了十倍。这些钱上的文字，大多出自宋代名家，书法上佳，钱的成色却暗中降低，预示着宋代的货币体系开始走向穷途末路。

货币制度的不合理变动加剧了货币贮藏的盛行。到南宋时，铜钱开始大量退出流通领域，一方面是纸币开始大量流通，以弥补钱币之不足，继北宋的“交子”之后，又出现了“关子”、“会子”等；另一方面，则是南宋铜钱质量普遍降低，使北宋以来铸造的大量优质铜钱退出。一方面良币都沉淀在了民间，“钱荒”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因为人们不愿保留劣币，会竞相使用劣币购买商品。结果劣币最终驱逐了良币。宋代凡是铸造大钱、铁钱和超量发行纸币的地方，几乎都出现过劣币泛滥、钱多为患的局面。这加剧了劣币贬值、通货膨胀。

在财政拮据和“钱荒”双重压力下，纸币作为宋代货币体系的一种创新，不幸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功能，沦落为政府攫取民间财富，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的工具。纸币发行的速度总是赶不上纸币贬值的速度，南宋朝廷在这种危险的货币游戏中苟延残喘，走上了滥发纸币的不归路。以“会子”为例，起初的面额是一会为一贯铜钱，等于1000文铜钱。金宋交战时，为了筹措军费，政府发行会子量猛增至一万一千五百多万贯，会子一贯跌到三、四百文。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宋理宗末年，蒙古大军压境，纸币更是滥发，市面上只见纸币不见米，二百贯会子，相当于20万文钱，还买不了一双草鞋。直至宋室灭亡前，一贯会子已经不值一文钱。而赵宋王朝的通货膨胀局面，至此已经不可收拾。宋代的货币体系全面崩溃了。

1276年，都城临安沦陷，南宋灭亡。“钱荒”的阴影犹存，宋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铜钱为主币的朝代。

会计是不是从会子演变来的？

zhw360050617： 会计是不是从会子演变来的？

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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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希望多些这样的学习资料

黑锡是指铅吧
白锡应该就是锡

不过台州那次钱荒我记得好像是北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