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古代货币发行最为混乱繁杂的时期，政府不但大量铸造不同面额的铜钱、铁钱，还创制发行了大量的会子、交子、钱引、关子等纸币，此外市场上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度牒、官告等有价证券以及金、银等准货币。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固然一方面是因为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另一方面也是内忧外患始终不断的宋政府不得不通过发行货币来应对不断加剧的财政压力所致。
在北宋早期，币制还是比较简单的，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基本上只有铜、铁两种钱币（铁钱一般只在四川等地使用），但是从北宋中期，这种情况开始复杂起来。在财政的压力下，政府开始大量铸造当二、当五、当十等大钱（铜钱），铁钱也一度突破了在四川地区流通的限制出现在了陕西地区，而交子、钱引等纸币也相继开始发行并达到了滥发的地步，同时度牒、官告、各种茶引、盐引等有价证券也都大量出现在市面上。北宋中后期币制虽然复杂，但其混乱程度若较之南宋则又大大不如。南宋不但继承沿袭了北宋的所有币种，而且新设置了不同货币区，创行许多地方性货币，仅以纸币而言，影响较大的就有钱引、会子、关子、淮交、湖会、关外银会子、四川银会子等多种，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南宋沿袭了北宋以铜钱为本位的货币体制，但是其铸造量却比北宋差得很远。在最初的几年里，南宋朝廷还打算恢复到旧时铜钱的铸造发行水平。建炎元年（1127 ）七月，工部员外郎李士观上书要求恢复江、池、饶、建等四大钱监的铸造旧额。但实际上，在遭受宋金战争的巨大摧残之后，南宋根本无力完成这一计划。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述了南宋初年铜钱的铸造情况：
（绍兴二年八月）癸巳,提点铸（铜）钱司言：“江、池残破、远涉大江，乞权就虔、饶二州并工鼓铸。许之。旧制，江、池、饶、建四郡，岁铸钱百三十万缗以赡中都（江州二十四万，池州三十四万馀，饶州四十六万馀，建州二十五万馀，共役兵三千八百馀人），其后皆不登此数。至是并广宁监于虔州，永丰监于饶州，是岁铸钱才八万缗。
自绍兴初，以江、池残破、远涉大江，遂废之。是岁，才铸钱八万（贯）。明年……（建州丰国监）岁额铸钱二十五万，然是岁才铸十二万缗耳……五年……明年……赣、饶两监新额钱四十万缗，提点官赵伯瑜以为所得不偿所费遂罢铸钱……十三年韩球为使，必欲尽铸新钱……然所铸亦才十万缗……二十七年，户部侍郎林觉请……权以五十万缗为额……二十九年……明年夏，泉司言……请权以十万缗为额，工部奏为五十万然亦止铸十万缗而止云。今泉司岁额增为十五万缗。
关于上段引文中绍兴十三年（1143）韩球铸钱的具体情况，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另有详细记载，现录于下，以供参考：
（绍兴十三年闰四月丁酉）直宝文阁提举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韩球请籍坑场户姓名，约定卖纳铜数，许之。先是，……至是，球必欲尽铸新钱，调民兴复废坑，至于发坟墓，坏庐舍，而终无所得。郡邑或毁钱为铜以应其命，民大以为扰，其后岁收铜二十万斤（原注：潼川府、兴利饶信池潭连韶汀建南剑州、卲武军凡十四场，总二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两，系黄、胆二色），铁二十八万斤（原注：洪信饶池徽抚吉江舒潭辰处建韶黄惠宾郁林州，兴国军，凡三十八场，总二十八万三百二斤十三两）铅十九万斤（原注：信舒潭衡峡衢处温韶连浔邕建宾南剑南恩州，兴国桂阳军，凡二十四场，总十九万一千二百有十九斤十三两）锡二万斤（原注：衡郴贺州、桂阳军，凡五场，总二万四百五十八斤 ）， 皆不登祖额（原注：此绍兴三十二年虞部数也。祖额铜七百五万斤，铁二百十六万斤，铅三百二十一万斤，锡七十六万斤 ）。
此外，熊克在《中兴小历》中也提到：“绍兴二十五年犹得一十四万六千缗，二十六年得二十三万缗（原注：孝宗定铸额岁十五万缗）”。时人汪应辰则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上书说：“东南铸钱……比来止以四十万为额……去年所纳仅及五万，而仍以六万为羡余而献”。史籍中并没有关于高宗朝全部各年份铸（铜）钱量的系统记录，但是根据李心传、熊克、汪应辰等人上述记载，我们还是可以大体上判断高宗年间的各年份铸（铜）钱量：高不过 20 余万贯，低则只有几万贯。高宗朝之后的历朝铸（铜）钱情况也未能好转。孝宗朝可谓是南宋社会经济形势最好的一段时期，但是即使在此一段时期，宋廷铸（铜）钱量也未有起色（但所铸铜钱质量有所提升，下文会另有介绍）。
从高宗朝开始，宋廷就明白恢复北宋旧有铸（铜）钱额是不可能的，所以每年所订“岁额”（即计划铸钱额度）就开始不断下降，大约到了孝宗淳熙二年(1175)、三年(1176)之后，岁铸额固定在了十五万贯，之后历朝基本上也都一直都延续这一额度。而就是这一大大缩小了的岁额，在实际上宋廷也很难完成。《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九载：嘉定十五年有臣僚上言，“今九路为一司，岁额近有十五万，乃累政积压，至五六十年之钱犹未起发”；巩嵘的墓志铭称其在宁宗时“擢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司，职事修举，直秘阁因其任，七十余年旷典也……冶司孝宗朝定铸额岁十五万缗，后浸亏额，六不及一。公推原病端，知楮轻币重，售不酬费……公置局淘洗，所得皆精良，于是尽还故额”之钱上交；“大概献于朝廷者，新钱常少旧钱常多”。
总之，南宋铸造铜钱很少，每年的铸造量基本都是在几万到十几万贯之间徘徊，这不但与北宋铸（铜）钱高潮期熙、丰年间动辄几百万缗比起来相差甚远，就是与北宋前期的一百三十余万贯年铸量比起来也大有不如。
南宋铸（铜）钱量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北方铸钱监丧失、战争带来的时局动荡等，但其中最为核心的因素则是铸造成本过高。首先，宋代产铜与铸（铜）钱地区主要集中在南方，淮河以北很少。北宋铸（铜）钱监中只有卫州黎阳监、绛州垣曲监、以及陕西的一些钱监沦陷于金，而其他各监还都在南宋统治区内。孝宗时代所编的类书《锦绣万花谷》一书中曾引用南宋杨舜俞的记载称南宋初年国内还有七个铸（铜）钱监“饶之永平，池之永丰，江之广宁，韶之永通，建之丰国，严之神泉，赣之铸（铜）钱院”。
从这一记载来看，南宋基本上继承了北宋铸（铜）钱监体系的主体。因此，国土沦陷不是南宋铸造铜钱数量大减的直接原因；其次，战乱肯定会对铸（铜）钱量产生影响，如绍兴二年（1132），“范汝为作乱，权罢建州鼔铸”，但是高宗朝中后期及孝宗朝大部分时期，时局应该算是比较安定的，此时铸（铜）钱量依旧未见起色，足以证明战乱也不是南宋长期铸（铜）钱量大减的主因。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南宋铜钱铸造大减的主要原因呢？笔者翻阅了大量史籍后发现，当时南宋朝臣们在谈论铸（铜）钱时，提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成本问题“所得不偿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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